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的嫦娥四號探測器登上月球的時候，人類探索月球的希望和決心又一次燃了起來。儘管在過去的幾百年內，我們並未對人類登月做過多少傑出貢獻，但在這希望之火將要燃盡之時，我們卻把它重新點燃！
下面我想說一個有關人類登月的夢想故事，它不關乎國籍、民族，它只關乎人類的去處！
得花一輩子時間才能夢想成真
那也一定要做
怕就怕一輩子都不夠
但這才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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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月第一步
1967年，阿姆斯特朗成為了踏上月球的第一人。可是，照片裡的月球腳印卻不是阿姆斯特朗的。並且，他在月面上沒留下太多照片。他是這次行動的指揮官，所以他倒給搭檔巴茲·奧爾德林拍了不少工作照，反過來奧爾德林卻沒抓到幾張阿姆斯特朗的精彩瞬間。更多時候，奧爾德林把膠捲花在了自拍上。知名的月球腳印就是他的。
身背攝像機的奧爾德林
固定在宇航服上的哈蘇相機就好像宇航員的另一隻眼，他們看不到自己。雖然沒什麼人記得巴茲·奧爾德林的名字，但站在照片裡“代替”阿姆斯特朗的真身都是他。阿姆斯特朗是登月第一人，卻像是奧爾德林的專職攝影師，在照片裡只能留下自己的暗影和化身。
這種怪事時有發生。
早在阿波羅11號登月的100年前，英國工程師詹姆斯·納史密斯（James Nasmyth）就在“月面”上拍攝了一組高清照片：
怎麼想都不敢相信這是距今150年的照片？那時離第一管膠捲的發明還差17年，離喬治·梅里愛拍出第一部科幻電影《月球旅行記》還差31年，離凡爾納寫出著名小說《從地球到月球》才過了8年。那時的人們還在用碩大的木頭照相機和火棉膠溼版底片照相，一張照片要花10秒才能曝光。更別說那時連火箭的樣子都沒人想到過。那，納史密斯是如何拍到這些照片的呢？
月球旅行記 | 劇照
在我們的印象裡，文藝往往走在科學前面。可是在19世紀，最有想象力的並非藝術家，而是科學家。納史密斯的這套照片是為一本月面學專著特別製作的插圖。當然，他也不是來自未來的時空穿越者，因為上面的照片沒一張是真的，卻又是當時無限接近於真的月面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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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名為《月球：被視作一顆行星、一個世界和一顆衛星》的月面學專著裡，沒有一張照片是月亮反射的光凝固而成的影像。這些以假亂真的圖像，其實是用一塊模擬月面的石膏模型板拍攝的，但比當時望遠鏡看到的月球影像更“逼真”。畢竟沒人能這麼近地去觀察月表的地質結構，所以符合人們對月球形象的預期就足夠真實了。這可不，照片剛一出版就叫人稱奇。
那些不懂月面學的人大概會信以為真。或許還會相信納史密斯和天文學家卡彭特所堅持的“特別火山活動”假說。這些照片的主旨就是要證明月球表面獨特的環形山構造的生成模式。在納史密斯看來，是火山活動導致了這種特殊的地貌結構。而這本書的封面也給出了斬釘截鐵的論詞，完美到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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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活動的成因就好比一顆腐敗的蘋果，內部的塌縮使表面形成溝壑。並且，有凹陷就一定有隆起。又好比用力伸直的手背隆起的皺紋，內部的壓力最終使表皮脹裂，岩漿從隆起處噴湧而出。在月球上可沒什麼大氣壓，噴射而出的岩漿就能沿理想的拋物線，勻均地灑向四周，從而形成環形山地貌。在當時，納史密斯堅持的這套理論盛行於世，加之精美的插圖，很多人都支持火山活動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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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難題是解釋月面射線系統，也就是以第谷坑為中心的放射狀亮色線的具體形成機制。納史密斯的解決方法很簡單。他模擬了劇烈的岩漿運動：先給一顆玻璃球注滿水，再放到水浴池裡加熱。裡面的水受熱翻騰、脹大，並在玻璃球上撐開了一條條輻射狀的射線紋路。換言之，只有在月殼內的岩漿運動達到頂峰時，才會產生射線系統，且脹裂的效果與玻璃球實驗一樣。這個實驗一箭雙鵰，還解釋了為何只有大型環形山周圍存在射線紋路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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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納史密斯的月面模型、月面攝影和理論分析堪稱完美，但他從沒有直接接觸過月球。所有的謎題都只有在1967年阿波羅11號登月後才能解答。可惜月球的岩漿富含鈦元素，重到沒法噴發形成環形山，所以就只能是小行星撞擊導致的。這就好比落入平靜湖面的一滴水，不但形成了漣漪，還能在中央濺起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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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阿波羅11號帶回的月面影像，納史密斯的石膏板更像“真的”。上面是凹凸不平的地貌結構，而不是光滑完美的理想樣子，與那顆滿目瘡痍的灰色衛星給人的印象更吻合。不過，納史密斯沒有看到自己堅持的理論得到證明或推翻，就已離世。而火山假說的競爭對手小行星撞擊說的提出者理查德·伯克特（Richard Proctor）也沒能看到最終的結局。
150年的時光有多遠？現在看來，只是滄海一粟。那些明明近在眼前，又怎麼也夠不著的東西最讓人遺憾。想必在19世紀中葉，讀過納史密斯《月球》的人一定覺得凡爾納在小說裡描寫的情節很快就能實現，但這一等就是100年。而今天的我們，看到科學界的最新發現時同樣興奮不已。可是，理論要能應用，夢想變成現實，如果也要花一輩子去等，大概我們就不會那麼興奮了，因為夢想正在和死亡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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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古書時，常覺得生命短暫 ，又覺得時光漫長。本以為人們對月表的準確描述只是近百年來的科學成果，卻發現早在400年前，伽利略就繪出了月球的立體畫像。同時他出版了一本名為《星際信使》的天文學專著。這本書的名字令人浮想聯翩，就好像早些年上映的科幻電影的名稱一樣，充滿未來氣質。沒過多久，卡西尼又繪出了當時最準確的月圖，現代科學家都能方便地找到每座環形山的具體位置。在探尋月球奧秘的名單裡，還有很多很多人，但他們的夢想和理論都沒有跑過死亡。想到這裡，我會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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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又想起了達芬奇專家卡羅·佩德列特的一段話：“如果達芬奇能活到現代，他一定會說我們愚蠢，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因為400年後的飛機還不能像鳥兒一樣煽動翅膀，電腦也不能像人腦一樣思考。還好他沒活到現在，否則他可能會阻礙今天的科學發展”。那麼，過去的科學家們要是穿越到今天，他們會相信美國人在1967年登陸了月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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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想和死亡的馬拉松賽跑裡，死神總是仁慈的。德國曆史畫家阿爾弗雷德·雷特爾的一張版畫《死亡一如摯友》就表達了這種情感。年邁的旅行者睡在一座哥特式鐘樓裡，天正矇矇亮，死神就來了。他為老友敲響了最後一聲挽鍾，同樣也是新日子的第一聲晨鐘。誰都不信死神是仁慈的，誰都覺得是他拉直了老人脖子上的套索，但胸口和帽簷上的聖雅各貝殼能證明清白。那時朝聖者與死神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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