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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6 月，徐向前元帥因為肺病住院治療，那天出門前，他看著自己居住的小院，輕聲說：“這次去，就回不來啦……”
一位百戰沙場的元帥，早已不懼死亡。面對前來探望的老戰友李先念，徐向前鄭重地說：“我的遺言有三條：一是不搞遺體告別，二是不開追悼會，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兩年之後，李先念病逝。臨終前，他也交代了自己的後事：“將來我的後事要節儉，一切按中央規定辦。我只有一個請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
從開國元帥到國家主席，他們做出了相同的選擇——將壯麗的大巴山當成自己魂歸之處。川東北那一片莽莽群山早已被鮮血浸染成為紅色熱土，那裡留下了徐向前、李先念金戈鐵馬的崢嶸歲月，更銘記著一段彪炳史冊的紅軍戰史。
初逢巴山：“全軍安危唯此一舉”
青山聳立，雲霧繚繞，小徑蜿蜒。在巴中市通江縣沙溪鎮王坪村的大山之中，大片行列整齊的墓碑默默豎立陵園，莊嚴肅穆，氣勢恢宏。這便是修建於1934年初的王坪烈士陵園。這裡是全國安葬紅軍烈士最多、規模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也是全國唯一一座紅軍為戰友修建的陵園。
靜臥在陵園之內的忠魂，正是當年徐向前、李先念麾下的千軍萬馬，更是他們終生難以忘懷的戰友袍澤。李先念在談及自己骨灰撒放時曾說：“那裡是我成千上萬的戰友流血犧牲的地方，我捨不得犧牲了的戰友，我想和他們在一起。”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被迫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此時的四方面軍，已來到生死關頭，部隊減員嚴重，四面強敵環伺，有人甚至提出了分散突圍的主張。
畢業於黃埔一期、歷經無數戰火淬鍊、擔任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斷然否決了分散突圍的意見，認為那隻會被各個擊破。危急關頭，唯有全軍上下擰成一股繩，置之死地而後生。要撕開敵人重兵佈防的包圍圈，需要一把鋒利的尖刀。徐向前選擇了麾下的34團，這是一支打過無數硬仗的主力部隊，也是連遭挫敗的四方面軍最後的家底了。34團團長，正是勇冠三軍的猛將許世友。
許世友沒有辜負厚望，拼死力戰終於在敵軍接合部打開一條通道，讓命懸一線的四方面軍主力得以暫時脫險。此後一段時間，敵人圍追堵截，四方面軍失去了根據地，向西千里轉戰，多次穿越秦嶺山脈的崇山峻嶺，還在關中平原與敵連番惡戰。雖然四方面軍屢屢涉險過關，保存住了革命火種，但部隊本身已疲憊到極點，形勢危在旦夕。
此時，四方面軍太需要一塊休養生息的根據地，再這樣東奔西走，將難逃覆滅的命運。最終，四方面軍統帥的目光落在了四川的大巴山。大巴山地勢險要，物產豐富，而且四川軍閥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帶混戰，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虛，正是入川的大好機會。經過會議討論，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佔領通江、南江、巴中地區。
這一次，打頭陣的依舊是許世友。他率部快速向四川進擊，沿途的川軍軍閥一觸即潰。許世友興高采烈，向周圍人說道：“這幾個爛關，我要衝就衝，要守就守！四川人打仗不行！”
1932年12月，四方面軍兵分三路，25日攻佔了通江；1933年1月下旬，攻克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紅四方面軍入川僅一個月，就殲敵3個團，擊潰8個團，解放了三座縣城及其周圍的大片地區。“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形成。
鏖戰巴山：十個巴中人中就有一個參加紅軍
四方面軍入川，建立起以巴中地區為核心的川陝蘇區之後，無數大巴山的青年參軍入伍。四方面軍入川時僅1.4萬人，兩年後撤離川陝蘇區時，人數達到8萬，四川籍戰士成為絕對主力。這些昔日拿鐮刀的手一旦握住刀槍，立刻成為虎狼之師。無論在巴蜀家鄉抑或是千里之外，巴山兒女九死一生，血染沙場。
據瞭解，當年巴中總人口約120萬人，參加紅軍達12萬人，犧牲4萬餘人，每10人中就有1人參加紅軍，每30人中就有1人犧牲。
李先念晚年在病床上曾感慨地說道：“川陝根據地的創建和成功，是人民支持的結果。”他還對前來探望的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的負責同志說：“我們不把老區建設好，就對不起老區人民。”
回首當年，李先念進軍川陝蘇區，來到巴中的歷程，比起其他將帥更為痛苦煎熬。早在鄂豫皖根據地的反圍剿戰鬥中，擔任紅軍第11師政治委員的李先念腿部中彈，身負重傷。此後的千里西進直至南下四川，李先念都是在擔架上，指揮部隊翻越秦嶺，涉渡漢水，進入大巴山。
那顆射入他腿中的子彈，一直未能取出，隨他走過漫長的60年曆程。1992年６月27日，李先念的遺體在八寶山火化，這顆子彈已熔化成花瓣形狀。
在大巴山，紅軍不斷髮展壯大，李先念的傷勢也逐漸痊癒。然而這一切卻令反動軍閥坐立不安，1933年11月，國民黨川軍集中了110多個團、約20萬人的兵力，對川陝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六路圍攻”。
巴中無疑是這場大戰的主戰場，徐向前指揮紅四方面軍採取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與敵鏖戰10個月之久，最終打破了敵人氣勢洶洶的“六路圍攻”，取得了殲敵8萬餘人的重大勝利，成功收復川陝蘇區首府通江。
也是在反六路圍攻戰役中，年僅25歲的軍政委李先念指揮部隊在黃貓埡地區一舉圍殲國民黨軍1.4萬餘人，令四川軍閥為之膽寒。
巴山情義：最後的一碗米用來做軍糧
紅軍能夠在川陝蘇區迅速壯大並在軍事上節節勝利，與有情有義的巴山兒女無私支援分不開，川陝蘇區創建的兩年多時間裡，巴中投入運輸力量約100萬人次，提供軍糧數十億公斤。
巴中人願意死心塌地跟著紅軍走，也是因為他們認定紅軍是窮苦人的隊伍，是一家人。當初紅軍初來乍到，徐向前要求各部隊組成工作隊，分片包乾，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級紅色政權和群眾組織。徐向前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堅定地說：“我們紅軍來到通南巴，立腳生根，關鍵在於發動群眾，要給廣大群眾講清楚，我們紅軍是一不為錢，二不為官，是解放受苦受難的工農大眾。”徐向前還說：“天下窮人是一家，群眾對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傳，跟你鬧革命，否則，雷打他也不會動彈的。”
有了紅軍撐腰，人們敢於起來向地主老財討還血淚債了。土豪劣紳喪盡往日的威風，被農民踩到腳下。每次開倉分糧，就像趕集似的，從四面八方湧來衣衫襤褸的人群，訴說著紅軍的恩德，歡天喜地，領回了分得的糧食、財物。
1933年夏天，駐在東興場鄉一帶的工作隊發現金盤、鳳凰嘴村不少貧苦農民患嚴重的瘧疾、痢疾等病，不少農戶大春種不上，荒了不少田地。徐向前即令紅軍衛生隊去給農民防病治病，還派了一個營的紅軍戰士幫助沒有種上莊稼的農戶全部種上了莊稼。
最後的一碗米用來做軍糧，最後的一尺布用來做軍裝，最後的親骨肉送去上戰場……正是當年巴中的真實寫照。
走出巴山：“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蘇區，開始長征。此時的四方面軍中，大多都是巴山兒女，他們堅定地追隨著自己的信仰，踏上漫漫征途。在這些巴山兒女遠離故土，南征北戰之前，還有一位巴中人早就堅定地追隨紅色理想，走上革命道路。他就是來自巴中平昌的劉伯堅，被毛澤東譽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劉伯堅自幼聰明好學，才華出眾，很早就聞名於川北，保寧府尹一度要他當秘書，並任命他為蒼溪縣縣長，但他志不在此，婉言謝絕說：“不謀高官厚祿，志在求知報國。”1920年赴歐洲勤工儉學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並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組建了中共少年共產黨，後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伯堅在法國留學期間，多次向家鄉寄回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信，成為馬克思主義在巴中早期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
1926年劉伯堅回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應邀到馮玉祥部任總政治部副部長。因為這段經歷，他與國民黨高層人士馮玉祥、于右任、鄧寶珊等人，有過密切接觸。
1930年秋，劉伯堅與妻子王淑振一起前往中央蘇區。1931年11月，劉伯堅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工農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他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在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圍剿、鞏固和發展紅色區域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紅軍長征之後，劉伯堅留在蘇區堅持鬥爭。1935年3月，劉伯堅突然遭敵前後夾擊，左腿負傷，昏倒在地被俘。
獄中的劉伯堅面對敵人拋出的高官厚祿，大義凜然地拒絕。其實那時的他，甚至不必屈膝投降，只要肯求人相助，未必不能保全性命。因為早年的經歷，他與許多國民黨高層人士熟識，只要這些人出手，事情或許還有轉圜。
然而劉伯堅視死如歸，先後寫下了氣貫長虹的《帶鐐行》《移獄》《獄中月夜》等詩篇。他還專門寄出家書，讓親人們不必去求助國民黨人士。“你們千萬不要去找於先生（指于右任）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於、鄧同我個人的感情雖好……但我為中國民族爭生存，爭解放，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不要在北方張揚，使馬二先生（指馮玉祥）知道了，做些假仁假義來對付我。這對於我絲毫沒有好處，而只是對我增加無限的侮辱，喪失革命者的人格。” “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
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這是劉伯堅的志向，也是千千萬萬巴山兒女的選擇。從巴山深處的血染紅葉，到祁連山的漫天風雪，直至抗日戰場的硝煙，大巴山的漢子們百折不回，百鍊成鋼。巍巍大巴山，養育了他們，更賦予了他們大山一般堅毅的品格。
視覺 / 楊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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