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湘江 紅色桂北——訪湘江戰役舊址
“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82年前湘江戰役的慘烈，時至今日仍是桂北地區民間敘事的焦點。
這是紅軍長征路上傷亡最大的一場戰役，亦是紅軍突破封鎖線、粉碎國民黨圍殲企圖的一次重大勝利。
湘江北去，紅軍西行，而長征精神在這裡紮下了根。
“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
廣西興安縣城往北15公里，界首古街旁，一座名叫紅軍堂的磚瓦房。
“紅軍堂原名三官堂，因供奉天官、地官、水官得名，湘江戰役時彭德懷曾在這裡指揮紅三軍團作戰。”興安縣湘江戰役紀念館館長尹湯懷將記者領到堂前，“看，門口就是湘江！”
蔥蘢間一灣碧水蜿蜒而去，寬不過百米，深不見底，偶有村民手持長篙採拾浮萍。逆江而上數米，便是當年紅軍軍委縱隊架橋過江處。
“就是這條江，成為阻礙紅軍西進的天然屏障！”尹湯懷感慨道。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三道封鎖線進入廣西，準備從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由於輜重過多、行軍緩慢，錯過了渡江的有利時機，遭到國民黨中央軍、湘軍、桂軍、粵軍近30萬軍隊的圍追堵截。
為保障軍委縱隊和後續部隊搶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11月27日至12月1日，紅軍一、三軍團在灌陽新圩、全州腳山鋪、興安光華鋪三個阻擊戰場，與數倍於己的敵人展開鏖戰。擔任後衛的紅五軍團則在湘桂邊界死死頂住湘軍和中央軍追擊。
從緊鄰渡口的界首古街，到一馬平川的光華鋪，再到丘陵環繞的新圩……82年後的今天，走在這片曾被鮮血染紅的土地上，當年連天的炮火和遍地的烽煙彷彿就在眼前。
楊柳井，新圩鎮的一個小村落。“李天佑與警衛員”的塑像提示後人，這裡就是新圩阻擊戰紅五師指揮部。
按照中革軍委“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堅守三至四天”的命令，紅三軍團第五師師長李天佑、政委鍾赤兵率領2個團和一個炮兵營共3900餘人，與7個團共1.4萬人的桂軍在這裡反覆廝殺，傷亡慘重。
李天佑之子李亞濱告訴記者，當時敵人整營整連發起衝擊，而紅五師的戰士們為了節省子彈，等敵人只有幾十米遠時才開火，子彈打光了，就用石頭砸。
戰鬥的緊迫和殘酷，從兩封電報中可見一斑。一封是危急關頭，紅一軍團發給中革軍委的電報：“軍委須將湘江以東各軍，星夜兼程過河……”另一封是周恩來以中央局、中革軍委、總政治部的名義發給全軍的：“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全局……望高舉著紅旗向著火線上去。”
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在“一切為了蘇維埃新中國”“誓死保衛黨中央”的信念支撐下，紅軍戰士浴血奮戰，最終以折損過半的代價渡過湘江。
“長征出發時1.1萬人的紅八軍團，過江後僅剩1200人；負責殿後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除個別人員突圍外，幾乎全部戰死江東。可以說，湘江戰役充分體現了紅軍的堅定信念和無畏勇氣。”桂林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長黃利明說。
“一水隔兩村，紅白兩重天”
91歲的馬有益老人在界首古街生活了近一個世紀。9歲那年，他就是在這條街上遇見渡江的紅軍。
馬有益回憶說，最早到界首的紅軍有100多人，穿著便衣，都是外地口音。紅軍來買東西，一開始給鈔票，看他們不認識就換成銅錢和光洋。為了給大部隊搭建浮橋，紅軍找街坊借門板並標上記號，等走的時候又給裝了回去。
華江瑤族鄉高田村102歲的支義清老人，有著與馬有益相似的經歷。說起紅軍，這位鶴髮銀眉的老者格外激動。
“1934年，紅軍從界首和全州交界的地方過江，叫我幫忙做事。白天搭橋，晚上撐船，幹了7天，給了7塊光洋。”支義清記得，當時只有20歲的他在湘江邊當船工，紅軍請他幫著砍樹，在2條竹筏之間架上3根木頭，再在木頭上鋪上門板，連成浮橋。
“紅軍睡在屋簷下，從不入戶。每到一處還要打土豪，為老百姓做主。大家都覺得紅軍好，願意為紅軍做事。”老人聲音洪亮。
在桂北，雖然像馬有益、支義清這樣接觸過紅軍的老人已不多見，但紅軍經過時體現出的嚴明紀律和良好作風，至今仍廣為傳頌。
“興安地處湘桂走廊，來往部隊多，只有紅軍秋毫無犯。”興安縣委黨校副校長季豔萍舉例說，有一個村，桂軍駐紮後一片狼藉；隔水相望的鄰村，紅軍走後，不僅整潔，連家畜都給喂好了，可謂“一水隔兩村，紅白兩重天”。
據黃利明介紹，中央紅軍進入廣西后，總政治部先後發佈了《關於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以及示範性的《對苗瑤民的口號》，用紀律約束隊伍。進入越城嶺山區後，總政治部還作出了“屋內無人，不得入內借宿；不得與少數民族爭井水、共廁所”等具體規定。
“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雨後的楓樹腳村空氣格外清新。公路兩旁，連綿起伏的都龐嶺山脈像兩條綠色的長龍，安臥在雲霧之下。
文昌佑與小夥伴在屋前玩耍。6歲的他並不清楚，腳下的草坪便是當年新圩阻擊戰的前沿陣地，但他知道，家裡有一個與紅軍有關的故事。
66歲的李清鸞是文昌佑的奶奶。1979年初，她將一面印有五角星和黨徽的紅旗交到灌陽縣武裝部，丈夫一家四代保紅旗的事蹟由此揭曉。
李清鸞從丈夫的祖父那裡得知，1934年11月底的一天夜裡，一位腿部受傷的紅軍戰士敲門，70多歲的曾祖父黃和林收留了他，還用草藥給他療傷。住了兩天，紅軍戰士執意要追趕部隊，將隨身攜帶的4件東西交給他們保管，約定革命勝利後回來取，其中就有這面紅旗。
紅旗保存下來並非易事。從黃和林開始，黃家一代接一代地護衛紅旗，等待紅軍戰士歸來。1944年，日軍進村時，李清鸞的公公還揹著裝紅旗的箱子躲進山裡。
據當地人介紹，1969年，曾有部隊上的同志到附近村裡尋找紅旗，可惜沒找對地方。之後便再無消息。
如今，李清鸞和丈夫靠種地為生，子女也已成家。讓她引以為豪的是，3個孩子都是黨員，她自己也曾擔任村黨支部副書記。
每次受邀講課，她都不忘囑咐後人：“你們要記住紅旗，記住紅軍爺爺的故事，沒有他們流血犧牲，就沒有我們今天。”這也是文昌佑聽得最多的故事。
在興安縣興安鎮上冠村，張徵遠四兄弟的“名氣”同樣不小。
“可能因為父親參加過長征的緣故吧，我們四兄弟名字裡都有個‘徵’字。”張徵遠說，父親是江西南豐人，1933年參加紅軍，擔任衛生員，湘江戰役中腳部受傷掉了隊，在當地成家生子。
四個兒子中，只有老大張徵遠一人有正式工作——縣民政局殯儀館幹部。由於工作努力，張徵遠曾擔任館長，還被評為自治區民政系統先進個人。儘管如此，他從未利用職權為兄弟和子女們解決工作問題。
“父親從小就教我們好好做人。我雖然沒什麼文化，但作為館長從來沒有‘脫產’過，抬屍體、整理儀容，什麼活都帶頭幹，沒有給父親丟臉。”張徵遠接受採訪時，一通電話過來，響起《十送紅軍》的鈴聲。
與張徵遠四兄弟相比，身在北京的李亞濱，走的是另一條傳承“路線”。
“我是紅軍後代，整理父親資料、傳播長征精神責無旁貸。”李亞濱告訴記者，除了回桂北參加紀念活動外，他和夫人還加入了一個由紅軍後人組成的合唱團，多次到革命老區表演。與合唱團同行的，是一個負責義診的醫療專家組。組長便是湘江戰役中倖存的紅三十四師第100團團長韓偉的兒媳。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長征永遠在路上’。我們這一代人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李亞濱說。（瞿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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