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号按】人类不能没有记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智识分子以新角度、多视野打开记忆之门，揭开档案领域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往事，书写着中国记忆。生态君曾与傅华、邓小军、刘守华、何力迈等国内档案界著名学者合作，记录了其中10位智识分子书写中国记忆的艰苦历程，愿与各位分享。
“我叫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是本次诉讼中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之一——中国浙江义乌市崇山村的原告。崇山村是我父亲的故乡。1942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引起村子里鼠疫流行，396个村民死于这场鼠疫。我祖父的家庭中死了8个人，我的叔叔也死了，当时13岁。”这是王选在日本法庭上诉讼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时发出的声音。
王选，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被美国历史学家、《死亡工厂》一书作者谢尔顿·H·哈里斯称为能让“日本沉没”的女人。近十年来，她肩挎装有日军罪行的黑布包，行色凝重，步履匆匆，几十次往来于中日之间，为揭露日本细菌战的罪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而不懈努力，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人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细菌战诉讼最难的就是认定事实。在长达十年的奔波苦战中，提起诉讼和调查取证就是她生活的核心。王选说，我们整理历史非常非常的苦，都是没有现成的，整理出一点点要花很多精力。……如果把这些事实都整理出来，让日本人看，他们中很多人会改变对战争的看法。……这件事不是个人的，而是中国的。
使命——上苍的赋予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人生与细菌战诉讼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份叫《THEJAPAWTIMES》的英文报纸上报道了一则消息：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3个来自浙江义乌的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本飞机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暴 发了可怕的瘟疫，306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其中包括王选父辈的8位亲人，有的人家全家都死光了，村里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不久，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
王选一看到报道激动得脸都红了，3个都是熟悉的名字，一个是自己的堂叔。一刹那，她明白，叔叔的死，青年时的插队，去日本留学，这一切都找到了意义。故乡已吹响战斗的号角，呼唤她投入到这场对日诉讼的事业中去。她赶紧拿起了电话，寻找研讨会上两个日本人:松井英介、森正孝。告诉他们：我就是崇山村人，我愿意参加你们的调查，并尽一切所能给你们的调查提供帮助，我有这个义务，因为我是崇山人的后代。
王选相信，活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她的使命与生俱来。1952年8月6日，她生于上海。父亲是义乌崇山人，中共地下党员。1969年，王选作为上海知青，回故乡崇山劳动。后来在乡亲们的推荐下，考入杭州大学，毕业后回到义乌，在中学教了8年的英语。她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故乡历经的磨难也深深地烙在她心里。小时候，父亲神色凝重地告诉她发生在义乌崇山的悲惨往事让她铭刻在心。
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在战场上使用过细菌武器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日本细菌战计划最大的受害者。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先后在哈尔滨、长春、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６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并将细菌战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在我国20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造成我国疫病大流行，27万无辜人民死于非命。时至今日，一些当年遭受日军细菌战伤害的中国老百姓仍在忍受它带来的无尽苦痛。
1995年开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的待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的战场。她带着松井英介、森正孝，一年数趟前往义乌崇山村调查取证。1996年，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精通日语、英语，又懂得浙江方言，能与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崇山村村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不知如何去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有文化、懂日语、通法律，又具同样受害背景的王选身上。老人拜托她；你要帮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要他们赔偿！你是义乌人嘛。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
在这场诉讼中，王选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平均每月都要去一趟日本。在浙江，她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义乌、衢州和湖南常德这典型的三个点，频繁往返，调查取证，那一幅幅图片、一本本资料、一盘盘调查录音带，堆集成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铁证如山。在日本，为了取得更有说服力的证词，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时731部队的官兵出庭作证。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队罪行，王选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努力赢得国际支持，贡献了她所有的时间精力，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2000年10月，《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出版了，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在《中文版谢辞》中，作者用一段话感谢了十多位帮助此书出版的朋友，最后最长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最后，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将她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王选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多得使我无法计算。总之，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的妻子和我对她的才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查档——揭露的意义
王选的生活除了上诉、出庭的日子，就是调查取证、收集材料。她经常说：我们要取得赔偿，主要还是调查，要把调查研究进一步提高。……我们不光是开庭打打官司，而是有一批人在孜孜不倦、默默无闻地搞调查。她提出，诉讼的关键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搞清到底有多少受害人、受害范围有多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利用事实阻止日本某些人篡改历史、掩盖真相。只有实证性的证据，才能让法官确信细菌战曾使中国人受害。
在代表受害中国民众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前，她曾有一个留学英语国家的打算，可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她的计划无法实现。克林顿离任前签署了一个议案——整理公布美国政府所持有的所有二战期间日本的资料，正好有一个专业的档案专家把日本战争犯罪的缩影全部编出来了。为了收集证据，2003年9月，她来到了美国马里兰国家档案馆，查阅日军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的档案资料，为下一阶段诉讼准备证据。
时间有限，要查的资料太多，此行又是受人资助，她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饭菜，每天瘦弱的她背着大包从旅馆到档案馆徒步50分钟往返，有一段时间与如约而至搜集资料的日本电视资深导演近藤昭二共住一个套间，近藤昭二睡床上，王选睡地上。近藤昭二向王选传授了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查找细菌战资料的方法，使她获益匪浅。近藤昭二研究细菌战20多年，被学术界称为“‘731'部队的百科全书”，《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ＣＤ盘是他10年调查的成果，是“731”部队细菌战最基本的资料，目前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段被掩盖的罪恶历史被近藤昭二制成ＣＤ盘，对全世界了解和研究日军细菌武器的历史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她花了2万多元从日本背回3套。
档案馆解密不久的大量二战日军暴行的档案吸引了许多亚洲学者，可在那些天查档的中国人只有她一个。一同查档的有十几位日本学者和五六位韩国学者，双休日来查档的日本学者更多。他们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他们中的几个研究组包下了复印机、扫描仪。他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用心让王选感慨万千……，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麽清楚、完整，日本的学者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比我们做得多，而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则是断裂的？王选黯然了。有人说王选这样做很傻。王选不以为然：“我觉得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并调查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麽区别！”“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认清形势，首先要认清对方，然后还要认清自己，这样才能够制定正确的策略，才能判断自己做得对不对。我觉得对我们中国来说，最紧迫的是把历史调查清楚。”她不止一次地重复：她和细菌战的其他调查者们不是“仇日”，是为了把历史调查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后人的责任，也是利用事实阻止有人篡改历史，重蹈覆辙。
那些天，王选在这个汇集了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最多档案的3层楼里，悉心查阅刚公开的二战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英文、日文文字、影像资料，不放过任何与“731”部队有关的内容……，她发现了常德细菌战的报告，还找到了云南、江西、南京、上海的细菌战资料。凡是细菌战资料她来得及找的都找了，光《日军战争犯罪索引》就复印了1000多页。她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查档时她一路小跑，管理员说馆内不许跑步，可是不跑时间不够，在规定的时间里要干的事还是没有干完，不得不打延期。回到上海，王选很快把《日军战争犯罪索引》复印3套分别赠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把近藤昭二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介绍给新闻界和部分学者。南京的一位历史学者赴美查档前用半个月时间通览了《日军战争犯罪索引》，仔细作了摘引。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后，很快查到了想查的档案，节省了近1个月的时间。
日本政府一直拒绝公开资料并且拒不承认细菌战的罪行，这种态度在王选和与她并肩作战的日本、中国和平人士的努力下才有点儿松动：2003年9月30日下午，细菌战诉讼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第二次开庭。10月1日，王选与来参加开庭的浙江原告与声援人士、日本国会议员、律师辩护团、声援团体等向日本防卫厅有关部门官员敦促日本政府早日公开有关细菌战资料。有关官员公开承诺：将以每3个月整理出500件资料的速度对外公布。而他们在1997年向防卫厅要求提供细菌战资料时，防卫厅称没有细菌战的资料。2002年，王选根据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和专著，挖掘整理出的79名日军细菌战医学战犯、罪犯的名单上了新华网、人民网：“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曾担任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731”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731”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厅主任研究员；1644部队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长和第七任所长；“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日本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这些作为医学者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在战后的日本各行业包括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教育界、学术界、企业，曾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
在收集档案史料的过程中，王选得到来自各方的帮助。去年，为调查日军“荣1644部队”在南昌的情况，她来到南昌。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向王选赠送了三本江西师大历史系所编的《江西四十三县市文史资料细目汇编》；抗战时期在江西保育院长大的吴天佛、贺玉昌等老人送上了当年自编的刊物《信息交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提供了一本日文书籍的复印本，书中有大量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文字和照片；有关报社也送上收集的当年日军在江西境内播撒细菌的所有资料……
当然，资料的缺乏和获取的困难也常常困扰着王选。
根据日本战犯的供词，当年日军沿浙赣线使用细菌武器，携带细菌弹的飞机从南昌机场起飞。日机起飞究竟在哪一座机场？王选一行来到江西，他们在南昌市文史办数小时仔细搜寻后，仍难觅日伪时期南昌被流行病防疫史以及机场的资料；在省图书馆也一无所获。由于没有日军占领南昌后“南昌新飞机场”的翔实资料，令她非常遗憾。
世界上除了研究专家，很少有人知道日军细菌战的真相。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中国、美国、日本的历史学家揭露日军的细菌战。近年来，我国专家、学者通过多年调查取证，搜集了大量证据，发现日军细菌实验的“特别输送档案”，野外人体冻伤实验等大量资料，逐步揭开这罪恶的一页。而在日本，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焚烧了大部分资料，部分资料移交美军，整个细菌战计划就这样被“整体遗忘”了。
细菌战调查取证是件日积累月的工作，王选希望大家都来共同参与。她说，大量的事实调查证据要搜集，要保留，并且要通过法律的程序，要这些事实的证据，比如口述历史，要让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应，比如说进行公证，要律师去取证，大量的工作都得去做，都要有人去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将它调查清楚，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承认历史事实，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调查——不懈地努力
王选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和泥土打交道，我以前耕过地，所以我喜欢走到农村去，走到农民当中去，去做一些非常实际，能够有效果，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的工作。如果想让战争受害者能够讨到公道，首先就要将受害的这段历史整理出来。王选运用在日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缜密地调查取证。她为国内志愿参与调查的离退休老同志制作了详细的调查表：死难人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见证人与申请人关系，不敢有半点出入。她说，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诉讼，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从历史调查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王选和日本友人一起，走访受害者，寻找受害者，为调查细菌战跑遍大江南北，黑龙江、江西、北京、浙江、吉林、上海、江苏、湖南……，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一张张悲怆的脸庞，民族正义的情怀在她心中饱胀。随着不断深入的调查，神秘的历史面纱终于被撩起：
日军在1940年和1942年两次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细菌战，通过飞机投放、地面人工撒布等多种方法，使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在浙赣各地流行蔓延。日军还人为地在宁波、金华、衢州、上饶、丽水等地制造鼠疫流行，使其中大部分地区成为鼠疫源地。
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至少有230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
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1月到同年12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109人。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至1945年1月，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643人。
1942年8月，日军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1942年8月，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至少100人死亡。死得最惨的是浙江江山市七村村民郑善福的奶奶——麦稞妨，她临死时肚里似火烧，不停地呼儿子、儿媳到井里吊水往她身上浇，时间长了，儿子、儿媳也没力了，只得把她扶到屋外池塘，全身浸在水塘里，不断，一会儿全身竟爬满了蚂蟥，不得已，又把她扶上来，让她坐在杀猪桶里，全身让水浸着，露出一个头，折腾了许久，终究痛苦地死去。
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些地区还不得不每年进行鼠疫检测，在检测中，经常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王选说，根据调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除西藏和新疆等少数几个地区外的几乎所有省份都犯下使用细菌战、化学战的暴行，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统计。现在幸存者正逐渐减少，必须进行抢救性调查取证。
王选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森正孝的调查结果中还得知1644部队的卫生兵、负责看押做实验用的中国人的老兵松本博吐露的真相：他亲眼目睹将6个中国人扒光衣服，然后给他们注射不同的细菌，塞进一米见方的笼子，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食物从笼子下面塞进去，粪便也从那里排出。一个多月后，人快不行了，拖出来化验；没有利用价值了，切断大腿动脉，插上橡皮管接血，用来制造细菌武器。为了把血抽尽，用脚踩压被试验者的心脏，一直踩到血管冒出气泡为止。血流没了，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长官命令他们，“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 采完血把人扔进旁边的焚尸炉烧掉。他负责看管的那个房间，平均一个星期就死一个中国人。在他当兵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从未停止过。
她不停在搜寻新的罪证，而且非到实地考证不可。在日本，王选奔走于千叶、琦玉县等地，踏破铁鞋寻找原731部队的日本老兵。她肩背沉重的行囊，步行几百里地，穿梭于偏僻村庄。有时走上一、两天也找不到一个老兵，但她从不气馁，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证词。调查中，有些原731部队的老兵仍旧抱着死不认罪的态度。他们充满蔑视地打量这位中国女子，极力否认自己在侵华期间的罪行。
王选殷切地说，日本人的问题要靠日本人自己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解决。我是受害者的后代，所以我要为受害者争取他们的权益，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应该继承历史，因为时代总是不断的发展，一代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他没有做完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做，我没做完的，年轻人接下去做。
诉讼——共同的责任
王选在1998年2月16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第一次开庭时用日、中文作了当庭陈述：“我们108名中国原告是战争中日军‘731’部队在中国浙江省、湖南省进行细菌战的受害以及受害者的遗属。我们以日本政府为本诉讼的原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造成的损失承担战争责任。……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是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这场审判将在举世关注之中，越过法庭，越过海洋，越过国境，越过时代，产生影响。所有与这场审判有关的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起什么样的作用，都将在历史上产生意义，在历史上留下来，受到历史的检验。”仍震耳发聩。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180名原告的总代表，担负的责任重于泰山。自1997年起诉以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先后进行了38次开庭审理。38次赴日开庭，犹如进行38次重大战役，而兵马却是一群年愈古稀、身体病弱的老人。王选说，出庭是我做这个事情那么多工作里头最难的一件，特别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下地狱一样，所有在法庭上的，除了我一个人都是日本人，他们知道整个日本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命运。从出庭人员的行程到法庭申诉作证的各个阶段，让王选耗尽钱财，耗尽心血。尤其是诉讼经费，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有时眼看开庭在即，出庭人员出国费用尚未落实，真是一夜间愁白须发。
2002年8月27日，王选第29次走上了日本法庭。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确实实施了细菌战，并且认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但是对于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法官却依据日本战前宪法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不予支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8月30日，王选代表原告提出上诉。她说，中国受害者将继续上诉，得不到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誓不罢休。法院一方面认定日军用细菌战殘杀中国人的事实，一方面却又驳回赔偿。这是违背常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但这是日本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史实，它的意义是史无前例的。
一审判定细菌战的事实存在后的两年来，王选又在为调查取证奔波，她诚挚地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够看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历史义务。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场诉讼，通过多年的调查、揭露和奔走呼号，社会各界被动员起来了，给予了高度关注，日本政府再也无法抹杀和掩盖侵略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而世界上正义与进步的力量以及年青的一代，已经开始广泛参与介入，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支持王选的正义行动。
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全世界知道：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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