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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四年九月，譯林出版社再版了幾近絕版的、徐霞村翻譯的法國作家比爾.綠諦（現多譯為皮埃爾.洛蒂）的小說《菊子夫人》，應該說此乃一件嘉惠書林的好事。但其封面卻是一個背向讀者、穿著和服的日本女人的攝影，這女人的周遭復散佈著數片飄零的落葉，甫一寓目，感覺倒也貼合主題（圖一）；然則倘若與其初版的封面比較起來，總覺得其意蘊究竟還是差了許多。 徐霞村所譯的《菊子夫人》於一九二九年三月由商務印書館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種初版發行，其封面設計者是劉既漂。 劉既漂似乎很有些時間不再被人提起了。據我所知，此公乃廣東梅縣地區人，生於一九OO年，卒於一九九二年，是中國現代畫家、雕塑家和藝術教育家。其早年曾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及巴黎大學攻讀建築及圖案設計；一九二七年秋回國，在林風眠任校長的國立杭州藝專圖案系擔任主任、教授，遂得以將所學所思應用於美術和建築藝術實踐並大有建樹。此外他還為一些新文學書刊設計封面，並以其新穎的現代藝術風格於彼時業界頗具口碑。令人遺憾的是，不知何故，未過多久，三十而立的劉先生便金盆洗手，自此不再染指此道。然而，儘管其從事書裝藝術實踐的時間很短，作品無多，但畢竟留下了獨特的印跡，況且，天下也並無以作品多寡來衡量其藝術水平高下的道理。有鑑於此，我覺得在中國現代書籍裝幀藝術史上，是應該為其留有一席之地的。 劉既漂的這一封面作品，主要由三個元素構成：一是菊花，一是女人，另一個是書名字體（圖二）。菊花被抽象成十六瓣八重表菊紋樣，女人被概括為線條和色塊，而書名則使用“設計字體”。不難看出，此三個元素的選定，已然透露出作者於審美追求上的一些信息，正因了此三元素的有序排列和對比，整個畫面便顯現出簡約、精緻、醒目、和諧的裝飾之美。僅此一層，其已勝譯林版封面遠矣。 不唯如此，若進一步考察這些設計元素的內蘊，則似乎又不難發現作者為表現小說的主題而特具的良苦用心。眾所周知，菊花乃是日本人除櫻花之外所喜歡的花種之一，而十六瓣八重表菊紋卻正是日本皇室的徽記，僅基於此，我以為那有序排列的菊花紋樣，便不可僅僅視作裝飾之美，作者於此明顯有著藉以指代故事的地域性和呼應女主人公名子的雙重用意。而概括女人的流暢線條和對比強烈的色塊，細品也便能分明輪廓出一個穿著和服、挽了“大和髻”的“菊子”的形象，值得玩索的是，正是因了線條的流暢和傾斜，作者像是為我們預設了解讀“菊子的形象”的多種可能：倘是面左，菊子恰好是一個穿了和服、彎腰施禮的普通日本女人；若是面右，則又像是一位矯首昂視、傲骨嶙嶙的貴婦人。如此索隱，也許多餘以至誤入旁門左道，但聯繫設色上燙銀技法的運用，除卻追求視覺上的炫目感之外，這種奢華氣場的營造，莫不就是為的註解女主人公的多面性格，於此，我們也只好暗暗佩服他在塑造人物矛盾性格方面的高超手段了。至於書名的“設計字體”，據說在當下的電腦時代，此道已成為業界人士不屑一顧的雕蟲小技了，因此也還頗有必要說它一說。劉既漂創作的這幅書名，幾何線條中隱含著三角形狀，一方面與菊紋、髮髻等圓形形成對比，保持了平衡關係，看來既已滿足了視覺效果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又特別值得注意，各字體邊線的質感猶如黑鐵矛戈般直刺，尤其是“夫人”二字，則簡直就是武士刀所砍削而成的了，倘細心品咂，此處卻似乎仍有深意存焉。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或許正是劉既漂自己所理解，並用另一種形式所寫就的“菊與刀”罷，而他的種種發現，居然比寫作《菊與刀》的魯思.本尼迪克特早了將近二十年。 綜合起來看，劉既漂的這幅封面畫，以簡約元素寄託深刻內蘊，技法上又舉重若輕，全無斧鑿痕跡，既準確傳達了原著的題旨，又闡釋了自己獨特的意思，所謂悅目醒神、意蘊深長是也。莫說與譯林出版社的新版封面相比，便是於彼時高手林立的書裝界，也允為佳作。 臨了，還有一點需要指出。鄧中和在其所著《書籍裝幀創意設計》一書中，認為徐霞村翻譯的《菊子夫人》的封面作者是葉靈鳳。不確。因為徐霞村在“譯序”中有云：“ 我還得感謝劉既漂先生，為他給我畫了一幅這樣美麗的封面。”我相信徐霞村的記憶是可靠的。倘鄧先生能於大著再版時糾正一時妄言，以避免以訛傳訛，則善莫大焉。（注：本文在寫作時部分參考了金小明先生《劉既漂：“裝飾藝術”探索》一文，志此以表謝忱）
（圖一：譯林出版社二OO四年九月版封面）
（圖二：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封面）
(全文完)
本文作者“群山”，現居北京，目前已發表了559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群山”關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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