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號按】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一批默默無聞的智識分子在書寫著中國記憶。生態君曾與傅華、鄧小軍、劉守華、何力邁等國內檔案界著名學者合作，記錄了其中10位智識分子書寫中國記憶的艱苦歷程，願與各位分享。
2003年10月，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名為《城記》的書，不久，該書就登上了三聯的銷售排行榜，《文匯讀書週報》將其評為“2003中國十大年度圖書”。這是一本詳盡記載建國以來北京建城史的歷次論爭，收集了大量城市規劃圖、畫稿和歷史照片檔案的宏篇鉅製。《城記》通過大量篇章文字及口述史料的連綴，開啟了塵封的文獻，使一段逝去的記憶重新復活。作者王軍說：“花10做出來的東西必然是一個非常好看的東西。這本書好不好我不敢說，但有我一把力氣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種，秋天收穫，不相信今天播種，明天就有收穫。”確實，這是一本傾十年之力的心血之作。
播種在春天
1987年，貴州籍青年王軍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91年大學畢業後，他分配到新華社做記者。原本對教育感興趣的王軍被安排去了城建這條線，從此，他的生活與一座老城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自詡是享樂主義者的他跟悲愴、酸楚和無奈打上了交道。
住進位於東城區菊兒衚衕的新華社宿舍後，王軍看著滿眼望不盡的古老胡同，覺得自己“一下子掉進了一個特別落後的地方。”那時的王軍稱自己為瞎子：那幾年完全不懂這個城市。也曾經登過幾次景山，俯瞰北京城，但可以說眼睛完全是“瞎”的，什麼也沒看見，還以為像故宮這樣的建築，不就是讓一個老地主住的嗎？怎麼比得上現代的建築呢？直到發現自己住處的兩個漢白玉門墩，接著聽說這座房子曾經是榮祿的花園，他的好奇心萌動了。此後，王軍結識了老舍先生的長子舒乙，知道了老舍小說裡的人物是虛構的，而房子卻都是真的。他找到了大赤包的房子、祁老太爺的房子；念著俞平伯的“轉角龍頭井，朱門半里長”；又來到八道灣11號魯迅的故居，聆聽周家老僕人的敘說。
之後不久，北京房地產市場的大門轟然敞開，各地鉅商名賈紛至沓來，北京城內成片成片的衚衕和四合院被硬生生地寫上了觸目的“拆”字。《北京晚報》驚呼，北京的衚衕正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挖土機的轟鳴聲中，王軍彷彿看到北京正在重演古城牆消亡的歷史悲劇。
最早觸動王軍研究北京古城的是同事不經意間的一句話：二環路是在拆除古城牆廢墟上鋪設而成的。王軍嚇了一跳，也非常震驚，難道僅僅為了一條二環路，就拆除了作為一座古城市標誌的古城牆，這是怎麼了？好奇心讓他採訪了當年叱吒英倫、在國際建築與規劃學界大名鼎鼎的查理·陳，這位建國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規劃“梁陳方案”的主角之一。他要知道城牆拆除後修起的二環路，是怎麼拆的，又是怎麼修的，這10來年的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一名職業記者的責任感，使他走上了一條探尋古城變遷的路。聽說八道灣11號要拆了，他趕快調查，寫出文章，第一次用自己的筆保住了《阿Q正傳》的誕生地。不久前，王軍又去了一趟八道灣11號，看著依然“健在”的四合院，他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北京古城的建造被稱為世界奇蹟，中國從元代以來的都城歷史仍真實地活在這個城市的空間裡，可是我們能看到的卻越來越少了。”現實的無奈讓王軍把目光投向了歷史。他翻閱了各種典籍，採訪了已一一故去的陳佔祥、單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隨著梁思成、“梁陳方案”頻頻出現，王軍明白了，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運是緊緊連在一起的，當年他的一句“這是珍護我國可貴文物的一種神聖義務”，還在影響著北京的今天。
見過樑思成的人
1993年開始，他通過大量收集檔案史料，數次造訪梁思成的夫人林洙女士，慢慢走進了梁思成。
1997年的冬天，王軍通讀了林洙女士提供給他的幾十本梁思成工作筆記，在青燈黃卷的日子裡，他通過筆記手稿，傾聽先生的教誨，與先生交談。接下來的時間是在建築學資料室度過的。早上帶塊麵包，中午讓工作人員把自己鎖在裡面，或者去中關村的大街上吃露天售賣的盒飯。梁思成的工作筆記“像天書，需要破譯”，專業術語和常用語都有大量的縮略表達，讓王軍頗費思量，“大腦嚴重受傷。”正是這樣的認真嚴謹，使得王軍有次走訪梁思成曾去過的河北正定五代時期的文廟時，回想起在檔案記錄中看到的歷史片斷，忍不住大笑：“這地方，是我跟著梁先生一塊闖進來的，簡直想賴著不走。”梁思成成了他人生的導師和精神指引。
有段時間，王軍基本是泡在檔案室和圖書館，做編年史料和讀書筆記。他去了北京市檔案館、全國政協檔案處、規劃設計院檔案室和國家圖書館。規劃設計院的檔案彙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的民國地圖，20世紀40年代的《中央日報》、《議事報》、《大公報》，解放後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一張接著一張查找。“那是冬天，滿屋子都是陽光，就我一個人，一張一張舊報紙嘩嘩地翻過去，是時光流逝的感覺。”一段段逝去的歷史，就在“嘩嘩”聲中被還原、復活了。
“梁思成”佔據了他的整個世界。他說，親自完成這工作特別重要，不能由別人代勞。因為史料一定要自己去通讀，只有這樣，才可能把事件還原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自己在尋找史料和採訪過程中有很多情感的積澱，對生命的感悟，對事實的不斷認識，它們反過來會幫助你準確地把握史料，這個過程無法壓縮。
他去找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談了三個下午；他去找各種各樣與那段歷史有關的人；甚至見到出租車，見到年齡稍長的“的哥”，他也會問，你小時候見過城牆嗎？
在史料裡，王軍發現，早在1948年，梁思成組織清華大學師生編制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其中第一項文物即“北平城全部”，並註明北平為“世界現存最完整最偉大之中古都市；全部為一個整體設計，對稱均齊，氣魄之大舉世無匹。”“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則上實遵循隋唐長安之規劃，清代因之，以至於今，為世界現存中古時代都市之最偉大者。”新中國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針對北京市區規劃提出，將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這就是著名的“梁陳方案。”但很快卻被否決了。對此，梁思成曾對當時北京市的一位負責人直言：“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50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50年後，預言變成了現實。為保護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幾回。天安門外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因為妨礙“幾十萬人民群眾的隊伍在這是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於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開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樓，梁思成與主拆派據理力爭，在會場上痛哭失聲。直到1957年，他還在抗辯：“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牆像剝去我一層皮。”
真正應驗了十年磨一劍。王軍原計劃要寫的是一本《梁思成傳》。2001年梁思成誕辰100週年，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希望得到一篇論文，王軍從幾千字寫到20萬字，直至60萬字，最後誕生的是一本記述北京城變遷歷史的《城記》。出版後的《城記》成了暢銷書。王軍認為，暢銷恰恰說明每一個人都希望看到真實的東西，我只要提供真實的東西，自然會得到讀者的喜愛。他做學術的方式是首先是能準確地表述事情的過程，然後再上升理論，上升哲學。王軍始終要求自己能夠把事件通過真實的檔案表述出來，如果做不到，就繼續去找，不能寫推測。他在閱讀史料的時候，還很注意細節，相信要能把這些東西表現出來，讀者一定會喜歡，因為歷史的巨大魅力正在這些鮮活的細節之中。正是記者忠實事實的天職，使王軍在寫作《城記》過程中，始終堅持利用第一手材料，他堅信，歷史的真實是活在檔案中的。可以說，是檔案承載了《城記》。《城記》裡滿篇都是那個年代的文章、信件、筆記，梁思成的日記、工作筆記和“文革交代材料”首次在書裡披露。學者楊東平在《破解城市命運的〈城記〉》一文中說，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運就是這樣一部很難讓人平靜，值得再三解讀的大書。雖然這一主題已不再新鮮，但是《城記》仍然不同尋常，用謝泳的話說，是同一題材的書中最好的。林洙女士看完書稿後給王軍打電話，說著說著就落淚了：“你是一個見過樑思成的人。”
讓大家心裡痛一下
“一個城市的問題是可以用數量方法分析出來的，只有持這種態度，才能夠超越個人好惡或單純的‘思古之幽情’。《城記》這書本就是在做這種事情。”以北京城的空間演進為背景，《城記》的時間座標由“梁陳方案”、“城牆拆除”、“批判復古主義”、“整風鳴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綴成；而完成歷史勾連的，是一批那個年代的建築師、規劃師。沒有評論抒情的語句，有的只是史實的講述和史料的連綴。王軍說：“對於北京城的問題，發言的是他們，我就像個主持人。”他認為自己應該做的只是“拿出等號左邊的東西”，至於“算式”的結果，每個讀者都會自己得出結論。
憑藉《城記》，王軍想清楚表達的是：我使用的每一處檔案都標明瞭出處，都可以去找，我不會讓別人懷疑我，我也有足夠的信心，讓那些反對的人也可以拿這些檔案去組織，看能否組織另外一種把我駁倒的結論。歷史不是在大氣中運行著的，必須把它還原到大地上，還原到一個具體的城市空間裡。
王軍發現，就在北京開始在老城的“身體上建築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內再次塞進人口時，英國倫敦卻在實施‘大倫敦計劃’，將人口從城區有機疏散出去。”“梁陳方案”的提出，正是不願讓北京重走這些大都市由於人口密集而導致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的老路。今天北京城已經不堪重負，人口密度過高，交通擁擠，環境汙染，資源稀缺，許多文物建築被毀壞。梁思成當年沒能阻止的悲劇，今天仍在上演。正應了先生的那句話：沒有實現全市的平衡發展。
解放初，北京有大小衚衕七千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3900條，近一、兩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衚衕正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有數據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計劃改造300多萬平方米危房，但同時有600多萬平方米並非危房的房屋將“陪綁。”這意味著北京古城未被劃入保護範圍的地區，將更多地成為改造對象。王軍說：“北京正消失。如果讀了《城記》，大家心裡都痛了一下，就夠了。”
2000年10月26日，美術館后街22號被拆的一幕，至今讓王軍錐心痛骨。王軍曾先後寫了4篇報道，並組織專家簽名，幫房主請律師打官司。但在包括侯仁之，吳良鏞在內的各方人士奔走兩年零八個月後，還是眼睜睜看著房子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被夷為平地。這是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著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見的“象眼”磚雕與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曾經標在乾隆時期的北京地圖上。這裡曾住過一位皇帝的御醫，被拆前住著80多歲的趙景心老人。他的父親越紫宸是中國基督教領袖和抗日英雄，姐姐趙夢蕤在這裡用十幾年的心血翻譯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詩篇。如今，我們只能在法國畫家喬得龍的畫中覓到它的舊貌。
老舍的兒子、學者舒乙是一位態度強硬的保護派。他在一篇《拯救和保衛北京胡同、四合院》文章中大聲疾呼：“隨著商業大廈和行政大廈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內的衚衕和四合院開始被大規模地、成片地消滅……。北京還叫北京嗎？”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發表了這樣的評論：“為了儘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蹟。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做‘地皮’來處理，已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做‘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做‘廢銅’來使用。”“北京城消失了，只有故宮、頤和園被列入聯合國‘人類文化遺產’。……正像我們今天只能在畫冊上看‘燕京八景’，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見識茶館；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只能在縮微景園觀看北京四合院了。”學者楊東平如是說。
十幾年來，王軍一直在想，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嗎？從1994年到1998年，他開始著手調查北京房地產市場，每年都要寫出幾份調查報告。他的結論是：新舊分開發展並實現共榮在今天仍是這個城市的現實選擇，否則，在我們把老北京毀掉的時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毀掉了！
北京城的“恩人”
楊東平在《破解城市命運的〈城記〉》中將王軍稱為“北京的恩人。”他感嘆道，在現實中，王軍是一個極其熱忱、強烈的行動者，而被一些人視為眼中釘。在某種程度上，我更看重身體力行的行動者，因為他們不是僅用筆和相機去記錄，而是用巨大的時間、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與推土機作戰，與一些人的短見和貪慾作戰。粵東東新館、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術館后街22號、南池子改造、東嶽廟風波……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都有王軍不屈不撓的身影。……我認為王軍和 華新民將如“梁陳”一樣，也成為北京的恩人。王軍認為，自己並不是那種有責任感的、總是憂國憂民的人，只是保持了一種理想的記者狀態，因為問題在那裡，事實在那裡，新聞在那裡。“我只是儘自己的本分，做了一個記者該做的事。”當年的王軍是一個愛玩的人，喜歡畫畫，彈吉他、唱歌、賜足球，只是因為城建問題，變成了他人眼中的“鬥”，甚至受到“殺人不過頭點地”的威脅。
北京作為古都，文化要素越來越彰顯其重要性。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王軍親身參與並報道過不少次北京古建築的“保衛戰”。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築，如蔡元培故居、八道灣11號……，就是因為他的報道而得以倖存。但王軍也很傷感，“沒保住的要比這多得多”。
2000年11月23日，北京市東城區東堂子衚衕75號蔡元培故居。一位自稱是市政工程部門的工作人員，在故居里大聲向王軍說道：“這個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點兒邊，要不是，它值得保嗎？你看，就這房子，是文物嗎？”而院內最後一位住房胡錦才卻說：“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啊，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住過的房子，聽說當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這裡打著紅旗出發，去爭取民主科學的！”可是，一個房地產項目計劃卻在這裡興建。所幸的是，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及時赴現場制止了拆除行為，也否決了異地遷建，表示只能原地保護。侯仁之等學者和王軍的奔走呼籲產生了作用。
但不幸的一幕卻發生在北京粵東新館。1998年9月，正值紀念戊戍變法一百週年之際，戊戍變法的一個重要見證地——康有為建立保國會的粵東新館被“易地遷建”。來自四川興文的13個莊稼漢掄起了鐵鋤，漫天塵土中，將之化為一座廢墟，也將一段歷史化為烏有。工程的包工頭說：“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這種房子拆得多了。兩三個月前，國子監那邊的一個廟就是我拆的，那個廟真大，我們管不了那麼多，拆遷辦給我們錢，我們就拆。讓我們拆故宮，我們也拆。”時間過去6年了，3年之內“易地遷建”的承諾，卻變成一紙空談。當2004年7月18日，王軍再次來到宣武區南橫街，試圖尋找當年的粵東新館舊址時，早已人是物非，南模街11號這個門牌已經消失，並被人們淡忘了,他憤然寫下了《粵東新館只遷不建》的報道。
假日裡，王軍驅車沿著梁思成、林徽因當年考察中國古代建築的路線圖，一一尋訪。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為尋訪梁思成夫婦當年考察過的一處古建築，王軍驅車幾個小時才上了山頂，“在那個高度，我終於理解了梁思成。他實際上被一種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裡了。”梁思成不僅僅是個優秀的建築家，還是一個有著高度人文關懷的藝術家。他將建築視為藝術和文化，並著力培育一種保護民族遺產的文化土壤。
50年後，王軍繼續在體味著梁思成經歷的悲哀與無奈。他只能在檔案裡鉤沉探微，通過一本叫《城記》或《城祭》的書，用筆留下半個世紀前的一段故事：在北京，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築學家和文化人在激烈爭論，到底該怎麼處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幾個回合下來，“梁陳方案”被否決了，於是，北京的城牆和許多文物建築及衚衕、四合院在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後，從地球上消失了，兩個書生的命運被改變了，北京城現在和未來的命運也被改變了。
北京城的故事仍在繼續，王軍也在繼續記錄和印證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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