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跨年夜，湖南衡南縣三塘鎮的羅氏夫婦被自己十三歲的兒子錘殺。事發三十多個小時後，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弒親者有智力障礙的姐姐在講到這件事時，只會說幾個零碎的詞語：錢，遊戲。親戚據此理解，是父母不給兒子錢打遊戲，引發了血案。可這條線索如此破碎模糊，現在誰也說不清，少年真正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人們很自然地想到另一起案件：湖南沅江泗湖山鎮，十二歲的少年小吳朝母親連砍二十刀，致其當場死亡。衝突的起因，現在想起來很是匪夷所思，小吳偷偷抽菸，媽媽發現後大為光火，舉起皮帶打了兒子一頓。
這兩起慘案只相隔十幾天，震驚疊加，寒冷徹骨。
人們顯然慌了神，呼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聲音就沒有停過。關於這個問題，刑法專家說得很明白，簡單降低年齡非但不能遏制犯罪，還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會人格等新問題，是迴避問題、轉嫁責任的做法。
但是大家的焦慮是真實的，人們很迷茫，不知道該拿這樣的“小惡魔”怎麼辦。尤其是阮江弒母案後，當地一時不知道如何處置如此年幼的罪犯，一度想讓他回到學校上學。家長們群情激奮，真不是歧視。最後小吳被送到長沙接受管束教育，衡南縣也有意參照此方案，處置錘殺雙親的小羅。在現實條件下，這是個不壞的結局。
不過，可能你也感覺到了，焦慮遠沒有平息。我翻來覆去把兩條新聞看了好多遍，也不能理解，年幼的子女如何下得了手，用如此殘忍的方式殺害父母。這實在突破了倫理的極限。這麼說吧，再狗血的電視劇，也只敢寫逆子打罵爹孃，要是哪個編劇大筆一揮，安排毛頭小子砍死爹媽，搞不好要被觀眾寄刀片的。
可現實是，小吳砍死了母親，事後卻鎮定得彷彿什麼也沒發生，即便在警察叔叔面前認錯，也只輕飄地吐出一句“我又沒殺別人，我殺的是我媽”，小羅寫下過表達孝敬雙親的作文，可舉起錘子的那一刻，寫在作文紙上的詞句似乎只是純粹的修辭，觸動不起心底的一絲波瀾。
“不能理解”的事，卻接連發生，這本身比不知道如何懲罰和矯正“小惡魔”，更讓人擔憂和警惕。
這兩個年幼的弒親兇手，多少都和“留守兒童”沾邊。小吳的父母在外打工多年，早年在爺爺奶奶無當的溺愛下生活，媽媽回來後，又開始了粗暴的“嚴管”，矛盾不斷升級。小羅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留守兒童，可是母親和姐姐都有智力障礙，父親忙於生計，很少陪伴，只能慣著孩子，以此“彌補”。
這一切，都沒有超出我們對留守兒童的印象，這一切，也完全沒有讓事情變得可以理解。
其實，對“留守兒童”現象本身，生活在城市裡的我們，也從沒有真正瞭解過。我們抽象地知道，他們孤獨，缺少陪伴和適當的教育。可是，我們其實完全不能想象，他們是如何長大的。我們只知道，青壯勞動力離開了，但與之息息相關的鄉村倫理失落、精神世界的凋敝，卻難以真正覺察。連接彼此的，只是質樸的同情，或者茫然的恐懼。
很少有人會突破人格極限，釀成弒殺父母的人倫慘案。但孤獨的生長環境、貧瘠的精神世界，早已埋下了不詳的種子，不知道在哪裡會結出讓人費解的惡果。學者張丹丹做過針對留守兒童犯罪的調查，在她走訪的男子監獄裡，有17%的服刑人員曾經是留守兒童。學者忍不住設想未來十年的犯罪情況，具體情形自然難以確定，“但整個社會都在承擔成本”。
作家袁凌在非虛構作品集《青苔不會消失》裡，寫過走上犯罪歧途的留守兒童的故事。那篇長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細緻地還原了幾位主角的成長軌跡，努力接近他們的內心世界。其中最叫人感慨的，是化名崔凱的小夥子的經歷。和其他幾個一路迷茫、一路沉淪的孩子不同，崔凱考上了大學，後來又找到了穩定的工作，還攢下了十萬元的積蓄。可和同事的一次齟齬，又不經意勾引出他心底的惡獸。他抄起紅酒開瓶器，刺瞎了同事的眼睛。
崔凱一度以為，孤獨童年留給他的自卑和恐懼已經逐漸消失，但現實是，陰影一直在那裡，即便他已經很努力地融入正常的生活，早已不是動輒跟人打架的“壞孩子”。
袁凌把崔凱們的生活軌跡，形容為“拋物線式的沉淪”。下墜幾乎是宿命，只是你沒法知道，他們最後會跌落到哪裡。也許你很想拯救他們，可前提是，你得找到軌跡的起點，知道他們是如何被命運“拋”出去的。
精神不能互通，公共治理便無從下手。想要真正的改變，需要的是更多像張丹丹、袁凌們那樣的努力。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
三塘鎮是“全國小康示範鎮”、“全省經濟強鎮”，還是湖南省“詩詞之鄉”，阮江也是一個很有文化底蘊的地方。它們不偏僻荒蠻，也不是赤貧。極端案件有其偶然性，難以簡單歸因，可本該民風淳樸、傳統深厚的地方接連發生人倫慘劇，更警醒人們留意社會文化與精神層面的空洞。如果不能找到“拋物線”的原始驅動力，改變滋生“小惡魔”的土壤，誰也不知道，悲劇的魅影，會投到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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