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處級都不到的鎮黨委委員 身兼15個“領導小組”副組長

原標題:副處級都不到的鎮黨委委員,為何要身兼15個“領導小組”副組長?

數字往往可以激動人心,但有時也會令人嘆息。

這裡就有這幾天披露的兩組數字。一是調研發現,一個村委會一年簽了51份“責任狀”。哪來這麼多責任狀呢?“上面”有一個“口子”,下面就要籤一份“責任狀”,縣鄉有一項“重要工作”,村級就要立“軍令狀”。所以他一年簽了51份責任狀,另一個村最少,也簽了36份。“反正上面拿下來籤,就得籤,一年下來,究竟簽了多少,簽了什麼,誰搞得清?!”

二是也是這次調研發現,一個鎮黨委委員兼了15個“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地縣一票否決的工作達到50多項,達標的標準,就是每次工作是否設立領導小組,是否掛牌立刻“上牆”,是否配齊人員,所以下面就得成立那麼多“領導小組”,所以一個恐怕連副處級都不到的委員,頭上要戴著十多頂“烏紗”。

這兩組數字,是近日媒體公佈的,但這只是冰山一角。令人嘆息的基層幹部負擔過重,“奇招”多如牛毛,壓得縣鄉村鎮喘不過氣來,早已不是奇聞,只是在某些地方,現在愈演愈烈罷了。

造成這種不正常情況的,首先仍然是官僚主義。高高在上,脫離實際,全不知基層政權工作有多難,基層幹部負擔有多重,只知道四時八節,發號施令。一個貧困村的老支書,因為全村700多戶貧困戶,要他簽了多少扶貧考核?一次要籤2880個名字,一年要籤四次,還不能字跡潦草,籤錯地方,他哪裡有什麼時間來“扶貧”?有的“上面”,為了怕扶貧幹部偷懶,竟想出用GPS來定位每一個基層幹部,看他是不是在村裡“上崗”,自己卻坐在縣衙裡 “監控”。這裡的官僚作風,恐怕不止這兩個例子吧?

其二是形式主義之風在某些地方越刮越猛。事事要填報表,項項要“大數據”,只是不需要講實效,也不需要親自去摸一下不同情況。某地為一項創建活動,向鎮、村下達了幾十項標準,通知剛剛發了四五天,文件還在郵路上呢,他這邊“緊急電話”已經來催,要下面迅速報典型、報材料、報“落實情況”。說起來“鄉鎮的改觀、居民的素質提高,是要一個過程的呀”,但他哪管你這麼多,急著要“上級彙總”啊!扶貧工作的材料更是多如牛毛,已經披露了的,有的行政村,一年用在製作報表上的紙的費用,就已經超過了十萬元;有的鄉村,為了要“上報”像樣的方案,村幹部老的老,沒文化的沒文化,只好花幾萬元請來大學老師代制“模型”、代做設計,拿來讓“上面”高興一笑。

這幾年來,在公款吃喝的奢靡之風大有好轉的同時,不少地方的形式主義卻大行其道,有的同志把形式主義當成“擔當”、充作政績,而且過去的文山會海,還有 “重心下沉”,把越來越重的負擔壓在本來已經“白加黑”“5+2”“夜總會”的基層幹部身上,這種狀況值得引起注意了吧!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不能讓基層幹部“勞力”又“流淚”,不能讓他們身上累之外,再加上“心裡苦”。“上面”要體恤,愛護基層幹部,輿論也要公正、寬容地對待他們。基層幹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個眼”,他們為穩定、發展尤其是民生承受著巨大的擔子,作出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貢獻,這是主流,是大節,是基本面,任何曲意抹黑、抹煞甚至“妖魔化”基層幹部的邪說,都應當被有效糾正。

在一次調研中,一位村幹部舉例:俺村同時發生兩件事,一是一名“90後”村幹在扶貧路上以身殉職,二是一個村支書把宅基地違規給了親戚使用,後者在網絡上濃墨重書,而前者在媒體上連一個字也沒有。這樣的“選擇性失明”,在我們的基層政權和基層幹部報道中難道還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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