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1日，日本京都，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後出席新聞發佈會。視覺中國 圖
不久前，日本京都大學免疫學家本庶佑與美國免疫學家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共同獲得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獎/醫學獎，本庶佑成為京都大學第8位獲獎者，京都大學也成為日本獲得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最多的院校，其次是有5位獲獎者的東京大學，而京都大學的科研經費僅為東京大學的三分之二。至此，獲諾獎的日本科學家已有26人，日本成為近十年來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諾獎出產國”。
中國國內不少人把這種諾獎井噴現象歸功於日本2001年出臺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提出，“50年內要拿30個諾貝爾獎”，並且集中投資在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保和納米材料四個領域，以競爭性的研究資金吸引和培養年輕的研究人員等。
但在日本，幾乎沒有人把諾獎的大量產生歸功於這一計劃。在獲獎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本庶佑教授和京都大學校長山極壽一都毫不客氣地批評了近年來日本政府出臺的包括這一計劃在內的一系列科學技術政策。本庶佑教授特意強調對基礎科研就應該大面積撒錢，對科研人員應該給予充分的自由，不要追求課題的短期成果，因為他自己的獲獎成果也是在做其他基礎科研當中偶然發現的。他把獲獎的獎金全部贈給大學，作為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基金，實際上也是對當下日本教育制度和科技政策的批判和揶揄。
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和成果一覽表。資料來源：Nobel Prize an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An Analysis for Selection Process of Nobel Laureates and Their Scientific Carrier，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工作論文（2016年5月）。
而從上表可以看出，諾獎得主從出成果到得獎的整個過程，平均下來，1990年以後需要25至30年，而2000年以後日本獲獎的15個成果中，1960年代出的成果有2個，1970年代的有5個，1980、1990年代的各有4個。因此，日本2000年以後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實際上靠的是25至30年前也就是1990年代的研究結果，和2001年出臺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沒有多少關係。
自由寬鬆的京都大學
2000年以前的日本大學在教學和科研管理上普遍十分自由。二戰後在《教育基本法》的框架下，日本大學實行教授治校、教育自主，對各種思潮都十分包容。1897年設立、以“自由豁達”為校訓的京都大學，原本就是為了專注於純學術領域的自由探索而選址在遠離權力中心東京之外的京都的。在自由的氛圍下，京大一直有許多自由到出奇的逸事。
比如1960年代以前，知名經濟學教授懶得回學校上課，經常召集學生在京都祇園的青樓裡研習《資本論》。1991至1996年間，筆者在京大本部讀研，記憶中教授經常是上課打盹，下課到了居酒屋，三杯清酒下肚後才開始精彩講評。對經濟學的學習和對學術江湖各個流派恩怨的瞭解，我們其實是在居酒屋裡接受到的。長期在京都大學任教的本庶佑教授就認為，
沒有教務督導，教授不拘一格，自由教學和科研，科研極少有課題和結項的壓力和時間限制，這是自己最終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筆者就讀的1990年代，當時的京都大學是各種思想激烈碰撞的地方。進入校園，幾乎天天有左翼學生團體在校園搞活動，他們頭頂鋼盔手持標語，時而抗議學校當局，時而批判日本政府和美帝國主義。因為校園實行自治，警察沒有校方允許不能進校園，所以經常有警察機動隊在校門口和學生對峙。除此之外，其他團體也在校園舉辦各種活動，包括奧姆真理教。各種思潮各種訴求只要不影響學生正常上課，不衝擊影響基本的社會和校園秩序，都被允許存在，校園充滿激情又井然有序。日後京都大學井噴出諾貝爾獎成果，基礎就是這個時候打下的。
在2004年大學教改以前，日本大學的教員一經錄用全是終身僱傭，國立大學的教學工作相對輕鬆，教員更多的時間是用在自己喜歡的科研上，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申請基盤研究經費的長期資助，這是一種“研究者基於內在動機的課題研究”。由於不必急於出成果，可以動輒十年二十年持續對同一課題進行研究，日本幾個諾獎得主的獲獎成果幾乎都是這個階段的研究。這些制度安排使得“青椒”學者有穩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研究環境，不必疲於奔命地應付課題申報和短期課題結項，也就容易出成果。
在京都大學任教的山中伸彌教授2012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與英國學者約翰•格登[John Bertrand Gurdon]共享），以下是他的個人研究歷程和各階段的經費關係圖，從中可以看出大學年輕學者先得到基盤科研經費的長期支持、到了科研成果較為成熟後才參與國家課題或實用研究的成長曆程。
資料來源：《（日本2016年科技白皮書特輯集）產生諾貝爾獎的背景：為了我國今後的諾獎輩出》（日文版）圖7
散養的研討班制度
那麼這種寬鬆和自由的科研環境又是如何保障和激勵科研動力和培養研究能力的呢？
實際上日本大學從本科時代就開始通過學術訓練來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和學習的興趣，這種訓練體現在大學教學體系的安排上，那就是理工科的講座制度和文科的研討班（seminar）制度。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設計有兩個流派：東京大學實行以培養官僚為主的高等職業教育模式，京都大學則採用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目標的德國洪堡教育模式，後一種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研討班（seminar）制度，後來普及到全日本的大學。大學生低年級課程加入美國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內容，專業課則實行教授帶研習班的學習制度，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現在。本科生在三年級之後自主選擇教授，進入專業學習階段，理工科叫講座，文科稱研討班。由於日本大學沒有輔導員，帶班教授需要身兼教學、生活、就業指導等多項職責，當然，指導教學和科研是主要的，內容方法則完全自主。
記得當年，筆者的教授告誡我們，這種制度在京大基本上是屬於放羊式的散養，好的學生能跟上教授的研究，跟不上的學生就只能自求多福。
學習期間很少進行閉卷考試，以期末寫一些學習報告為主。有的學生在同一個時間段登記了不同的科目，基本沒上課，但最後還都能拿到學分。也有一些學生跟不上進度，所以京都大學的留級率是日本最高的。在來京都大學之前，筆者從國內大學插班到日本福井大學讀本科，最感到不同也是最開心的就是期末考試極少，多是寫研究報告的科目。報告可自由發揮，留有大量時間讓學生閱讀各種書籍，許多科目讀得輕鬆又饒有興趣。最近中國正在考慮對大學生加負，增加課業和作業，避免他們有太多空閒時間沉溺於電玩，實際上更應該想辦法設置能夠引導學生參與研究和參與討論的這種研習班，開拓視野，引導他們對學術課題或者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興趣，培養他們發現問題的探求心和閱讀習慣。
文科的研習班制度雖然有種舊徒弟制的封閉性，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知識的傳承上是一種有效的特色訓練。理科的講座則各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同一大學同一專業，不同講座也是百家爭鳴，互相競爭。這種模式還有一個好處是：學生在本科階段有兩三年跟隨同一個教授、同一批同學或師兄弟一起學習，如果再上研究生階段的話，加起來對某一個專業課題就有5年以上的追蹤和研究時間，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已經有相當的積累。而團隊內部的互相競爭互相幫助，對他們日後的發展也有很大幫助。比如京都大學幾個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教授，年輕時就同在一個研究室前後輩合作過。醫學獎的兩個獲獎者更是經常在一起交流。
除了理工科的諾貝爾獎得主之外，京都大學的文科也湧現出不少大師級人物，佛學敦煌研究方面前後產生了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吉川中夫等一大批對世界漢學研究有重要影響的權威人物。在經濟學領域，從戰前的河上肇、松井清到戰後的森嶋通夫，以及後來加入京大的青木昌彥，這一大批自由派學者在注重日本社會經濟實證研究基礎上把歷史學派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到巔峰，對戰後日本的均富理念、勞資和諧、福利社會等思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日本的危機感和對中國的啟示
科研是要追求諾貝爾獎還是經濟效益？日本正面臨這一艱難的選擇。
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基礎研究，第二是應用研究，然後才是產品開發研究，基礎研究一般不馬上帶來任何的利益或者新產品，但是對革命性產業的誕生或全新領域的開創而言，這是最基礎的部分。沒有基礎性的發現和理論，新產品的開發和應用就不可能形成，比如沒有130年前發現的液晶基本材料的不同融點，以及通電會變色的特性，就沒有1970年代的液晶產品和今天的彩色液晶顯示屏產業。
而新物質或者新功能的發現，沒有辦法馬上應用或者盈利，它提升的是整個人類的科學水平，真正是科學無國界，並不一定能直接造福自己的國家和產業，因此國家和研究人員都需要有決心和耐心，以及大量的投資和長時間的忍耐。
2000年以後，日本在國家財政比較緊張、企業界急於尋找新技術和新產品應對國際競爭的情況下，開始對大學和其他科研機構的基礎研究預算進行刪減，轉向鼓勵大學競爭各種國家課題或者橫向的企業應用研發。年輕學者身份隨短期項目而定，成果評價和大學的考核讓科研人員窮於應付，這樣的設置干擾了科研工作。京大校長山極壽一直言大學是社會公器，不應配合個別企業搞研發，抨擊的就是這種現象。
因為諾獎主要是表彰基礎研究，日本目前做法的惡果若干年後就會體現出來。不過日本近年被推薦提名的候補成果仍然有數十項，不斷有人獲獎的現象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近年來日本進入高齡社會，又遇到國際產業格局的急劇變化，科技政策的轉變因此是一種無奈之舉。但日本也明白，沒有自己的基礎研究理論和技術做支撐，所謂的原創產品和產業只不過是在別人設計架設的公路上參加賽車，諾貝爾獎量級的基礎研究才是真正的產業發展方向。因此，日本的新策略是集中資源在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保和納米材料四大領域，但由於國際競爭加劇，能否保持勢頭並不樂觀。對於日本基礎研究的現狀，這兩年學界輿論界的危機感十分強烈，不斷有諾獎獲獎者對此發出微詞。估計下一期的科技基本計劃應該會重新做出評估和調整。
中國人一直有諾獎情結，每年頒獎時節媒體都在探討何時會有下一個中國人獲獎。而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在基礎研究的投入、保障研究人員的自由和穩定等方面就需要早做規劃，避免研究人員待遇不如一般企業人員、身份不穩定、對項目干預過多等現象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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