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顧晉遇到了一個病人，央求給他做手術。
“腫瘤太大，我實在做不了。”顧晉拒絕了。病人曾做過一次直腸癌手術，術後10個月出現了造口部位癌。顧晉見到他時，腫瘤已經侵及腹壁。
病人不甘心，“我才32歲，還想看著女兒長大。但現在，我甚至無法擁抱她。”
因為這句話，從醫30年的顧晉最終拍板，做！他解釋，這是一場關乎患者“尊嚴”的手術。
手術做完，病人異常激動，他說自己重新品嚐到了在人群中行走的滋味。遺憾的是，半年後，患者還是病情復發去世了。
2018年10月13日，在“緩和醫療（安寧療護）國際高峰論壇暨藝術行動”上，顧晉分享了這則故事，“無論是外科還是內科醫生，都應該關注患者尊嚴，關注舒緩醫療。”
這一天，10月的第二個週六，也是世界臨終關懷與緩和醫療日。
1
生前預囑，是否有法律效力？
“我準備好了，我會死得很好！”高峰論壇上，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再次一語驚人。
這句話，他在2018年4月的“生命教育與死亡輔導”清明論壇上也曾說過。他今年已經73歲了，給自己簽了生前預囑，愛人也簽了一份。
有人請他講講自己對生死的理解。“我在你們的年齡從來沒想到死，偶然想到覺得很可怕，但人生閱歷豐富了以後，對人生的意義就會有更多瞭解。”望著臺下的年輕人，韓啟德為生前預囑“站臺”。
生前預囑是實施緩和醫療的第一步。傳統醫學模式下，患者若不作聲明，醫生在患者病重之時會盡全力搶救。生前預囑就是在健康或意識清醒時簽署文件，說明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要或不要某些醫療及護理。
“選擇與尊嚴”網站擬寫了生前預囑的樣本，即“我的五個願望”——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樣對待我，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麼，我希望誰幫助我。
不過在中國，當生死離別來臨之際，並沒有相應的政策和法律規定為生前預囑提供依據。院方一般會拿出幾套治療方案供患者家屬選擇，如果患者事先擬寫了生前預囑，家屬也同意不實施治療，院方才會提供緩和醫療。
“生前預囑想要生效，靠的是醫患溝通所達成的共識。能否提高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韓啟德說。
1976年，美國加州通過了《自然死亡法案》，允許患者依照自己的意願，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統延長臨終過程，自然死亡。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國，也有專門的生前預囑立法。
而在日本，推廣生前預囑採取了另一種模式。厚生勞動省要求所有醫生在接診時，第一時間瞭解病人對於自己臨終的要求，並將其作為病案納入病歷管理。醫患充分溝通，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將其變成機構和個人之間的約定。
在羅點點看來，日本這種鄉規民約的方式，或許更符合中國現有的環境。
國務院參事鄧小虹希望有朝一日，來了終末期病人，醫生能習慣性地問一聲家屬，“有生前預囑嗎？”
2
“臺灣緩和醫療走了35年，大陸頂多3年就夠了”
按照患者本人意願，以儘量自然和有尊嚴的方式離世，緩和醫療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理念推廣之外，緩和醫療覆蓋的範圍更廣了，手段也日益多元化，但挑戰仍在。
墨爾本聖文森特醫院緩和醫療中心醫生Jennifer Phili給出的答案是：將緩和醫療納入非腫瘤患者照護體系。她參與的一項研究顯示：在門診為晚期的呼吸困難患者提供綜合呼吸服務，能夠很好地控制呼吸困難並改善生存。
在中國，非腫瘤患者的緩和醫療，目前還在摸索階段。
緩和醫療不僅停留在生理層面，還要求考慮到精神和心理層面的需求。
“醫學靠兩條腿走路，一條是技術，一條是藝術。如果醫學不想成為殘廢的醫學，兩條腿都要有。”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康復科主任唐麗麗看來，腫瘤心理學就是醫學中的一門藝術。
高峰論壇上，有記者問臺灣“安寧療護”之母、成功大學護理系教授趙可式，如果用臺灣作為參照的模板，大陸的緩和醫療處在哪個階段？
趙可式用故事做了回答。幾年前，“安寧療護病房裡的婚禮”是臺灣媒體們的最愛，“未婚妻快不行了，未婚夫說我還要娶你，大家都來拍。其實這不是緩和醫療真正要傳遞的信息”。
她最大的心願是未來不再有“安寧病房”這個概念，“所有人都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中，有尊嚴地走向死亡，為什麼還要安寧病房？”
微信ID：scgczz長按關注中國商業走向
閱讀更多 市場觀察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