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丨中國非要造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不可嗎？

摘 要

所謂“中間群體”在形式上看似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沒有多少區別，然而，在本質上它卻與馬克思恩格斯的“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相去甚遠，它完全是西方主流意思形態在我國的衍生物。事實表明，由於“中間群體”或“中間階級”的許多先天不足，使它不論在什麼社會條件下都既不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柱石，也不是推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中堅力量。在我國現實條件下，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及一心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才是我國維護社會穩定、推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刻意去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建設所謂“橄欖型”社會。聯繫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以及我國當前的具體實際，那種刻意要培植“中間群體”的作法，很難阻止其向下滑落的固有規律的作用與變動趨勢。所以，在我國，要刻意去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建設所謂“橄欖型”社會的主張，只能是一個美好的夢想，很難如人所願。

【本文為作者屈炳祥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在我們欣欣然跨入新世紀後，關於所謂“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群體”的話題在我國的主流媒體上一直沒有間斷過；當我們進入本世紀第二個10年時，其出現的頻率更是越來越高了。有消息稱，在2018年7月至9月兩個月的時間內，僅國家的某一個部門，“已多次組織召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專題或專家座談會，研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思路和舉措。”[1] 同時，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及領導人著文、演講與談話，總是忘不了這一話題。可見其熱度之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應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有效擴大內需、穩定社會預期和信心的迫切需要”。[2] 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為“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國家的脊樑”、“真正的中堅力量”，或社會穩定的柱石。[3] 至此，使人們不得不追問：

第一，何謂“中間群體”？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是什麼關係？

第二，“中間階級”或“中間群體”是否真地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柱石”？

第三，中國是否也需要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

第四，中國是否可以人為地培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

以下，筆者將逐一對此作出說明。不妥之處，敬請學界朋友批評指正。

一、何謂“中間群體”？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是什麼關係？

這個所謂的“中間群體”，按照國家發改委2018年9月14日在其官方網站所做的解釋即：按全國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和中高收入戶三個群體。因此，“中間群體”也被稱之為“中等收入群體”。那麼，“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是多少？“中間群體”的收入標準是一個動態的、可變化的，而不是一個靜態的、固定不變的數，因而它會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分配製度的改革與分配政策的調整而發生變化。以2017年為例，其中等偏下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中等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平均為23628元。那麼，這個所謂的“中間群體”到底是指哪些人群呢？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推出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報告（2010）所作的規定，我國的“中間群體”主要包括如下幾類：一是科學、技術、研究等領域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和初級以上職稱以及暫未評定職稱的專業人員；二是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等各種經濟類中小企業的經理、企業家；三是各級從事行政事務、公共事業管理與服務的專職管理者與辦事員；四是私營業主、小業主、小商販等；五是“白領”工人、包括農民工中有一技之長的人；六是從事商業、服的務人員；七是各類自由職業者，等等。

這個所謂的“中間群體”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是什麼關係？筆者見，如果僅從人口的社會結構和收入水平等方面來衡量，它同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沒有太大的區別。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劃分和確立“中間階級”時，除了財產佔有關係之外，的確也考慮到了人口的社會結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即《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冊）一書中曾明確指出，我們所說的“中間階級”往往就是指那些“介於工人為一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一方之間”[4]653 的各種社會群體中的人們。起初的“中間階級”，多指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等一類的小資產階級，甚至把那些小資本家也包括其中；另外，由於資產階級國家管理的需要及社會公共需求的發展，便產生了眾多的非生產勞動者，如國家機構中的文職人員、軍人、警察、獄吏，以及經理階層、受僱傭的醫生、律師、教師、學者等；再後來，又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如股份公司的出現，使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發生了分離，隨之便出現了新的經理階層和其它類型的專業管理人員，等等。這樣，這時的“中間階級”又有了新的擴展。

不論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中間群體”或“中間收入群體”、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所說的“中間階級”，基本上都是指的同一類人群。既然如此，那我們今天為什麼不沿用馬克思恩格斯的“中間階級”一語，而要標新立異，另樹一幟呢？筆者認為，過中緣由大概有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從國際上講，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歷來就有一股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存在，尤其是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結束以後，其主流意識形態領域更是藉著西方資本主義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對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理論（包括其“中間階級”理論）進行發亂，進而引發了人們對這一理論的普遍懷疑。與此同時，在西方一些較進步的社會團體，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包括其中的“中間階級”理論的重新探討與重新認識。這種重新探討與重新認識的結果，便產生出了諸如所謂“新中間階級”、“新小資產階級”、“新工人階級”等一系列新理論。這些關於“中間階級”的新理論的出現，促使西方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劃分與確定階級的標準作出反思，結果捨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劃分與確定階級、包括“中間階級”的根本標準，提出了以所謂經濟政治地位、生活方式、職業、社會聲望、受教育程度等作為劃分與確定階級的新標準。其實，他們提出的所謂新標準一點也不新，這些新標準馬克思恩格斯當年也曾提出過。他們認為，劃分和確定階級、包括“中間階級”，除了佔有生產資料這個根本標準之外，還有一些輔助性、補充性標準，如人們的生活方式、經濟利益、社會地位、階級意識、社會心理、文化習慣等等。可見，這些西方學術界的大佬們只不過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標準作了閹割，作了一種本末倒置或避重就輕的選擇而已。他們的這種選擇完全扭曲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階級、包括“中間階級”劃分的理論。他們的這樣做法，不僅在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而且在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這種影響自然也嚴重侵蝕到了我們中國，它不僅搞亂了我們的學術界，也搞亂了我們整個國人的思想意識。

西方學術界的大佬們不論他們怎麼閹割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他們總還認可在自己生活的那個社會里仍然有一個“中間階級”（注意其中的“階級”二字）的存在，而在我們中國學術界乃至國人的普遍意識中卻並沒有了這種認識，所有的只是一個所謂的“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群體”，連一個“中間階層”都不提。為什麼會是這樣，這與下文所要說的情況有關。

第二，我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第二個30年之後，由於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過去強調階級鬥爭轉移到了經濟建設。為了儘快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黨和國家為了從多方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利用積極因素，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對前30年的一些政策與作法作了調整或糾正，如為當年的地、富、反、壞、右幾類人員作了摘帽與平反，宣佈地主、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的剝削階級已經消失，等等。這樣，舊有的階級、階級關係不復存在了。同時，這個時期，由於國人都是從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過來的人，對於文G中曾經出現過的一些過火行為及其在這其中所受到的衝擊和傷害仍心有餘悸，深感後怕，只要有人再提到階級、階級鬥爭就會由衷地感到厭惡與憎恨。因而，“階級”及其與之相聯繫的“階級關係”、“經濟分析”、“階級鬥爭”就成了人們最忌諱的字眼。另外，面對現實，我國進入新時期以後，由於改革開放大戰略及其一系列大政策的實施，特別是鼓勵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等重大舉措的實施，使一批批新的社會群體，如前所說的那些企業家、經理、私營業主、小業主、小商販、辦事員、白領工、服務人員、自由職業者等迸發出來。對於這些新出現的社會群體到底應該怎麼定位，給予怎樣的稱謂，在我國當時確實成了一個大問題。稱他們是什麼什麼階級吧，顯然不適合，因為在我國階級和階級關係已經不存在了；稱他們是什麼什麼階層吧，也不恰當，因為這也是一個與階級和階級關係相聯繫的話語。基於此，所以，覺得稱他們為什麼什麼的“群體”似乎最好。於是乎，這個所謂的什麼什麼的“群體”就這樣在我國就流行起來了。其中，那些有著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做著比較體面的職業、有著可觀且穩定的收入，還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與社會影響力的一類人群就被稱之為“中間群體”或“中間收入群體”。當然，在有些學者那裡，他們仍沿用“中間階層”這一用語，但是，這其中又有一部分學者他們所說的“階”並不是“階級”的“階”，而是“階梯”的“階”。因而，這些學者所說的“中間階層”其真實含義還是“中間群體”或“中間收入群體”而已。

可見，中國學術界的一些主流學者所說的“中間群體”，在其本質上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恩格斯的“中間階級”一語是以他們的階級及階級關係的理論為基礎的，而我國學術界的主流學者們的用語卻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那種“超階級”、“去階級”或 “階級死亡”論為基礎的。因為，在這些主流學者的心中和眼裡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所以不適合再用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階級關係與階級分析方法理論來分析與研究我國的社會結構問題了。

二、“中間階級”或“中間群體”是否真地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柱石？

現在，不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或我們中國，其學術界的大佬們或主流學者普遍認為“中間階級”或“中間群體”是一個社會“中堅力量”，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柱石。古希臘的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曾經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說過：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都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或三個階級，即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在這三個階級中，只有中產階級具有“最好的品德”，他們“順從理性”、奉行“中庸”，不像那些富人“逞強放肆，致犯重罪”，也不像那般窮人“懶散無賴，易犯小罪”。所以，他斷言：“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唯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也不像富人那麼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去自相殘害，他們過著無所憂慮的平安生活。”[5] 148-149

他還指出：“對大多數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體保持在中間形式。唯有中間形式的政體可以免除黨派之爭；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的，公民間就少黨派而無內訌。大邦一般都是黨派較少，就因為大邦內中產公民較多。相反，小邦的人戶常常分成兩個部分（階級），全體或幾乎是全體非窮即富，中間階級不存在或少得微不足道。凡是平民政體中存在著較多的中產階級，分享較大的政權，顯示著中間的性格，就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定而顯得持久。凡平民政體中沒有中產階級，窮人為數特多，佔了絕對的優勢，內亂就很快會發生，邦國也就不久歸於毀滅。”[5]149-150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現在，影響了世界2000多年。至今，人們對他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的理論觀點、政治主張仍深信不疑、推崇備至。這其中，也包括我們中國的一些學者們在內。

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思想、理論真是這般的顛撲不破，值得如此推崇與遵循嗎？然而，筆者認為，未必。

第一，這個“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是一個不成熟、非典型的階級。因為，作為“中間階級”的那些社會群體，他們雖說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乃至共同的經濟、社會地位與共同的利益。但是，由於他們沒有合理的組織形式和嚴謹的聯繫方式，因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組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階級”；在社會實踐中，他們也沒有顯示出那種高度一致的社會表現，同時也沒有在這種實踐中形成一種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雖說有共同的經濟利、社會利益，但就是沒有取得共同的利益訴求。對此，馬克思曾以農民為例作了闡述。他認為，儘管農民是社會中一個最大的社會群體，但是，就是因為其固有的弱點，使他們並不能以一個真實的階級存在，頂多也只能是一個階層。他指出：“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彙集而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繫，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6]565-566正是因為這樣，所以，馬克思（包括恩格斯）總是更多地把他們稱之為“中間階層”。

第二，“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是一個既極不穩定且又非常落後與保守的社會群體，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又總是動搖不定。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一系列經典文獻中多次指出，“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是一個極不穩定的社會群體，他們會向兩極分化，要麼進入社會的上層，要麼跌入社會的下層，決不會永遠居於社會的中間層。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也往往把他們稱之為“過渡階級”。在他們共同著述的經典名著《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近世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裡，已經形成了—— 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而經常重新形成著—— 新的小資產階級，它動搖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但是，競爭經常把這一階級的成員扔到無產階級隊伍裡去, 所以他們已開始覺察到,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 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獨立部分的地位，在商業、工業和農業中他們很快就會被監工和僱員所代替。”[7]393-394恩格斯在1886年《致勞拉·拉法格》的書信中也說道:“中間階級”的代表，“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的命運總是在兩大階級之間搖擺不定，一部分將被資本集中所壓垮，另一部分則將被無產階級的勝利所摧毀。” [8]553 若“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象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於‘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9]830

這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階級”不僅不穩定，而且還非常落後與保守。馬克思恩格斯一直認為，“中間階級”在任何社會條件下都不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係的代表，尤其不是社會先進生產關係的代表。因為其固有的本性決定了它必然是落後的與保守的。他們指出：“中層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只是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層等級的生存。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0]476-477還指出：以農民、小生產為代表的“中間階級”，他們的“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9]830另外，究其固有的意識形態來說，也是如此。他們指出：“在農民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裡，例如在法國，自然要出現一種作家，他們雖然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但是他們在批評資產階級制度的時候，總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來衡量資產階級制度，他們在維護工人事業的時候總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出發。”[5]494

這個社會群體，不僅是不穩定與保守的，而且在社會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還總是表現得動搖不定。對此，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中間階級”，“它的地位是介於較大的資本家(商人和工業家)即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產業工人階級之間，這種地位決定了它的特性。他力圖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命運中的一點點不順利就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這個階級永遠搖擺於兩者之間:既希望躋身於較富有的階級行列，又懼怕墮入無產者甚至乞丐的境地；......因此，這一階級的觀點是極端動搖的。”這個“中間階級”不僅其思想意識、政治觀點是動搖的，而且其政治態度與社會行為也是動搖的。“它在強有力的封建或君主專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 百依百順，但當資產階級得勢的時候，它就轉到自由主義方面來; 一當資產階級獲得了統治權，它就因強烈的民主主義幻想而如醉如狂，但當低於它的那個階級—— 無產階級企圖展開獨立的運動時，它馬上就變得意氣消沉，憂慮重重。 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在德國，這個階級如何在這種種不同的狀態中變來變去。”[10]10在中外歷史上，不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往往都是由於“中間階級”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動搖或叛變才使革命遭致重大損失、乃至失敗的。所以，基於此，馬克思恩格斯經常提醒戰鬥中的無產階級，要密切關注那些“中間階級”、尤其是農民的態度與表現，要採取正確的政策，把他們緊緊吸引革命陣線上來，與自己一道結成鞏固的工農聯盟。否則，無產階級的勝利將是不可能的。

由於“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的這種不穩定劣根性的存在，所以，在任何時候它都不可能社會穩定的柱石，再加上它的保守性和動搖性，也使它成不了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儘管他們的人數眾多，佔去了社會人口總數的一半。這種情況，即使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條件下也是如此。現在，我們生活的社會大環境已經有了深刻的變化，“中間階級”的社會構成也有了極大的改變，但是，它的組成人員仍然還是處於一種散砂一般的分散狀態，他們雖然有其共同的生存基礎、共同的利益，但是仍然沒有共同的利益訴求，沒有嚴密的組織，沒有高度一致的社會表現及其在這一實踐中形成的那種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因而，即使在今天它也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群體，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也會出現分化的趨勢。所以，他們並不能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進步的獨立力量。

當然，這麼說並不否認“中間階級”在社會發展與變革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不過須知，“中間階級”這種積極作用的發揮是在它與當時社會先進的或革命階級的合作，並在其領導和指揮下實現的，而決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達成的。如我們中國以農民、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階級”，之所以能在民主革命時期成為革命的主力軍，成為我們取得整個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力量，就是因為他們能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與工人階級結成了鞏固的革命聯盟一起奮鬥來實現的。同樣，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時期之所以仍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主力軍，使我們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也是因為他們能衷心擁護並真誠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並與工人階級緊密團結，共同奮鬥的結果。否則，他們仍將是一盤散砂，一事無成。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即當社會處於一種相對平和、穩定的狀態下，這個“中間階級”是否就真地會是保持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柱石？也不是。如前所述，“中間階級”本身並不是一種對立的社會力量，並且也不穩定，它的成員時刻都處在分化當中。在這種情況下，出於其狹隘自私的本性，他們考慮的要麼是如何避開風險、防止破產，墜入社會的最底層，要麼是如何投機佔營、攀富求貴，上升到社會的上層，哪能為社會承擔、為社會分憂？如近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使我國的經濟運行、經濟發展碰到了一些暫時的困難，發生了一定的波折，這本來是意料之中的事，政府也早有準備。然而，這個“中間階級”或“中間群體”中的許多人卻大驚小怪、驚慌失措。面對此，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與政府配合，與職工一道積極應對，在關鍵時刻為國為民盡一份責任和義務，而是將一堆難題推給政府，自己則一跑了之。這能說明這個“中間群體”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柱石嗎？

在這裡，或許有朋友會說，西方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自“二戰”結束後的大半個世紀為什麼始終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盪，尤其是沒有發生令資產階級喪膽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不是它們長期建設“橄欖型社會”，利用“中間階級”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積極作用的結果嗎？對此，筆者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二戰”以後其社會之所以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動盪，沒有發生革命，並不是他們建設“橄欖型社會”，利用“中間階級”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積極作用所致，而是西方社會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在經濟領域，它們對社會生產關係方面，在不威脅、不影響資本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對所有制形式、人的相互關係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等作了某些調整，使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不再那麼突出、尖銳，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張、激烈。在社會生活方面，國家利用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手段在國民就業、住房、生育、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實行了普惠性的福利政策，解除了他們的許多後顧之憂；另外，還通過發展高科技和生態環境建設，向國民提供舒適、方便和相對安全的生活條件與生存環境。在社會上層建築領域，在強化國家機器作用的同時，加強法制、擴大民主（當然，這裡的法制和民主主要是富人、乃至資本的專有物）、利用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及其文化產品等愚弄國民，泯滅他們的思想意識與鬥志。等等，不一而足。由於這樣的原因，所以使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矛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關係得到有效緩解。這樣，整個社會也就自然顯得比較平和與穩定，而沒有發生大的震盪。此外，還要特別強調的是“二戰”後，國際資產階級或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發起的“顏色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修正主義集團的猖獗，使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大倒退，在客觀上也大大地幫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忙。

上述這些，才是西方發達國家安享半個多世紀“太平”的真正原因，而決不是所謂“中間階級”起了什麼了不得的大作用。

三、中國是否也需要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

有朋友說：

對此，筆者認為，差也！首先，無論是西方的文藝復興、科技革命，還是國內的文化維新、制度革命，“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群體”都“始終扮演著一個時代推進者的角色”一說，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倡導和推進這些革命與變革的並不是那個時代或那個時期的所謂“中等收入群體”，而是當時一批代表了社會進步方向和人民利益與意志的各類進步的思想家。按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社會的一批知識精英。這些知識精英儘管他們的家庭背景、個人出生各不相同，當他們進入社會、走上仕途時可能正好就是處於社會的“中等收入群體”，但是，當他們走上推進社會變革與進步的舞臺時，已經進入了社會的上層、乃至頂層，而不再屬於他們原來的那個階級或階層了。這不論是推動西方文藝復興的“三傑”（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拉斐爾·桑西）、還是倡導和實施我國文化維新和制度革命的社會精英，如“百日維新”的“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他們都是當時社會的文化精英、思想精英與政治精英，根本不是所謂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的成員。因而，把這些倡導與推動社會文化革新、科技革命和政治變革偉大斗爭的人都歸結於所謂“中等收入群體”實在是有些不恰當。

另外，關於這個“中間群體”即使到了今天，包括在我國現實條件下也仍然“始終扮演著一個時代推進者的角色”的說法一樣不能成立。對此，筆者首先坦承，的確“到了今天，這部分人群更是擔起了一國的生產、消費的重擔。可以說，國家的發展對中等收入群體的依賴度很高。”但是，僅憑這一點，就能說他們仍然“始終扮演著一個時代推進者的角色”嗎？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原理，作為一個時代的推進者只能是那個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係的階級及其由它的先進分子組成的政治團體或政黨，而不是所謂的“中等收入群體”。在我國現實條件下，它就是我國的工人階級及其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同樣也不是所謂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中等收入群體”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作用，而是說要恰如其分地給它做好社會定位，實事求是地對它的歷史作用作出評價。客觀地說，我國現存的“中等收入群體”就是作者自己所說的那種“擔起了一國的生產、消費的重擔”的人，不過就是說，它是社會財富的最大一群生產者與消費者。然而即使如此，他們的生產活動與消費行為還必須在我們執政黨和人民政府的指導下，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行事，而不能由自己任性。否則，就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給帶社會來不良後果。如我國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且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那些坑蒙拐騙、假冒偽劣、黃毒賭黑等危害社會、戕害民眾的現象，許多就出自他們中的不少人。所以，在今天把這個“中等收入群體”奉為“始終扮演著一個時代推進者的角色”實在是太抬舉它了，高看它了。

那些力推要刻意培植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希望依靠他們來維護社會穩定，推進社會發展與進步，完全是中了西方資產階級主流學者的套，而且也完全忘記了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們黨領導工人階級、緊密團結和依靠廣大農民，以及由他們的一部分中堅分子組成的人民子弟兵，經過數十年的浴血奮戰打出來的。因此，我們的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以及為之服務的革命知識分子是我們共和國最可靠的力量，這才是維護我國社會穩定的柱石，推進社會發展與進步的中堅力量。我國過去幾十年就是依靠他們對共產黨的信賴、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對人民共和國的忠誠這麼一路走過來與發展起來的。今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奔小康、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也都只能依靠這些基本群眾，而不是什麼的“中等收入群體”。否則，我們就忘了本、丟了根。

說到這裡，筆者不禁要問：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裡，我們為什麼不去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一如既往地去依靠我們的工農兵及其所屬的知識分子這些基本群眾，反而要去刻意培植和依靠一個所謂的“中等收入群體”？難道說我們過去依靠了幾十年的這些基本群眾已經變了，變得不可靠了？他們對共產黨不再信賴、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再信仰、對人民共和國不再忠誠了？

另外，按照現在一些主流學者的理論，那些“中等收入群體”或“中間群體”是最可靠、最不會出亂子的，最容易出事的可能是社會的另外一些人。是社會上的那個“高收入群體”嗎？依那些主流學者的觀點看，那都是國家的精英所在，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即所有的社會精英，他們決不會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決不會給社會添亂。而給社會添亂的、製造不穩定的那就只能是那個“低收入群體”了。然而，這些學界的大佬們，你們想過沒有？這些所謂“低收入群體”，其主要成員不就是原來的那些國企的下崗職工、農村失地的農民及他們的下一代嗎？這些人，跟我們黨、跟我們國家、跟社會主義一直奮鬥幾十年，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不僅作了巨大功績，而且還為之付出了最大奉獻，骨子裡對我們黨、對我們的國家、對社會主義最有感情，怎麼一下子就成了給社會添亂、製造不穩定的因素呢？這是什麼道理、什麼邏輯？如此看待這些人是不是很不公平？

上述可見，“中間群體”不是社會穩定的柱石，也不是我們“時代的推進者”，真正作為我們社會“穩定的柱石”、“時代的推進者”的，仍然是跟我們黨、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主義一道走來、共同奮鬥過的工農兵及其所屬的知識分子。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刻意去培植一個所謂的“中間群體”。

另外，如果我們真要刻意去培植一個所謂的“中間群體”，必然會違背社會發展規律，製造社會不公，真正引發社會的不穩定。眾所周知，社會發展規律的存在與作用具有其客觀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這些規律面前，人只能在尊重的基礎上認識它，在遵循其客觀要求的前提下利用它，而不可任性，不可胡來。否則，就會出亂子，碰釘子，吃大虧。在我國現階段，只要我們嚴格遵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切實執行以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方式，是什麼結果就什麼結果，這才是最真實、最符合客觀規律的基本事實。對此，我們就必須接受、必須尊重。如果要刻意去培植一個所謂的“中間群體”，勢必以人的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律，給社會造成不良後果。此外，還應該注意到，如果我們真要刻意去培植一個“中間群體”，又勢必對其它社會群體、尤其是對“低收入群體”中的那些困難人群造成不公。因為我們現在出臺的眾多的“擴中”的政策、舉措，大多都是專為鼓勵、支持和保護那些特定人群增收致富而開的“小灶”，搞的“特供”。如我國提出的對新技術研發人才、職業技能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各種激勵政策與舉措，對私營企業主在市場準入、資源開發、資金融通以及稅收，乃至立法與司法等方面開出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就是一種突出的表現。實事求是地說，在我國現實條件下，最要緊的應該是在對那些收入過高的“高收入群體”進行有效調控的同時，對過去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巨大功績，爾後又在改革中付出最大奉獻的工人、農民以及同他們一道工作過的知識分子予以特別的關照與愛護。他們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功臣，又是促進我國社會進步與穩定的柱石。對他們給予特別的關照與愛護不僅具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還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即既有利於消除當今出現的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又能贏得未來、實現共同富裕，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奠定更加深厚與深遠的社會基礎。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在我們國家由於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我們沒有必要去刻意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如果真地要刻意培植一個“中間群體”，這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也違揹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全民共富的本質要求。如果這樣，既否定了我們過去的歷史，也違背了社會主義自身發展規律，給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四、中國是否可以人為地培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

在我國現實條件下真地能刻意培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嗎？在一些朋友看來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要不然，他們怎麼會那樣熱衷於倡導和力推在我國“擴中”，刻意要去培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呢？然而，在筆者看來，事情恐怕沒有那麼值得我們樂觀。因為，這首先是由這個“中間群體”的固有本性所決定的。前文已經指出，這個“中間群體”或“中間階級”在任何社會條件下，它都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群體，每時每刻都處在分化中、流失中，只不過在有的時候快一些，有的時候慢一些而已。因而，那種為人們所期望的始終保持穩定擴張的態勢總是不曾有過，並且事實還將證明今後也很難有。人們如果留意一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近幾十年的發展，就不難發現，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那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從上世紀到現在一直呈現出一種下降的趨勢。資料顯示：美國，如以同樣的成人收入口徑（指那些家庭年收入為美國當年平均收入水平的2/3到2倍的成人）計算，1971年該國的“中產階級”人數佔全國總人數的61%，而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就下降到了51%。① 另有資料顯示：該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在2008年佔全國總人數的比為53%，而到了2014年，僅僅6年時間就下降到了44%，平均每年下降1.5個百分點。②又如德國，其廣大勞動力的中間部分――他們的工資為中等收入的70%-150%――從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間，由佔總人口的62%下降到了54%，平均每年下降1.0個百分點。③ 再如加拿大，2004年有2/3的國民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是到了2014年，10時間這一人數已經不到原來的一半了。④同樣是2004年，在日本，有90%的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層”。然而時隔5年，到了2009年東京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接近一半的人把自己定義為“中產階層以下”。⑤上述事實表明，在西方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儘管它們的政府不遺餘力地扶植“中間階層”，力保它的穩定增長，但是這些努力其效果非常有限，仍然抹不掉它那脆弱的本性，也更是擋不住它那向下滑落的基本趨勢。

以下，我們再來看看我國的情況。我國的“中間群體”能夠例外嗎？它總是能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形成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嗎？最後，它真地能讓我們美夢成真，以園那個“橄欖性”社會的美夢嗎？筆者認為，未必。眾所周知，我國的“中間群體”是在改革開放中產生的一種新事物。經過40年的發展，這個社會群體才達到我國總人數的30%左右。然而，這30%的人的處境與現狀也並不令人看好。這一點，即使是那些力主“擴中”的朋友也不敢否認，並且還為之懷有深深的擔憂。財經專家、“騰訊•大家”與“百度•百家”的專欄作家孫驍驥先生如是說：“我們如果從字面上看，所謂的中產階級即英文的‘middle class’，它指那些在社會資源的佔有上處在社會結構中間層的階級。如果我們把這個較為學術的定義和BBC報道的定義結合來看，會悲哀的（地）發現，中國的所謂‘中產’根本名不副實。無論從他們的消費能力、生活質量、對時間的支配權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對資源的佔有等方面來看，‘中產’也只能配得上一個‘慘’字。......要知道，在今天這個競爭極度激烈，任何事情幾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會，社會資源的兩級分化是極為明顯的。在社會財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貧富階級的兩級分化是大勢之趨，而所謂的中產，不過是夾在貧富兩者中間，位置略顯尷尬，且不斷向下層滑動的悲催階層。”[11] 孫驍驥先生對我國“中產”或“中間群體”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國的社會現實。這說明，我國的“中間群體”的確是有些“名不副實”，並且還很不穩定，具有“不斷向下滑動”的趨勢。

面對這般景象，我們“擴中”的政策舉措能奏效嗎？我們真地能刻意培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嗎？下面我們首先來聽聽專家們的聲音。在今年（2018）9月14日由國家發改委召開的關於“中間群體增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專題座談會上，來自我國最高級別與最高權威機構的專家們一致指出：現在，“當人們再次討論‘擴中’的時候，無疑表明‘擴中’的難度進一步提升了。”請注意專家們說的這一句話。這句話說明兩點：一是“擴中”歷來都是有難度的，不是想擴就可以擴、並且能夠擴成的；二是輪到現在“擴中”的難度“無疑”是更大了。為什麼？專家們的理由是：“以國際經驗而論，‘擴中’之難，難在‘擴中’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既會觸及稅制調整、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一些深層次問題，也往往關涉到不同群體的利益調適。而中國‘擴中’的特殊性還在於，中等收入群體還可能存在脆弱的一面。”[2] 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常務副主任張海東教授也指出：“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職業帶來的中等偏上收入。只要職業穩定，他們的勞動收入就是可以預期的。不過，與更加具有優勢地位的階層相比，在資本收入方面，他們並不具有優勢。從西方國家的情況來看，不少人通過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卻無法獲取更多的財富，而擁有一定資本或財富的人則可以輕鬆賺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當勤勞不再成為致富的主要、有效途徑時，在‘資本為王’的時代背景下，食利性的‘不勞而獲’收益遠遠高於辛苦工作的收益。......從這個角度而言，中間階層及以下階層實現‘向上流動’似乎變得日益艱難。”與此同時，鄭教授還特別強調：“需要指出的是，對於中等收入群體，既要看到其具有的積極意義，也要看到群體脆弱性的一面。從全球範圍看，中間社會階層‘向下流動’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在美國，三四十年前‘中間階層’佔比達到七成以上，但最近十幾年來這一比例不斷減少。”另外，“從社會流動的角度講，中等收入群體依然有向上流動的願望，希望獲得更高階層的地位。但很可能的是，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實現這種向上流動。甚至有時候，中等收入群體如果不能通過種種努力或者即便經過各種努力也不能保持現有的地位，那就極有可能向下‘沉淪’。”[12]

另外，即使是那些力主“擴中”的人們也不得不承認：“當今國內的中等收入群體普遍有著較高的教育水平和相對固定的收入來源......”然而，“不得不說，狹窄的收入渠道確實對他們形成了不小的壓力，據統計，中等收入群體93%的收入來自工資。前一段時間有個高管患癌的新聞，高管在癌症治療過後，其工資水平一落千丈，直接導致家庭收入來源被截斷，如果考慮到當今家庭負債的情況，失去穩定收入來源可能造成系統性的社會風險。”[3]看來，不論是專家，還是力主“擴中”的那些朋友，他們對在我國刻意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也是心中無數，缺乏應有的底氣與信心。

以下，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為“擴中”的一些具體政策舉措，是否真地能培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園眾人所希望的建設所謂“橄欖型”社會的夢？

在如何擴大“中間群體”的問題上，我們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領導機關動了不少心思，使出了不少招數，可以說是千方百計、不遺餘力。其中，人們提得最多的是：如提高財產性收入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作用，拓寬居民的財產性增收渠道；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村居民能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改善營商環境，實施支持創新創業者的稅收政策；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和高槓杆負債對中等收入者的傷害；減少工薪階層稅負壓力，增加普惠性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支持中等收入者提高人力資本。等等，等等。但是，儘管有了這麼多強有力的政策舉措，但是專家們還是覺得不盡人意，似乎還不能如人所願。於是乎，來了一個大絕招，即擴大“中間群體”的社會構成。專家們一致指出：為滿足“擴中”的需要，必須吸納新的人群，即將“對農民工、中小學教師等重點群體給予更大關注。”說白了就是要將農民工和中小學教師也納入“中間群體”之中。可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與十分無奈的舉動。現在的問題是，農民工、中小學教師真地能成為“中間群體”的構成人群嗎？眾所周知，我國的農民工，除了極少數有專業特長者之外，其餘的都是拼體力的簡單勞動者。這些人拼盡全力也只能掙得一個溫飽，更何況還要承擔起撫養、教育子女及贍養老人的重擔。除去這些，他們實在是囊中羞澀，甚至是入不敷出，哪敢進入“中產”的圈子？再說中小學教師。這些人，拿的是國家定的固定工資，享受的是政府給的基本福利。其水平已經基本達到了國家公務員的水平，想再提高，其空間也將是非常有限的了。因為他們現在的經濟、社會地位已經遭到社會上不少人的嫉妒或詬病，如果再提高就會引發社會多數人的不滿。這是政府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大問題。所以，要想將這一人群納入“中間群體”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另外，即使退一步，就算全國1036.38萬中小學教師都成了中等收入人群，其最終規模還是非常有限的，造不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來。

上述可見，在我國現實條件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來看，希望造出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並且還須注意到，在我們著力培植“中間群體”的同時，由於那個不斷分化、不斷流失的規律仍在發生作用。這正如人們常說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無疑又大大地增大了我們培植“中間群體”的難度。

五、簡短的結論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首先，所謂“中間群體”在形式上看似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無多大區別，然而，在本質上它卻與馬克思恩格斯的“中間階級”或“中間階層”不可同日而語。作為一種學術範疇，它完全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我國的衍生物。它以西方主流學者的所謂“超階級”或“去階級”、“階級死亡”論為基礎，從一開始，就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對立物出現的，在我國造成了思想理論上的極大混亂，誤導了我們黨和政府的政策決定與實施。其次，事實表明，由於“中間群體”或“中間階級”自身固有的不穩定性、保守性與動搖性等先天不足，使它不論在什麼社會條件下都既不是社會穩定的柱石，也不是推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中堅力量。即使是在我國現實條件下也是如此，沒有例外。恰恰相反，無論是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我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往往都是因為這個“中間群體”在關鍵時候表現出的動搖或叛變使得革命遭致重大損失、乃至失敗，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再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們的工人、農民和由其無數的優秀分子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及其一心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用獻血與生命拼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是他們用自己的汗水與智慧換來的。因而，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及知識分子才是我國維護社會穩定、推進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決定性力量。他們才是我們國家的中堅與脊樑。所以，我們只能尊重自己的國情，尊重我們黨一貫的光榮傳統，一如既往地堅持依靠這些基本群眾做好自己的事情，沒有必要效仿那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作法，刻意去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建設所謂“橄欖型”社會。另外，那種刻意要去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建設所謂“橄欖型”的主張與作法，在理論上是違背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對其它社會群體、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群體”中的困難人群也是一種不公。聯繫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以及我國當前的社會實際，那種刻意培植“中間群體”的作法，難以阻止其向下滑落的固有規律的作用與變動趨勢。所以，在我國，要刻意去培植一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建設所謂“橄欖型”社會的主張，只能是一個美好的夢想，很難如人所願。

註釋

①Rakesh Kochhar and Rich Morin5, 2012.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Fewer, Poorer, Gloomier”, August 22, 2012.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 /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fn-14586-2.

②高攀： 分析:財富向富裕階層集中 美國中產階級漸衰落 2015年01月28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③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1, 2008.http:// www.nytimes.com /2008/05/01/ business/worldbusiness /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④TAVIA GRANT, “Five myths about Canada’s middle class”, Nov. 19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time-to-lead/five-myths- about-canadas-middle-class/article15515586/.

⑤鄧喻靜等：全球中產者的憤怒和中產階級的危機 原載《環球》雜誌2010年第10期。

參考文獻

[1]陳芳、梁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文件正在醞釀中 增收、減負是關鍵詞 原載上海證券報2018.09.22

[2]李金磊：國家發改委研究促進“中間群體”增加收入，釋放啥信號 中新網客戶端2018.09.14消息

[3]盤和林：促進“中間群體”增收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中國網 2018-09-1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II)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M]. 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馬克思：資本論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孫驍驥：中產階層如何淪落為“中慘階層”？http://sike.news.cn/statics/sike/posts/2014/07/218157223.html

[12]李小佳：“擴中”會產生怎樣的正能量——訪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常務副主任 張海東 原載解放日報 2016年11月08日

【屈炳祥，察網專欄學者，武漢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系《資本論》與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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