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4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印度合伙人》是R·巴尔基执导的喜剧片，由阿克谢·库玛尔主演。影片根据印度草根企业家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主人公发明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机，为印度农村的经期卫生观念带来巨大变革的故事。
本片于2018年1月26日在印度上映，2018年7月印度政府取消卫生巾进口关税
根据2000年之后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将近6亿的印度女性之中，有超过80%的女性在生理期之时，并不是使用卫生干净的卫生巾，而是以布条等替代，甚至把树叶、土灰都往下面塞，以至于其中的很多人最终得了各种妇科病，轻则不孕不育，重则患疾死去。在印度，月经被普遍视为“不洁的象征”，别说使用卫生用品，就算谈论它都会使人感到羞耻。
曾经，印度超过80%的女性在生理期之时，没有干净卫生的卫生巾使用
在影片的叙事逻辑中，这些陈腐而荒谬的传统观念禁锢着印度女性，直到出现了我们影片的主人公拉克希米，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护垫侠！
前面说了，《印度合伙人》是根据TwinkleKhanna的传记改编，故事原型则是印度的草根企业家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他在经历了各种冷嘲热讽、歧视误解后，终于发明了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机械，为广大的印度妇女带来了经期卫生的改善和经济独立的福祉。
影片主人公发明了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机械，并放弃申请专利
影片中的充满喜剧效果和张力的戏剧化冲突，也折射出印度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批判了印度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的歧视，认为月经污秽不洁的错误观念，事实上，影片的宣传推广中，始终强调了破愚昧风俗这个重点——参见电影的相关海报。
破愚昧风俗是影片宣传的重点之一
在印度的传统里，月经被视为污秽不洁的，女孩子在来月经期间不能够触碰神像，因为这会“玷污”、“亵渎”神明，甚至不能接触泡菜等食物，因为据说一碰，美味的食物就会“变质”。
与此同时，她们还被半强制地要求与家人保持距离，不允许进入厨房或公共场合，只能在室外度过这段时间，就连晚上也不例外。在印度的一些偏远落后地区，有些女孩还会被赶去牛棚或者山上，在月经结束前不得踏进家门一步。
并且如前所述，女人在月经期间大多会使用脏布条、树叶甚至土灰这些东西，久而久之，患病几率也就越来越高，有的人甚至会因此致死。
然而，当我们在嘲笑（或者悲悯）阿三如此落后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即使在中国，至少40年前，很大一部分群体也没有科学卫生的经期保健，甚至，即使是一些城市知识女性还得不到印度妇女在经期不被『打扰』的自由。
如果我们相对平心静气地看影片所间接反映的印度传统观念，其中也是蕴含了一定的至少在形成过程客观上保护了女性权益的东西——比如这种禁忌避免了实际上避免了可能造成子宫内膜炎、宫颈炎、盆腔炎等妇科疾病甚至严重的会导致不孕的生理期性行为，和中国对所谓『撞红』的禁忌有相似之处。
有一个相类似的例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坐月子』。
关于坐月子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第12篇《内则》的内容是家庭内部父子、男女所应遵行的规则。
《礼记》目前的版本是在西汉年间整理完成，但能在很多侧面反映先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
《礼记》中这样写道：
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
大意是妻子将要生产，到了临产的月份，就要搬到侧室待产，在这期间，丈夫要派人一天两次去问候。到了临产的时刻，丈夫要亲自前去问候；这时候妻子不敢露面，就派贴身女仆穿戴整齐回答丈夫；孩子生下以后，丈夫还要一天两次地派人去问候。从描述的细节、反映出的派头可见，这里产妇主要指的是先秦的贵族妇女。
《礼记》是文献上的记载，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类似“产翁制”（男子在妻子生产期间，模拟妻子“分娩”，或在妻子分娩以后装扮成产妇卧床抱子，代替妻子“坐月子”）在壮族、傣族、仡佬族、藏族等民族中的广泛存在，说明广义上的坐月子习俗可能渊源于更早的时代。
也有人认为坐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廖育群《医者意也》），或者至少，宋代是这一传统的定型期或无疑问。无论是著名的竹林寺妇科传承还是其他许多妇科中医典籍，宋代都是一个相对集大成的时期，而坐月子习俗当中隐含的与怀孕、分娩有关的危险、不洁等观念和理学的兴盛也有草灰伏线的隐秘关联。
宋代以后，随着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逐步演化出今天广为人知的“坐月子”习俗与“月子禁忌”。
坐月子中有许多所谓的老规矩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说到底，中国的“坐月子”习俗并非完全基于医学和护理学，而是所谓的“封建传统礼教”（此处无贬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妇女产后纾解生殖焦虑、融入夫方家族的重要“文化仪式”。社会学研究认为，“坐月子”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发挥了调解家庭关系的作用，照顾月子者无论是产妇的婆婆还是其他长辈女性亲属，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产后护理知识和指导意见对产妇产生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既建立在对传统医学知识的信赖上，也建立在产妇对相关女性长辈的身份信赖和维护姻亲关系重要性的认同上。
在古代，分娩是产妇异常辛苦的一件大事，并且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同时更具有维系“香火”、保障家族世代传承的重要意义。产妇通过分娩，实现从人妻到人母、从“外人”到家人的角色转换，坐月子作为一种文化仪式把产妇在一定时间段内提高到家庭内部“至高无上”“重点保护”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在这个时间里，全家人甘愿为她付出、围着她转，产妇还可借此机会颐指气使、发泄各种不满、化解产前产后郁积的负面情绪——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这几乎是妇女一生唯一可以牛气冲天一把的时间段。此外，古今很多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同，不少“坐月子”的禁忌对于古人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所以，当今在破除不科学月子禁忌、排除其中隐含对女性禁锢的一面的同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把“坐月子”一味看成前人不可理喻的陋俗。事实上，这个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单纯医疗行为不具有的文化功能，它为产妇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亲情和伦理氛围。在具有科学上不合理一面的同时，也有巩固和适应中国特殊环境下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礼制的一面。
印度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同样需要我们现代人审慎地对待。
很多时候，认知水平取决于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比如宏伟壮阔而又精美无比的泰姬陵，早已成为印度著名地文化遗产，也是忠贞爱情地象征。然而我们细细爬梳泰姬陵背后的故事，泰姬陵是沙·贾汗为纪念他第二任妻子穆塔兹·马哈尔修建的，1631年马哈尔死于他们的第14个孩子出生之后，时年39岁——注意，这个万千宠爱在一生的女性，在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了生育了14次，就问你怕了没有？
泰姬陵是沙·贾汗为纪念他第二任妻子穆塔兹·马哈尔修建的
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不进步、权益得不到保障，和愚昧风俗有关，也和客观的认知水平以及其所间接反映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有关——我们不妨回顾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很多女性固然受到传统观念的禁锢，但是她们并不是不知道护垫好，只是55卢比一包对她们来说太贵。
这毋宁说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中国，生理期保健卫生问题的根本性普遍解决，和影片中这样类型的护垫侠无关，而是和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文体双开花有关。
1982年，我国有关部门决定拿出在当时稀缺而弥足珍贵的外汇进口卫生巾。决策者明智的地方表现在：所谓“进口卫生巾”，不是直接买卫生巾，而是非常“豪迈”的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卫生巾生产线，生产直条卫生巾。这个破天荒的事业，交给了位于北京冰洁胡同23号的北京造纸十一厂。
中国第一支外资品牌卫生巾O.B.的广告
1985年，中国第一支外资品牌卫生巾O.B.的广告创作完成，主创任小青回忆：它出现伊始曾四处碰壁，甚至连广告公司的女同事都持拒绝态度，理由和印度女性的说法如出一辙——“太羞耻了”。
但随着广告的播出，O.B.卫生巾很快倾销一空，还斩获了1985年全国广告创作一等奖，一时好评如潮。
1984年，国内厂商还尚未觊觎卫生巾市场这块新鲜的蛋糕之际，一个时年31岁、来自福建的乡下汉子已经开始准备“下手”了。他就是日后被称为『中国卫生巾大王』的许连捷，现任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CEO， 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
恒安集团是最早进入中国卫生巾市场的企业之一，是国内最大的妇女卫生巾和婴儿纸尿裤生产企业
他们是中国的『护垫侠』。
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
回过头来，《印度合伙人》非常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而且相比《中国合伙人》、《我不是药神》等影片，输出的价值观更加强劲有力，然而也毋庸讳言，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对创新创造和以专利制度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之间关系的理解，把假想敌关注在所谓的愚昧落后、税收政策失当而忽视产品乃至整个产业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以至于甘地纺车式的生产规模是不是商业上的最优解，拉克希米（男主人公名字）不爱拉克希米（财富、钱）的道德教化是否空疏，窃以为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有很大的认知偏差的。不过这就不是本文所能覆盖的了，咱们以后再聊。
附加题：为什么全世界的卫生巾广告都会使用蓝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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