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大使培训记

将军大使培训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陆续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向建交国派驻大使便成了当时外交工作的一件大事。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中有10位是军队中的兵团级干部,他们都是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这些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将军们,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义无反顾地脱下了被他们视如生命的军装,穿上西服,踏上了新的征途,由此也书写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大使的一段佳话。

1950年初,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各战场风尘仆仆地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大门,他们之中有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袁仲贤,有黄镇和他宁都暴动时的老战友姬鹏飞、王幼平,有曾参加过军调部与国民党、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的耿飚、韩念龙。古今中外,将军作使节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如此强大的阵容集体调动,别看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但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

在这10位将军中,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

黄镇握着袁仲贤的手,兴奋地说道:“袁参谋长,你是老资格,向我们介绍介绍和英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吧。”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地横渡长江前后,曾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时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委员的袁仲贤受中央军委之命,成功地处理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由此开始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这些前来外交部报到的将军大使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搬进前门外的新华饭店。

待将军大使选定之后,外交部又陆续从各野战军选调一大批师、团级干部,充任驻外使馆秘书、参赞,计有一百几十名。整个新华饭店都住着外交部从军队选调来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战友相聚,热闹非凡。

新华饭店非常阔绰,在中国式的豪华气氛以外,还加上当时最摩登的西洋陈设,所有的家具、用具都闪烁着十分耀眼的电镀的光泽。到了晚上,到处灯火辉煌。

住饭店原本是件享受的事,可却让这些长年扎根在农村和山沟里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门板、土炕的日子,现在突然要他们睡高级饭店的弹簧床,一下子还真是难以适应。时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室主任的黄镇和他的妻子朱霖就很不习惯。黄镇从厕所出来,皱着眉说:“这个抽水马桶还真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朱霖捂着嘴笑了:“你不会学学他们,踩在马桶上!”

往床上一躺,“席梦思”上下乱颤。他们坐起来,弹簧摇得他们哭笑不得。黄镇指指宽敞的铺着地毯的地面:“咱们还是打地铺吧!”

“这叫人家看见像什么话?”

“起床再搬回床上嘛。”

第二天,走廊上传来说话声,黄镇开门一眼见到姬鹏飞,便问床好不好睡。姬鹏飞没好气地说:“好睡个鬼,我一夜都未曾合眼。”大家一听都哈哈笑起来。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并习惯,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生活的习惯。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大使培训班”,培训班就设在新华饭店。

在培训班上,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精通外交知识的学者、专家讲授一系列的外交知识,大到外交政策,小到衣食住行,都一一详细讲解。外交部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军大使及其夫人们过去谁也没有见过,看后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这期间,培训班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的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作报告时,都是由毛岸英当翻译,他除每句话直译外,还详细解释。毛岸英还给将军大使们讲了自己在苏联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将军们获益匪浅。黄镇总想多学一点,他拜毛岸英为师,想学一点俄文。毛岸英为人朴实稳重,可对自己的“学生”却毫不宽容,他要黄镇一天记住两句话,他第一天布置了,第二天见面就用俄语问道:“同志,您记住了昨天的句子了吗?”黄镇一下子涨得满脸通红。他撅起嘴,勉勉强强挤出了两个词:“得挖利息,我系你扎!”(同志,学生)

毛岸英看到他说这几个词竟如此费力,便表扬道:“不错,只是有点像中国话。”

“是啊,我就是找了两句上海话和安徽话才记住了。”黄镇乐了,把毛岸英新教的一句,又记在小本上,睡觉时,他也把本子放在枕头下面。

这一晚,黄镇和朱霖到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家去请教。

蔡树藩1927年去苏联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黄镇任副主任,关系密切。

“是啊,现在条件跟我们那时留学不一样,”蔡树藩用那只好手捂住截过肢的残臂,对思想还不通的朱霖说:“女同志出去就是配合配合外交官,学点外文。别的也不需要做什么……”

“愈是没事干我愈不想出去。”朱霖没好气地丢下了这么一句。

每天天不亮,新华饭店将军们住的那个小院子里就会传来朗朗读书声,将军们埋头苦读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日常学习中,年龄稍长的袁仲贤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应注意的事项一字不落地记在小本子上,经常翻看,他笑称自己这是“笨鸟先飞早入林”。袁仲贤的精神鼓舞着每一个战友,黄镇暗下决心,要像当年打碉堡一样,努力攻克外交上的第一道难题。

将军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到北京饭店学习吃西餐。

当年佩戴过蓝色三环,参加过北平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的耿飚、韩念龙等曾到过北京饭店,现在旧地重游,一时感慨万分。

吃西餐之前,首先由老外交人员胡济邦对外交礼仪几乎一无所知的将军夫人们的着装进行检查。她过去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当秘书。她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咂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内裤可不能露出来。”

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出门前还着实收拾了一番,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照照镜子,觉得是从未有过的漂亮。她往胡济邦面前一站,想请她多看看,少说也能听几句赞美的话吧。谁知胡济邦站过去退过来,皱起了眉头,脑袋摇得像是拨浪鼓:“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

胡济邦又指着夫人们的头发,数落着:“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还要搽点粉,抹点口红……”

朱霖泄气地往椅子上一坐,嘟嚷起来:“我干不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在西餐室,55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招呼大家入席。他是辽宁海城人,极富口才,曾获公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8年就任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抗战时期在重庆,曾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其实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名坚强战士,一直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是个“外事通”。此时,阎宝航抖抖餐巾,铺在胸前,做着示范,解释着:“平时参加招待会,不光是吃喝玩乐,和人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做工作,了解情况。比如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你们以后就会深切体验到灯烛辉煌、觥筹交错的宴会大厅所造成的奇迹。”

可此刻,黄镇却被手中的一把刀、一把叉难住了。他去叉鸡,鸡在银盘里像活了似的游动,他干脆用刀切了一块往嘴里送,正嚼得香时,被阎宝航唤住了。

阎宝航笑着比划:“刀子不能往嘴里放,叉子一定要按住鸡。在一次宴会上,有个国民党大使,叉子没按好鸡,刀子一使劲,把一块鸡骨头蹦起来,正好落进对面一位大使脖子后面的西装领子里去。这位大使不敢动,一直到离开宴会才把鸡骨头取出来。”

袁仲贤急忙摸摸脑袋后面,笑眯眯地指着黄镇说:“我得检查检查有没有鸡骨头飞过来。”大家都被逗笑了。有的还兴奋地前后摇晃起椅子来。这又被阎宝航抓住了:“和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着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满天飞。坐着时腿不要架起来摇。每人要多买几幅手绢……”朱霖呼地吐了一口气:“这么多规矩,多难做呀!”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黄镇觉得好像没吃饱。所有的客人都顾全了礼节,记住程序,都把肚皮撇在一边了。他小声问朱霖:“吃饱没有?”

“再给我20个胡萝卜馅饺子我也能吞下去。”

服务员送上来一盆水。朱霖隔着水盆试试凉热,随手倒了一杯水,刚要喝,被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

大使夫人们聚在一起话题都是不愿当夫人。这些大使夫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个个都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跟男子一样舞刀弄枪,杀敌上战场。现在摆在她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那种地主、资本家、官僚太太、小姐们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她们看来,如今革命胜利了,正是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干的时候,自己怎能描眉画眼出国去当“官太太”?有的人抱怨当初就不该来北京,有的吵着要回部队,更有人说宁可离婚也不出国做“夫人”。在将军大使夫人聚会上,黄镇爱人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为新中国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罪恶,是污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妇之间的矛盾,周恩来闻听后,立即派邓颖超赶去做工作。

那天,邓颖超走得很急,往椅子上一坐,嘴里吹笛似地嘘了口气,说道:“周总理派我来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女同志都要安心学习,安心工作。”

邓颖超叉起手指,叮嘱道:“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人手少,任务重,事情多,出去后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到了使馆,根据工作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把工作做好。到新的工作岗位后,你们会体会到与过去的工作、斗争完全不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完成任务。”

将军大使的夫人们都知道邓颖超是一位资深的女革命家,大家对她都很尊敬,尤其是听她说,因工作需要,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打字员,个个都觉得脸上发烧。

邓颖超站起来身来,走到夫人们面前,拉起她们的手,看看指甲,把她们翘起的衣领翻过去,用手理平,提醒着:“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要邋遢,服装要整齐、清洁、朴素、大方,这样人家才能尊重你们。要记住,你们出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1950年3月10日下午,汽车将未来大使们接到中南海勤政殿。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将要在这里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经周恩来同意、安排,将军大使们在勤政殿屏风后面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殿内除了原有的陈设,特意在一边立起八扇红木屏风,屏风上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宫灯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照耀着陈列在两壁的奇珍异宝。他们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每人用铅笔头戳几个细密的小窟窿。仪式开始前,周恩来亲自检查,对将军大使们说,不能将窟窿戳得太大,外国人看见殿堂里这儿那儿一排大窟窿不雅观。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未来的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大家在听着外面的动静。不知谁说了一声:“来了,来了!”屏风后面顿时鸦雀无声。将军们贴近屏风,屏住呼吸,只见毛泽东主席迈着大步走过来,站在地毯一端,翻译站在他后边。鲁登科大使庄重地走上前来,呈上国书,并致颂词:“主席先生:今天我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负责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颂词很长,大约讲了5分钟。毛泽东主席接过国书,向鲁登科大使致答词:“……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双方握手告别……

客人一走,仪式一结束,未来的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热烈地议论起来,耿飚捶着腰直摇头:“这嘀哩咕噜一大堆,谁记得住呀。”

黄镇揉揉眼睛,说:“反正都是事先写好的,背下来就行了。”

姬鹏飞扬扬手:“我看照那个意思到时候随便说几句,对方又听不懂。关键是翻译同志得练熟。”最后,大家得出了两点共识,一是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得有个腹稿;二是我们首次递交国书之前,多练习几次,比如走步、挺立、呈递的姿势等等。于是他们当即就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子里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演练起来。

将军们极其认真地演练,一举手、一投足都在相互纠正,直到熟练了才作罢。

不久,他们都担当了几乎是自己曾演过的角色:袁仲贤任驻印度大使,耿飚任驻瑞典大使,姬鹏飞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王幼平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黄镇则任驻匈牙利大使。

演练递交国书之后,周恩来便领着大家去见毛泽东主席。

当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出现在将军们面前时,将军们高兴地热烈鼓掌。毛泽东、周恩来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来什么事,便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了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时刻保持镇静。”

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毛泽东笑了,又问:“你还绘画吗?”

“没有时间了。”黄镇答道。

“到国外也可以画嘛。”毛泽东鼓励道。毛泽东对黄镇印象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黄镇,安徽桐城县东乡人,1925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次年即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迫退学。中央红军长征时,黄镇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一踏上长征路就不停地画。黄镇的长征漫画,在长征途中产生,带着长征的风尘流传到陕北,又从陕北不知经谁之手辗转到遥远的南方———当时的“孤岛”上海,经著名文化人阿英的努力,终于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值得庆幸的。这部漫画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反映的长征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走向胜利。

毛泽东坐下,兴致勃勃地和周恩来交谈:“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将军嚷起来:“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会外语,也可以当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说到这里,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的湖南口音缓慢而爽亮:“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啊!”毛泽东所说的“不会跑”的话,是因为当时新闻刚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周恩来说:“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有同志问:“不是有许多国民党时期的旧外交人员吗?能不能和文教、工商业一样,改造利用呢?”

毛泽东坚决地挥了挥手:“新中国外交官将不任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的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毛泽东调换了一下姿势,侧过脸,对周恩来说,“你是外交部长,你多说说。”

周恩来上身笔直,臂膀压住腰际,略带些江苏口音:“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周恩来把“外交”与“军事”巧妙地联系起来,引起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恩来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恩来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从“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20余年战场上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战线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开始有了兴趣。周恩来继续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失,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等,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特别关照耿飚:“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好好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最后,毛泽东特意地告诉大家:“你们这些出国当将军大使的同志,可以保留军籍。”

自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毛泽东先后任命14位大使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先一步到任)。新中国15位首批驻外大使个个都有军队履历,其中有10位是直接带兵打仗的我军的高级将领。他们是耿飚、王幼平、黄镇、倪志亮、袁仲贤、姬鹏飞、彭明治、曹祥仁、韩念龙、谭希林。

在以上10位将军大使中,有3位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是倪志亮、彭明治、谭希林;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领导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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