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这是几年前人们热衷于探讨的问题，如今再来探讨这一问题似乎已经有些过时了。“幸福”虽然依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将其挂在嘴边。相反，表达消极情绪的“丧”字却成为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流行语。
“丧”是什么？网上对“丧”的解释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地活着，他们漫无目的，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只能像行尸走肉一样麻木地生存下去。丧既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一解释尽管有些夸张，但也很形象。“丧”其实就是丧失目标，丧失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丧失本该拥有的幸福感。
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丧”呢？如何才能变得不“丧”呢？我想这要从“幸福”这个关键词谈起，因为很大程度上，丧即意味着不幸福，如果一个人处于幸福之中，那他是不会感到“丧”的。
何为幸福？很多人可能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却发现很难得到一个最为精准的答案。不过对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幸福的概念却是简洁明了的。
在《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政治学教授本杰明·雷德克利夫指出，幸福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享受生活的程度。
那么人们享受生活的程度，也就是幸福，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为什么有的人很幸福，有的人却不幸福呢？为什么有的人变得越来越丧，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了呢？
一般来说，关于幸福变化主要有两大解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的解释认为，幸福感主要取决于外部的事件和状况对个人内心精神的干涉。
依据这种观点，人们的幸福感受到个人的、可观测到的特征的影响，如健康；受到个人生活的社交和物质状况的影响 ，如是否有人生伴侣，是否享受工作及收入；受到类似于个人特征的行为特点的影响，如担心、遭遇长期焦虑的程度；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如犯罪率和政策自由度。
自下而上的解释是通过明白的、常识性的方式去理解幸福感，特别是在理解对不同国家的幸福差异的解释时。当人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时，他们会更加幸福，因此需要发展社会政治结构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形成最高水平的幸福感。
“自上而下”的解释则持相反观点：幸福感是人们内部精神的加工，而不是外部世界的产物。这一解释认为，人们早已预设了内部幸福水平，这反过来几乎完全影响了人们每天的经历。
如果将“自上而下”的解释极端化，我们就会得出“人们在天堂和在地狱是同等快乐的”的荒谬结论。因为假如幸福感不是外部世界的产物，那么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我们的幸福感都不会变。
在这两种解释之下，又细化出一些更为具体的理论。通过这些理论，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幸福”。
幸福取决于人类需求的满足
这一观点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鲁斯特•维恩霍文提出的生存理论 ：“对生活的主观感受首先取决于客观的生活质量”，比如“这个国家的生活条件更好，居民会更快乐”。
这一解释的基础就是一个人在物质、心理和社交上的“人类普遍的需求”，它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生理构成中。反过来，人类社会可以被理解为“通过集体分配满足这些需求”。总而言之，人们的需求越被满足，他们越快乐。
维恩霍文明指出了提升幸福的两条途径：“提高社会适应性和提高个人生活能力。”
前者是指应创造最能使人们实现需求的客观生存条件，譬如涉及低犯罪率、高薪水和自由的条件。
后者意味着促进人类的发展，目的是使居民具备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的能力，以满足高生存率下的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提供一些可以通过集体行为来提高生存率所必需的技能。
显然，维恩霍文从总体上考虑了人类的需求，并直接认同了马斯洛的观点。
马斯洛证明了五种人类需求，并按等级对其进行了排列，人只有在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的需求，例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因此，最令人感到幸福的社会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允许个人实现自己需求的。
按照这一理论，现代年轻人“丧文化”流行，感觉不到很幸福，可能是因为不少年轻人的很多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定点理论
了解这一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分辨两种人类特性：性格特征是一个人最本质的方面，而状态则适用于每个人的情况。举个极端的例子：高度是一个特征，而贫穷则是一种状态。
区别两者对于研究幸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幸福是一个固有的特征，那么为了最大化地实现目标而尝试改变社会与政治的条件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幸福是一种状态，那么他的水平就能被显而易见的方式影响，即公共政策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实现期望。
有些心理学理论表明，幸福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特性，至少是某种与人物特征相联系、与人物特征十分相似的东西，是人的一种内在状态。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幸福是否“内部起因”的产物，即某种由人的思维而非生活环境决定的东西。
由此发展而来的“定点理论”认为，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幸福，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能吸引“定点” 。这些定点代表他们正常、长期的幸福均衡水平，外界事物或条件只能略微或暂时影响它们。“定点理论”属于“自上而下”的解释。
这个结论能从几种不同的途径得到证明，最直接的途径便是主张幸福是由遗传密码决定的，也就是幸福是遗传的。
这种观点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从分析双胞胎得到的。研究发现，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双胞胎拥有非常相似的心理状态。其他相似的研究则表明，在心理方面的差异几乎有50%可以用遗传基因解释。
这一遗传决定的确切数字比例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一些人认为遗传影响的程度应该更高，另一些人则认为50%这个数据已经被高估了。无论如何，虽然人们一致认为幸福只是部分被基因影响，但基因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社会比较理论
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围绕幸福问题，发表了至今都十分经典的文章《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快乐》。
伊斯特林发现，一个国家一旦达到最低水准的富裕，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不能产生更多的幸福。这种经验之谈的证据基础是，国家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幸福水平之间缺乏明确的关系，随着一个国家逐渐富裕，幸福感却不会因此而提升。
伊斯特林提出一种理论解释：主观幸福感是社会比较的产物，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人们将他们的经济状况（或消费水平）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因此，如果某个国家的人们在今年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的消费水平高于“平均消费水准”；而当他们的消费水准低于“平均消费水准”时，他们就会感到失落。
但是，即使该国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比10年前的平均消费水平都高，也无法证明该国人民变得更幸福了。因为重要的是个人水平与他人水平的比较，而非与过去比较。
伊斯特林也指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高收入人群的确得到了更大的幸福，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当时获得了更大的财务成功。
人均收入会随着国家经济状况变好而增加，但这并不会提升人均幸福值或整体幸福值，因为其他人的收入也会随着增加。这样一来，总体上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人还是一样多。因此当我们与他人比较时，也就并不会感到自己相对他人变得更幸福了。
社会比较理论存在一些问题，这一理论认为经常被认为最重视或只重视消费，并不关注能够替身幸福感的其他因素，比如健康或家庭生活质量。这是不利于人们提升幸福感的，因为更多财富只会使一个人变得更贪得无厌，以便在社会比较中保持或提升个人地位。
另外，人们在财富比赛中的相互追逐，实际上使生活对其他人来说变得更糟糕，他们向其他人提供了一种向上的推力，从而向社会施加一种消极的外部效应，以保持他们相对于其他人较高的地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比较理论的最大的可取之处可能就在于其启发意义：我们应该鼓励渴望幸福生活的人们减少对财务收入的关注，这样他们会从其他领域看到更多的回报，而这些回报并不像财务收入那般严重地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
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更专注于价值观念（或者至少优于）经济增长，比如安全、健康、稳定且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等等。
总的来说，于个人而言，不管外在大环境如何，我们都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比如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
尽管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让人很“丧”的事，但“丧”不该是生活或心理的常态，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不该被抛弃，实现幸福人生的信念不该被遗忘。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
作 者：（美）本杰明•德雷克利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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