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新揭開這塊傷疤，並不容易。幸好是陸春橋來做這件事。初三四班的劉文靜說，“別的記者來採訪，總會有被消費的感覺，但她不一樣”。她相信，陸春橋和他們是同類，對那段過往能產生共情。
2008年9月，地震後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訪者供圖
文｜新京報記者周小琪
2008年5月12日那場地震裡，北川中學初三四班37人全部倖存。
十年後，這群昔日十五六歲、穿著校服的少男少女已經長大，生活的重心也從學習變成了工作、結婚、生子。
班上的女生陸春橋把鏡頭對準他們中的三個人，拍攝了一段32分鐘的紀錄片，取名為《初三四班》。
“太多的片子在講地震後的悲傷痛苦，卻沒有人去講我們對生活的珍惜”，陸春橋提起拍攝的初衷，是希望記錄下他們這代人的成長，講講他們是如何在經歷災難後，去理解家庭與愛的。
揭開傷疤
12月26日，陸春橋拍攝的紀錄片將在騰訊視頻上線。紀錄片的開始，是一場同學聚會。
2016年大年初三，陸春橋組織了一場初三四班同學會。那天，她扎著高高的丸子頭，帶著攝像機回到北川中學。
在陸春橋的鏡頭中：陽光鋪滿整間教室，藍色桌椅整齊地擺放著。八年未見的同學按初中畢業時的座位坐下。
大家顯得有些生疏。有人提議，輪流站上講臺，重新做自我介紹，分享這些年的經歷。
女生母志雪穿了身亮眼的紅大衣，化了淡妝，她站上講臺，說的第一句話是“這幾年過得特別好”，同學們在底下都笑開了。
在陸春橋的記憶中，母志雪是個內向的人。初中時，她坐在陸春橋後面的座位，扎馬尾辮，穿最簡單的T恤和牛仔褲，非常文靜，不愛說話。
但現在，她跟每個人都熱絡地開玩笑。她說她現在在施工隊工作，夢想是當個包工頭。
2016年大年初三，母志雪在同學會上發言。受訪者供圖
男生何林燭也站上了講臺做自我介紹，鏡頭中他平頭，濃眉大眼。和初中時相比，變化不大，依舊外向、善於交際。
他高三輟學，留在北川，送過外賣、當過KTV服務員、開過婚慶用品店，是同學們心中的勵志擔當。
聚會那天，陸春橋拍了不少視頻和照片。回去翻看時，她發現，同學們雖然都很年輕，但是看上去要比同齡人更成熟一些。陸春橋很好奇，“那場大地震到底是如何改變了我們這群人的生活？”
多年來，陸春橋和同學們很有默契，鮮少談論與地震有關的話題。上大學去了外地，他們也不會主動跟同學提起自己來自北川。
陸春橋想，他們這些年的故事值得記錄下來。地震過去8年，關於北川的故事，別人已經講得夠多了，如果換作自己來講，會不會不一樣？
要重新揭開這塊傷疤，並不容易。幸好是陸春橋來做這件事。初三四班的劉文靜說，“別的記者來採訪，總會有被消費的感覺，但她不一樣”。她相信，陸春橋和他們是同類，對那段過往能產生共情。
倖存者陸春橋
陸春橋曾是班上最愛好文藝的女孩。上高中後，開始跟市裡來的藝術老師學編導，大學在南京學攝影，畢業後去了上海的一家電影公司工作。
2015年6月，陸春橋上大四，和製片人韓軼聊天時，說起了那場地震。韓軼提議，這幫孩子的成長或許能拍個紀錄片。陸春橋被打動了。
她先是挨個給同學們打電話，久疏聯繫，陸春橋發現，原來她對老同學這麼不瞭解：地震後，他們失去了哪個家人、經歷了哪些痛苦、有沒有走出來……她一無所知。於是，陸春橋回到北川，開始跟同學和他們的家長詳細訪談。
在紀錄片中，陸春橋訪談了自己的父親，那天，父親開著車，母親躺在後座。父親漫不經心地聊道：
“地震那天買了四噸多厚朴花，遇到地震了，就全部變成垃圾了，跟你媽在片口困了兩天。房子搖過去搖過來，就像跳舞一樣。第二天用柴油機發的電，看到新聞，說北川中學三樓變成一樓了。我想女兒肯定死了，你媽就哭了，她整天都在哭，最後就要來找。”
2008年5月12日地震來的時候，初三四班所有同學都在室外上體育課，陸春橋站在報欄前看報。一瞬間，世界開始搖晃，教學樓倒了，漫天的灰塵撲過來，不遠處的山被滾落的巨石、泥土包裹住，由綠變黃。
幸運的是，在操場的初三四班同學們都活了下來。
地震過後，北川中學的學生都被轉移到了六十公里外的綿陽長虹影劇院。每天，影劇院都會播放尋人廣播，“XXX同學，你的家人在找你”。第三天晚上，陸春橋躺在紙板上準備睡覺時，終於聽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匆匆穿上長虹發的拖鞋，趕到影劇院門口。看見母親站在人群中，揹著一個雙肩包，拄著一把傘，衣服破破爛爛，腳上還穿著陸春橋留在家裡的膠鞋。母親原本白皙的皮膚也變得黝黑，一下子老了十歲。陸春橋想給她換上自己的拖鞋，才發現膠鞋已經陷進了媽媽的肉裡，根本脫不下來。
陸春橋的父母接受採訪。受訪者供圖
母親旁邊不見父親的身影，她告訴陸春橋，父親的哮喘犯了，只好在家等著。這個從沒落過淚的男人，還偷偷鑽到了廁所裡哭。
那年10月，陸春橋的媽媽生了一場重病。醫生說，是因為地震之後，她的精神處在崩潰邊緣，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導致她患上了植物神經紊亂。心理上的表現是焦慮、抑鬱，生理上則表現為胸悶、憋氣等症狀。
在此之前，陸春橋一直以為，電視裡演的抑鬱症等心理疾病都只是單純的心情不好。媽媽得病以後，她才知道，“原來情緒也可以殺死人”。
許多同學的家庭都被這場地震拆散了。母志雪失去了父親，地震時，他正在礦山上工作，沒跑出來。何林燭失去了六歲的弟弟，那是一個活潑聰明的小男孩，頭頂有兩個旋。
陸春橋一家是倖存者，同學黃金城一家也一樣。他告訴陸春橋，有時走在街上，會碰到一些故去同學的父母，他總會低著頭，繞得遠遠的，不知道該如何跟他們打招呼。
“生活像吃糖一樣甜”
母志雪父親在世時，希望她將來能當老師或者會計，過安穩輕鬆的生活。高考填志願，她卻決定去南充的一所專科學校學土木工程，“修出結實的房子、結實的路，會特別有成就感。”
在大學，同學聽說她來自北川，免不了問幾句地震時的情況，母志雪並不抗拒。但他們聽說她父親遇難後，總會用同情的目光打量她，這讓母志雪受不了，“我會跟他們說，不要心疼我，我跟你們是一樣的，只是比你們多經歷了一點”。
2016年，陸春橋找到母志雪時，母志雪正在成都的一個工程隊工作。她負責做施工資料，記錄施工的全過程，要成天跟著工程隊到處跑，“和工人待在一起很開心，特別喜歡這樣的生活”。
那時，她剛開始談戀愛，沒過多久就決定結婚，“隨時都像吃了糖一樣甜”。丈夫陳翔性格內向，陸春橋來家裡拍攝時，他會害羞，藏到廁所裡。母志雪笑稱他是“賢內助”，和自己的性格正好互補。
結婚後，母志雪一閒下來，就會帶著陳翔回老北川逛逛，給他講自己玩過的地方、讀書的地方、和父母一起去過的地方。
進入老北川，要經過一條塵土飛揚的道路，狹窄到只能容納兩輛車經過。曾經熱鬧的縣城只剩下了斷壁殘垣，四處是東倒西歪的樓房。一扇扇破碎的窗戶裡，藏著剝落的牆面和傾倒的傢俱。從地縫中探出頭的雜草和野花，是這裡僅剩的生機。
陸春橋說，她回小壩鄉時，也會經過老縣城，“到現在都好像還能聞到當年石灰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地震後，母志雪的母親以為母志雪已經不在了，帶著小兒子到北川中學，打算“翻死人”。見母志雪還活著，仨人哭作一團。母志雪問，爸爸呢？母親只是搖了搖頭。
失去丈夫以後，母志雪的媽媽整天以淚洗面，也吃不下飯。為了逗母親開心，母志雪每天給媽媽打電話，講笑話、打趣。在老師和同學面前，她也逼著自己開朗起來，沒心沒肺地笑，不希望被特殊對待。
慢慢地，母志雪發現，她喜歡這個“把心放得很大”的自己。“對我來說，我已經夠幸運了，至少老天還給我留下了媽媽和弟弟”，母志雪說。原本，母親要和父親一起去礦上上工，那天卻鬼使神差地沒有去。
母志雪的母親在領了幾個月的救濟金後，謝絕了外界的幫助，決定要找一份工作，自己掙錢養活孩子。她聽說陳家壩有個人賣滷肉很有名，她就跑到人家門口等，求他教自己做滷肉。
於是，小小的滷肉攤成了全家唯一的生計。“地震後我媽對我和我弟更好了”，母志雪說，“她想讓我和我弟過上和普通家庭一樣的生活，讓我們活得更自信。”
在紀錄片中，陸春橋採訪了母志雪的母親，母親那天扎著馬尾辮，一張圓臉，眼角堆滿了皺紋。她沒有哭，看似輕描淡寫地聊起了逝去的丈夫。
“他們一起幹活的有11個人，11個人一個都沒出來。一年後，那邊修路，又把他的屍體挖了出來，我又把骨頭撿回來埋了。”
陸春橋問，“你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
“其實自己的親人就不怕，沒有什麼感覺”，母志雪的母親笑了笑，“只是想著他能活過來就好了”。
何林燭的責任
在23公里之外，新北川在震後兩年內拔地而起，所在地被取名為“永昌”，意為“永遠昌盛”。城區整齊劃一，有寬敞的馬路、林立的高樓，重建了北川人的生活。
安昌河支流穿城而過，河東是現代化的居民社區、政務中心和旅遊服務中心等，河西是北川中學、河西醫院等公共服務建築。在縣城的中心，還修建了“巴拿恰”（羌語，意為“市場”），到過節時，羌族人民都會換上民族服飾，在這裡相聚。何林燭每天就騎著電動小摩托車在新北川縣城送外賣。
何林燭正在送外賣。受訪者供圖
2011年，高考過後，初三四班許多同學離開了新北川，到其他城市上大學。如今，許多同學都回到了新北川。
陸春橋曾問過留在新北川的同班同學：有沒有後悔地震後留在北川？同學回答，去外地會被人特殊關照，但在北川不會，“這裡收容了所有受傷的心靈”。
何林燭也是留下來的人。他告訴陸春橋，成都是他去過最遠的地方，他原本打算在成都多待幾年，因為媽媽，他決定回到新北川。
地震前不久，何林燭的父母離異了，由母親一個人撫養他。地震後，弟弟去世，家裡一貧如洗，全靠母親在菜市場開的小店支撐。
何林燭很早就有了金錢的概念，常在中學宿舍倒賣小零食，掙個幾毛錢。從家去學校距離遠，走路要三四十分鐘，坐車只要一塊五，他也捨不得花。
剛上高中時，何林燭學的是美術，期待考進藝校，成為一名美術工作者。但高三上到一半，他決定輟學打工。他仔細掂量了好久，認為自己最多隻能考上專科，浪費錢不說，畢業了還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何林燭輟學後，帶著僅有的兩百塊隻身到成都闖蕩。剛開始幾天，何林燭白天找工作，晚上睡網吧。後來，他一天打三份工：送外賣、做家政、在KTV當服務員。每個月能掙七八千塊，全都寄給母親。
在KTV的工作最辛苦，身邊的同事一撥接一撥地換，何林燭升上了主管。有時，他也會羨慕那些幹了一個月就辭職的人，他也想像他們一樣任性，但沒辦法。
何林燭手下的職員很多都是十幾歲的小孩，看著他們，何林燭常想，如果弟弟還在，應該和他們差不多大，現在是在上學，還是已經像他們一樣出來闖社會了呢？
何林燭回憶說，弟弟以前是孩子王，喜歡帶著一幫小孩出門玩，每到飯點，媽媽總會讓他去叫弟弟回家。
弟弟走後，只給家人留下了三張照片，分別由何林燭和父母保存。留在母親那裡的是弟弟六歲時一個人去照相館拍的證件照。小男孩穿著橘色的外套，皮膚白淨，單眼皮，招風耳，笑得羞澀，跟何林燭長得很像。
何林燭在成都待了一年半，便回到了新北川，他對著陸春橋的鏡頭說起回來的緣由：
“當時我在成都休假回來，我曉得我媽跟繼父吵架了，當時看到我媽在那哭。我當時在想，他們如果再離婚的話，我媽在新北川只剩下一套房子和一條狗了，沒有誰陪她。也是因為地震，我弟弟不在了，再加上我爸媽離異，當時我腦袋裡就想，哪怕我在外面掙再多的錢，如果不能陪在她的身邊，我掙那些錢也沒什麼意思。”
“我媽真的很不容易、很累，她是個女強人，我真的很佩服她。愛到深處是陪伴，我也覺得是情到深處了，我就真的離不開她了。”
當時，何林燭坐在家裡的沙發上，始終都是笑著的。
回了新北川后，他繼續送外賣、去KTV打工。也嘗試過自己創業，開過一家叫“青春飯”的飯店，冬天賣板栗，夏天賣冰粉。“凡是能掙到錢的，都會試著幹”。
我們的家庭與愛
十年過去，想起爸爸，母志雪更多的情緒是遺憾，遺憾他沒能見證自己的成長。記憶中的父親頂著一頭捲髮，高大帥氣。小時候，她和弟弟總是纏著要爸爸背，在家門口的空地上跑來跑去。
地震前不久，十五歲的母志雪覺得自己的姓不好聽，偷偷拽著媽媽到了派出所，想改姓。地震過後，母志雪再沒動過改姓的念頭，“姓氏是爸爸給我的，那是我們之間最好的連接”。
最開始，母志雪理解不了父母的感情，不明白真正的愛情到底是怎樣的，直到遇見陳翔。“我當時耍朋友不是很認真，學校裡的感情我不知道怎麼去衡量。人要真的走到這一步，才理解我媽當時心裡是怎麼想的。”
2018年2月5日，母志雪和陳翔結婚了。婚禮前，母志雪帶著陳翔一起去祭拜了她的父親，陸春橋記錄下了這一幕：
“在今後的生活中，永遠都見不到他了，真的是很遺憾。工作、結婚、找到陳翔這樣的人，我在想我爸要是看到陳翔這個樣子，會不會滿意啊？我有的時候在想啊，你能多活過來一天，就一天，我給你講講我15歲到25歲這十年。”
在母志雪的婚禮上，母志雪的母親把母志雪的手交到了陳翔手中，三人相擁。那一刻，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客人們都打開了手機的閃光燈，跟隨音樂，緩慢地搖著。那是所有鏡頭中最打動陸春橋的瞬間。
2017年，何林燭也結婚了，妻子是在KTV認識的同事，一個活潑開朗的姑娘。今年4月，妻子又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孩子。他希望能養活一家人，過上穩定的生活。
何林燭辭掉了在KTV的工作，最近，他在綿陽學婚慶主持，計劃回北川開一家婚慶公司。他還在左腳踝上文了一隻小蝸牛。他覺得自己就是蝸牛，揹著重重的殼，緩慢地爬著。但他不累，因為殼裡住著他最愛的家人。
紀錄片中，何林燭總結了他這些年的感悟：
“我覺得我們經歷了地震的這一代人，跟外面沒有這段經歷的年輕人來比，我們更懂得生命的重要，特別是家，還有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責任。”
2018年初，陸春橋的拍攝進入了尾聲。她似乎找到了答案，那些留在北川的同學大多數都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他們選擇留下，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陪伴身邊的家人。
陸春橋看到了母志雪對父母感情的感同身受、何林燭對家庭責任的重視。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看到別的孩子都留了下來、陪在身邊，自己的孩子在上海為夢想奔波，心裡是怎麼想的。
春節前夕，陸春橋為父母換上了羌族的民族服飾，在家門口的空地上擺了一張椅子，母親抱著狗，父親一臉嚴肅。陸春橋躲在攝像機後面。
陸春橋問：像何林燭比較早在北川創業，留在他媽身邊，母志雪很早就結了婚，我幾個月不回來，你們有時候會不會難過？
母親答：還是有哦，但是我又想，沒關係，只要她過得好就得了，前途好。
父親答：你說呢？肯定想，自己的女兒這麼遠，出門在外，兒行千里母擔憂。
母親眼淚落了下來：我要哭了，我不哭，我忍住。
父親：是啊，不管你錢多錢少，一家人每天在一起，多巴適，多幸福。
母親：你小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在一起，我們原來兩個人，還年輕，跑得快，現在我們歲數越來越大，只剩下了兩個人，娃養大了不在家裡了。特別是生病的時候，想著想著就覺得好造孽，這是我的心裡話。
紀錄片放映
12月16日下午，《初三四班》在北川電影院首映。
陸春橋刻意避開了那個特殊的日子，把日期定在了今年的末尾。“12月意味著一年的終點，對我們而言，也是上一個十年的終點”。
12月16日，首映儀式上，三位主角和他們的家人。受訪者供圖
班上的同學都回到了這座小縣城。母志雪剪了一頭短髮，挽著丈夫和母親，甜甜地笑。何林燭的寶寶成了焦點，孩子剛八個月大，揮著肉乎乎的小手，好奇的眼睛不住地眨。
看片子時，老北川的畫面閃過，黃金城想到了自己的家，白色外牆，藍玻璃。自己房間門口的櫃子上，還擺著十四歲時的生日禮物，是那個年代最流行的水晶蘋果和紙星星，全是初中同學送他的，地震後也沒機會再拿出來。
弟弟的照片出現那一刻，何林燭沒忍住掉了眼淚。
“很多年來，那場地震都是我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時間可以治癒一切，當地震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這些倖存者，無論是創業、工作，或者是結婚，我們都在努力地尋找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班真的很幸運，但幸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不辜負這份幸運。我們這群人是特殊的，但也是普通的。經歷了這場大地震活了下來，但是生活依舊還在繼續，我們也要面對和你們一樣的成長，也要在爭吵和沉默後，最終學會理解父母，也要在努力工作後，懂得承擔責任，也要在跌跌撞撞以後，遇到可以相互陪伴的人。”
片子的最後，是陸春橋的獨白。
（感謝騰訊“穀雨計劃”對本文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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