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取了這樣的標題，是想說明，除了年輕的都市白領，還有這樣的一群女性，她們來自過去的時代，曾經做過了不起的事情。這些事情已經逐漸被遺忘，甚至令人難以置信。重新講述她們的故事，記住她們，也是幫助我們思考今天的生活。
社會主義女子圖鑑
文 | 郭玉潔
1
1993年春天，王翠玉到山西太原開會。會議結束後，大家一起去五臺山遊玩。爬到半山坡，風吹來，正適意的時候，王翠玉聽到一陣叫賣聲。循聲看去，一個小女孩坐在石梯上，手裡拿著佛珠項鍊在叫賣，膝蓋上攤開了一本書。
王翠玉好奇了，她走過去問女孩，看的是什麼書。
女孩說，是語文書。
女孩旁邊的石頭上還放著一本書，王翠玉拿起來一看，是初中英語課本。
王翠玉那年58歲，她行事果決，意志力堅強，面目卻很慈祥，總是笑眯眯的，輕聲細語，普通話裡帶著江南口音。很多後來的學生形容她，“很和藹，就像媽媽一樣——自己的媽媽也沒有這麼和藹啊”。看著這個賣佛珠項鍊的小女孩，王翠玉心想，今天又不是禮拜天，也不是節假日，她問，小朋友，你怎麼不去學校上課，這樣能讀得好嗎？
女孩說，阿姨，我家裡困難，交不起學費。
女孩的話一下子刺痛了王翠玉。因為她有類似的、甚至更嚴酷的童年。
王翠玉出生於1935年，上海城隍廟的一個貧民家庭，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日本佔領上海以後，全家逃到寧波，租了一間老房子做手工捲菸。五歲，媽媽就用一個小凳子疊大凳子，把她抱坐上面，和媽媽、二姐，一起操作小木頭捲菸車，卷出一批又一批香菸，讓爸爸和大哥、二哥帶去各家煙店賣。從早做到晚，沒有今天所謂的“童年”。稍微長大一點，她也帶著香菸去兜售。她說，經過日本人和偽軍的關口，她就把煙捆在褲腰裡，萬一搜出來，沒收還不算，還會被打耳光。
媽媽身體不好，當時家裡人不知道這是子宮癌，只知道她每回卷完煙站起來，凳子上就留下一灘血。每天在病痛中勞動，最後在病痛中去世了。二姐患了肺結核，不治而亡。大哥離家，被日本人當作“八路”打死了。一年多內，家裡死了三口人。那時王翠玉才六七歲。
父親很快再娶。繼母說，王翠玉是剋死家人的白虎星，害人精。她把王翠玉打發到家門口的毛筍廠去剝竹筍，做童工。在家裡，打罵是經常的事。在工廠，又要吃拿摩溫的苦頭。
抗戰勝利之後，1946年，從小跟隨外婆生活的大姐回來了。大姐比王翠玉大7歲，在外面讀了書，做了助產士。看到妹妹一身憔悴，很苦的樣子，大姐向父親提出，要帶妹妹出去，讓她讀書。第二年，王翠玉跟姐姐離開了家。那年她12歲，沒有讀過一天書，繼母正打算把她賣做童養媳。
王翠玉就這樣依靠上了大姐，大姐到上海，她跟到上海，大姐到南京，她跟到南京。大姐沒有房子，收入也很微薄，王翠玉有時跟她住在醫院的集體宿舍，有時寄宿在遠親家裡，一邊讀書，一邊幫忙帶小孩做家務。她讀書讀得很好，小學讀了三年半，就畢業了。她尤其喜歡文學，高爾基的《三部曲》，《悲慘世界》，《青年禁衛軍》，她都讀過了。
小學快畢業的時候，王翠玉和姐姐一家在南京，迎來了解放。這時姐姐剛剛結婚，有了小孩，又把在上海糖廠做學徒的二哥也接到了身邊。有一天，姐夫說，翠玉，現在解放了，到處都有招生的，還有文工團，你不會去報名參加文工團嗎？
長期的貧窮，母親的早逝，讓王翠玉養成了內向、敏感的個性，她總覺得自己是個無家可歸的人，事事處處低人一等。姐夫揹著姐姐跟她說了這句話，讓她有點傷心。設身處地為姐姐姐夫想想，負擔是夠重了，總歸不是辦法，但是，她還想讀書，怎麼辦呢？她向小學裡的一位老師談起自己的身世和心願。老師說，上海有一所育才學校，專門收救孤兒，吃飯、讀書、穿衣都不要錢，我介紹你到那裡去。
王翠玉聽了非常高興，回去對姐姐講，她要到去上海。姐姐很吃驚，她說你這麼小就一個人走，我能放心嗎？王翠玉說，那裡什麼都包，我去了可以減輕一點你們的負擔。姐姐把她送到了南京火車站，講了一句話：“你翅膀硬了，要自己飛了。”她原本打算要供妹妹上中學，再上大學的。姐姐很傷心，王翠玉也覺得委屈，但她還是咬緊牙關沒有說出姐夫對她說的話。83歲的她回憶起當年的經歷，還強調了這個細節，她說，姐夫當時也是無奈之舉。
王翠玉就這樣一個人到上海，進了育才學校。
育才學校是陶行知先生在戰時的重慶創辦的，原本為了收留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孤兒。戰爭結束後，搬到了上海。學校裡很多四川人，王翠玉說，每天下飯的菜不是捲心菜和辣椒，就是辣椒和捲心菜，她每天上火，屁股上長滿了熱瘡。當時陶行知先生已經因病去世，但是他的教育理念仍然留在育才學校。王翠玉是“甲級生”，一切免費。學生稱老師為大哥，大姐——因為學生大多是孤兒，這樣可以營造“大家庭”的氛圍。陶行知提倡“小先生”理念，所以王翠玉和同學們經常去做“小先生”，幫助農民識字。學校裡學生不多，大概一兩百人，生活艱苦，卻很愉快。在育才學校的一年多時間，王翠玉的個性徹底釋放了，無憂無慮，沒有任何精神上的壓抑。她覺得自己獲得了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博愛，童年時受的那些苦難，不僅不再使她憂鬱，而是使她能夠理解他人的痛苦，並轉化為強大的激情，想要改變一切不合理的現狀。
離開育才學校之後，王翠玉就投身於工作，先在團委，後在婦聯。早年的生活逐漸淡去，她以為那只是個人的一段經歷，已經過去了，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也已經過時了。五臺山下的女孩，觸動了她的記憶。原來現在還有這樣的孩子，想讀書而不能讀，就像當年的自己一樣。
離了五臺山，回旅館的路上，她想，如果女孩家裡有哥哥或是弟弟，父母一定會把讀書的機會讓給他們，而女孩只能像農村所有的貧困女人一樣，幹活、嫁人、生孩子，直到老死……她很清楚，因為這差一點就是她自己的命運。這樣的未來讓她感到難過，恐懼，“不寒而慄”，又突然醒悟，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沒有過時啊，她應該做點什麼。
2
回到上海，王翠玉辦了一所女子平民學校，正式名稱是“上海市女子實驗函授進修學院”。1994年，學院成立，開始招生。
王翠玉不看重金錢，她的工資卡一直由別人保存，或是愛人，或是姐妹。但是她很會算賬，擅長在沒有資源的條件下做事。她一沒有校舍，二沒有人，三沒有錢——學校啟動資金只有三萬塊，她和兩個女企業家朋友各出了一萬塊。但是，像五臺山下的女孩，怎麼才能讓她上學呢？想來想去，只有函授。對學生來說，學費可以很低廉，一開始是50元，包含所有費用，後來漲到70元。條件困難的學生全免，這一比例開始是20-30%，後來達到了一半以上。
怎麼才能找到這些女孩？王翠玉找到了《少女》雜誌，這是上海的一本雜誌，當時發行量有二十多萬，編輯部答應每年兩次免費刊登廣告。這樣就省去了登廣告的費用。
下一個問題是：要教她們什麼？王翠玉想到的第一個課程，是“少女寫作”。因為寫作不僅使人學文化，還可以塑造人生觀。如果寫作程度好，可以進階到“女子文學”，後來又加了“營銷技術”、“服裝設計與裁剪”兩個實用的課程。王翠玉用過去工作中積累的關係，邀請編輯、學者編寫教材，四個講義，每個講義一年付400元。以十個月為一學期，單月教材發給學生，雙月把作業寄回來。再邀請老師批改作業，批改一份三塊、四塊錢，最後漲到了六塊錢，也是意思意思。從事行政工作的院長（即王翠玉本人）和校辦主任，分文不取。其他行政人員，也都是兼職的志願者，每個月只拿20-40元的津貼。加上郵資、結業證書，王翠玉算了一下，完全是可以維持的。
登載了廣告的《少女》發出之後，王翠玉說，報名的信簡直就像“雪花飄飄”。她總結報名者的特點，多半是出身貧寒的女孩，過早步入社會，或進入職校、中專，但是她們都有夢，渴望能超越目前的生活。一個初中畢業就進酒廠當工人的女孩，夢想著能成為服裝設計師。一位還在中學讀書的女孩寫道，“我剛生下來被人稱為‘美麗的天使’，從幼兒園到小學四年級因能歌善舞被稱為‘快樂的天使’。可是到了小學五年級後，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是工人子弟，很孤獨，被人稱為’沉默的女孩’。我卻深深地愛上了文學，夢想將來能成為一名三毛式的女作家，希望少女寫作班能幫我夢想成真。”
有一位學員，令王翠玉終身難忘。她是一個從貴州到廣東打工的女孩，叫羅雪蓮。她寄來210元學費，報名參加了“少女寫作”、“營銷技術”和“服裝設計與裁剪”三個專業。她在信裡寫：“我不要你們免費，只求你們給我知識。只有知識，才能徹底改變我的命運。”學校把第一批“少女寫作”的教材寄去，並決定只收一門學費，把其餘140元退回給她。下個月，學校收到的不是羅雪蓮的作業，而是她同伴寄來的信，那年廣東梅山一場大水，把她沖走了。信裡說，羅雪蓮完成的第一批作業還放在宿舍裡，她的朋友們把它留下來作為永久的紀念。信裡又問，能不能把所有教材都寄過去，她們想幫她完成學業。學院把作業寄了過去。王翠玉還寫了一首詩，讓她同伴作為悼詞火化。詩的其中一節是：
你曾有多少執著的追求，
在紡織擋車工的機臺上，
你編織裡一個又一個美麗的理想，
來來回回踏著你堅定的步伐，
追求尋找你心中的夢。
三年功夫，用三萬塊錢，學院培訓了947個人。
毫無疑問，參與學院工作的，都是不計報酬、願意幫助別人的人，無論行政人員，還是教材的編寫者、批改作業的老師，都是如此。在學院摘編的批改意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師都稱呼學員“您”，或是鼓勵，或是批評，都依據學員的特點，循循善誘，十分耐心，即使正規的大學，恐怕也得不到這樣的教育。
在辦學過程中，王翠玉也找到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陳霙。陳霙比王翠玉“相差一支”，小12歲，因為出生在雨雪交加的日子，父親為她取名“霙”字。她是長女，從小就懂得為媽媽分擔家務，照顧兩個妹妹。1960年代，她到上海郊區的奉賢五四農場做了醫生，醫務所只有她一個人，卻要負責幾百號人的健康。在社會主義時代，她習慣了付出，奉獻。“文革”結束後，陳霙回到上海，在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工作，從醫務轉到政工，因為負責婦女工作，認識了王翠玉。
王翠玉在上海婦聯工作時，發起了婦女人才研究會。有一次研究會借二工大的場地開會，會議九點開始，陳霙八點到會場，想幫忙佈置，分發材料，準備茶水。到了才發現，王翠玉比她更早。陳霙半是敬佩，半是同情。她被王翠玉的理想和熱情感染，也覺得她過得太不容易。當時王翠玉的愛人患肺癌去世，兩個兒子正在讀書，學會里那麼多事情，就她一個人做，陳霙想幫幫她，一幫，就幫了二十多年。她們成了真正志同道合的搭檔。
回憶這段時間，王翠玉說，當時沒有什麼雄心壯志，這樣辦辦就蠻開心的，至少解決了五臺山少女們的學習問題，但是，“形勢的發展使你不能停下步來”。1998年秋天，當時她已經退休，婦聯返聘她搞理論研究，她每天去上班，利用業餘時間辦學校。一天早晨，一個搞資料編輯的男同事進了辦公室，嘆了一口氣，老王，現在哪能辦啊？他講，楊浦區的一個女工過世了。
王翠玉一聽，過世了，怎麼回事？
原來是工廠裡的一個紡織女工，下崗了，丈夫又跟她鬧離婚。那天早晨，她到菜市場去，撿了一點青菜皮，回去給兒子燒了碗青菜面。燒好以後說你快點吃，吃了趕快上學去。孩子吃完麵要走，她又說，你今後要好好地讀書。就講了這麼一句話，孩子也不懂什麼意思，就走了。孩子走了之後，她就在家裡上吊自殺了。
不久，王翠玉身邊也發生了一件事。婦聯一個打掃衛生的陳阿姨，平常跟王翠玉蠻講得來。平時王翠玉要分發很多資料，陳阿姨經常幫她，她也儘可能在經費裡面給她兩塊、三塊勞務費。兩個人相處得很好。陳阿姨原本是上海人，響應黨的號召去貴州插隊落戶，“文革”結束後帶著兒子回到上海，可是已經沒有戶口，也沒有了房子——房子已經被兄弟姐妹佔了，母親也嫌棄她。她在這種被排擠、被壓抑的狀態下生活，靠打掃衛生的收入，把兒子帶大，直到高中畢業。一天，留在貴州的丈夫來上海找她，在外面買了一套新西裝。陳阿姨長期積累的情緒，這時爆發了，她說，我現在這麼困難，你還有錢去做西裝？一氣之下，在廁所間上吊了。
今年4月，王翠玉講起這兩件事情的時候仍然哽咽，“怎麼我們這個社會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想，陳阿姨平常很熱情，也很願意幫助人，“她幫我發材料也不是為了我能夠給她幾塊錢，都是看我忙得不得了，對吧？這樣好的人怎麼就這樣走了呢？但是居然，我身邊的人都很冷漠，不知道她是同事，更不知道她是我們的同性同胞，沒有人真正關心這件事情，死了就死了。”
這比五臺山下的見聞對她的刺激更大。王翠玉心裡怎麼也過不去，想來想去還是因為下崗，還是因為經濟問題。下崗女工也好，陳阿姨也好，收入低，家裡就看不起，再碰到丈夫一變，就絕望了。
她想，人類的社會不能變成這樣子。就是憑著這樣一種“老天真”的想法，她跟陳霙說，看起來我們這個平民教育要改變了，不能一直在天上飛了，要落地，為下崗女工擺脫困境出一臂之力。就這樣決定了，學院轉型，搞下崗女工的職業培訓。
除了在上海，女子學院也去外地做培訓
學院的第一堂課，都由王翠玉主講
3
陸衛平是學校的學員之一，她很擅長比喻。她形容下崗的感受：“突然一下，就像一顆炸彈爆炸，沒了，廠子沒了，連房子也沒了。你想不到的，那麼大的一個廠，每天上班下班的，怎麼會沒了？”她想了一想，又說：“就像汶川地震一樣，你沒辦法的，不是你不好，大家都一樣，你推也推不掉，擋也擋不掉。”
陸衛平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教官，母親是紡織女工。1979年，中學畢業後，她進入上海耀華玻璃廠。當時工人是光榮的職業，耀華也是一個大廠。陸衛平進廠之後，年年評先進，又和一個青年工人結了婚，有了女兒。到1990年代下崗之前，她的生活一直很順利。
下崗之後，工作沒有了，打擊不僅是經濟和物質上的。她身體不好，有風溼性關節炎，原先有單位，有組織，生活和心理都有個依靠，這時一下子都沒有了。困境中，夫妻也有了矛盾，陸衛平獨自搬出去，借住在一間只有幾平米的三層閣樓裡。
人總要掙扎著活下去，女兒上學還要開銷，陸衛平四處尋找為下崗職工提供培訓的機構。她去過很多培訓，還學過多媒體，“這個苦噢，這個多媒體學得來，你不認識它它認識你，都是英文狀態，沒有中文，這個苦得來要命。”對這些培訓，和迅速變化的社會，她總覺得有說不出的味道，大家都把錢看得越來越高，很多東西都淪陷了，這和她成長的環境不大適應。生活很渺茫，“前面一片迷霧，不知道方向在哪裡”，“深層的，就像等待生命一點點結束一樣。”
馬金女是另一名學員，她比陸衛平大六歲，下崗潮來的時候，她還算幸運，半個月上班，半個月休息，工資拿一半。即使這樣，也總是提心吊膽，總擔心什麼時候，領導說你明天不要來了。這句話沒有聽到，但工會主席跟她說，外面有培訓，你去伐？馬金女說，去！我去學個技能，總歸好的！在那一半的休息時間，她學了物業管理、保安、綠地養護、花卉種植，很多專業。
2001年春天，她在虹口區的唐山中學學插花，課程快要結束的時候，王翠玉進來了。她說，這裡馬上要開一個班，是教絨線編織的。馬金女能吃苦，也有決心，她馬上問，院長我能報名嗎？馬金女對王翠玉的第一印象，就是“她像媽媽一樣——可是想一想，自己的媽媽也沒有這麼和藹啊”。
同一年秋天，陸衛平也聽說了這所學院。她猶猶豫豫，試探著去了。這一去，感覺就對了。
轉型之後，儘管保留了“函授”兩個字，但是授課已經變做面對面了。沒有教室，一直借用各種地方，有陳霙所在的上海第二工業大學教室，各個居委會，中學，還曾到內蒙古、江西，做過農牧業培訓。王翠玉把這稱為“烏蘭牧騎”式的教學，哪裡有需要，就把學校辦到哪裡。
原來做函授，只需要一點點錢，現在開銷大了，除了教材，最重要的是老師的講課費。王翠玉堅持，要請就請最好的老師，而且給老師的講課費要和市場價持平，甚至高於市場價，這樣才能保證教學質量。她老了麵皮，到北京、上海籌錢，成了“高級要飯的”。這中間的辛酸很多，她笑著提起一樁，她找到當時的一位女性領導，希望她能捐助一點費用。領導說哎呀你不要找我，你搞全國女性人才研究會，理事長不是聘的葉叔華嗎，你向葉叔華要好了。（作者注：葉叔華是天文學家，中科院的院士，也是王翠玉長期的支持者。）後來，王翠玉陸續在全球婦女基金會、上海慈善基金會、匯豐銀行等機構籌措到資金，再加上一些女企業家的捐助，把學院支撐了下來。
學院最早開的課有家政服務、母嬰護理、保育員、商品營業員、農牧業技術等。開班沒有一定的時間，採取滾動式，人數報滿就開班，通常一個班40-50人。學期結束後，參加勞動局組織的考試，拿到結業證書。她和陳霙搭檔，各有分工。陳霙負責教務，建立學生檔案、帶班、購買和運送所有教材，等等。她有三部電動車，都是帶車廂的，經常放滿了教材，全上海跑。有時候車壞在路上，就打電話給老公，老公騎一部好車來，換給她，繼續去送教材。王翠玉除了籌款，還負責策劃和設計課程、邀請老師，她不斷地根據現實，總結、調整，想出新的課程。
2001年，學院開了手工編織課程。因為王翠玉想到，手工編織很適合下崗女工，很多人原本就會打毛衣，工作方式也自由，可以一邊做家務，一邊編織。馬金女在唐山中學上的，就是學院的第一個編織班。
那一年，一位投資房地產的商人管寶龍同意把城隍廟附近的一所房子免費借給女子學院。那是一座五層居民樓的底樓，大約三百多個平米，這間房子曾經做過菜市場，窗戶很少，空氣無法流通，非常悶，而且會漏水。王翠玉說，經常是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嘀嘀嗒，嘀嘀嗒，就像水晶宮一樣”。黃梅天到處發黴發潮，跳蚤蚊子叢生。後來學院花了一萬塊做了管道，讓汙水通了出去，但是仍有漏水漏電的危險，所以教室裡裝不了空調，也不能裝吊扇，夏天只能在旁邊放一個落地扇，悶熱的程度難以想象。
儘管如此，女子學院總算有了辦公和教學的基地。王翠玉和陳霙也有了院長辦公室，辦公室的牆上，貼著大字：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是陶行知的辦學理念，後來也印在所有女子學院的材料封面上。
每次課程的第一堂課，都由王翠玉講。主題叫做“相信自己，走好人生之路”。王翠玉從一聲呼喚開始：姐妹們，學員們。她從自己的經歷和體會出發，試圖和學員們進行心靈的溝通。學員們一開始都是灰溜溜的，無精打采，顯得格外蒼老。講到傷心處，很多人都在掉淚。她理解她們，因為她們心裡積聚了很多東西，覺得無望，覺得自己被社會拋棄了，又被家庭拋棄，所以才會有那位上吊自殺的紡織女工，和清潔工陳阿姨。除了教給她們技術，更重要的是給她們精神的力量——讓她們相信自己能改變，讓她們懷抱一種理想去奮鬥。
王翠玉曾經做過女性人才研究，她借用了日本學者的理論，提出人有三個一萬天，第一個是0-27歲，是學習、打基礎的階段，第二個是23-54歲，是出成績的黃金時代，第三個是54-81歲，由於女性壽命相對較長，又處於“沒有家務孩子拖累的空前超脫階段”，可以冷靜思考、回顧一生積累的智慧、才華，是有一個黃金時代。她想告訴學員們，只要願意去努力，現在還來得及。她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退休之後，她創辦了女子學院。
擅長比喻的陸衛平說，這是精神食糧，聽完這節課，她們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原來灰頭土臉的學員們，眼睛裡有了亮光。
在上海江川路街道為下崗女工做培訓。講臺側面坐者為王翠玉
2000年，女子學院到內蒙古赤峰為貧困女性培訓農牧技術。左一為王翠玉。她和赤峰市政協主席哈森因共同的理念結成好友，在女子學院創辦的早期，哈森就對王翠玉說，辦少女寫作，學文化，很多人都有興趣，但是還不能幫助她們解決生計問題。根據哈森的建議，王翠玉組織專業人員寫農業技術和營銷技術的教材，在赤峰培訓。2010年，哈森因車禍去世，王翠玉始終十分悲痛。除了赤峰，女子學院還在江西做過培訓。後來都因力不從心停止了。
女子學院為女農培訓養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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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雪琦今年虛歲七十，是一個兒科保健專家，退休前在虹口區婦幼保健院工作。她已經不記得最早怎麼來女子學院的，只記得一聽到她們的理念，就覺得，這是她要去的地方。因為像王翠玉、陳霙這樣的人，她是見過的。
她講起上海總工會一個叫餘大新的幹部。1990年代，上海第一批工人下崗的時候，餘大新極力反對，尤其反對讓雙職工的家庭雙雙下崗。但是，大勢難以挽回，而且大量下崗的都是紡織女工。餘大新找到陸雪琦，因為陸雪琦曾經寫過一本《嬰幼兒家庭教養》，餘大新希望她從這本書裡摘選內容，編一本母嬰護理的教材，為下崗的女工找條出路。陸雪琦答應了，她白天仍去單位上班，晚上幫餘大新編教材，後來又去總工會下屬的服務中心做培訓。
當時“下崗潮”才剛剛開始，來培訓的學員情緒非常牴觸。好好的工人、行政人員，要學習去伺候人了。餘大新像王翠玉一樣，上課之前先撫平她們的情緒，陸雪琦再開始講課。
隨著餘大新的退休，陸雪琦也逐漸退出了母嬰護理培訓工作。如果不是王翠玉、陳霙，她是絕對不會去上課的——她對教室的悶熱程度記憶猶新。陸雪琪說，看到她們，她想到餘大新，她們是完全一樣的，勤勤懇懇，只知道奉獻，“其他的人或多或少，總會為自己著想，但是她們，完全不會。”
除了幫助下崗女工，陸雪琦也希望能把母嬰護理的市場做好，畢竟這是她最早參與開發的行業。和現在流行的“月嫂”不一樣，當時她們培訓的是“母嬰護理員”，既可以護理孕婦，也可以護理產婦、一歲之前的新生兒。陸雪琦對學員說，上海遍地是黃金，但是你必須要學習，因為你的對象是人，家中最寶貝的兩個人，十幾隻眼睛盯著你，拿不出水平怎麼行？
當時，市場已經亂起來了，很多培訓機構為了賺錢，大量招生，縮短培訓時間。這幾年，也有人請她去上課，但她發現，他們只是想讓她講出題庫的答案。這樣培訓出來的學員，可以賺一兩萬的工資，但其實很多都不合格。她看不下去這種事，也心疼國家投入的培訓補貼。她見不得浪費，無論錢，還是食物。
回憶過去，陸雪琦說，現在找不到王翠玉和陳霙這種人了，“她們做事情就是這麼認認真真的，不是假的，假的看得出來的。”
有一次，學院把課開到了郊區的寶山——儘管有了固定的教室，王翠玉還是堅持哪裡有需要，就去哪裡開課。有幾個外地來的學員，陸雪琦覺得水平太差了，她對學員的文化程度有要求，否則沒有辦法理解醫學知識，也不可能通過職業考試。但這些學員是汶川地震中的災民，她們已經無家可回了。陸雪琦勸她們去讀比較容易的家政服務。她們不肯，因為母嬰護理，意味著更高的收入。陸雪琦只好接受了。考試之前，她決定去寶山，專門幫她們複習一次。她對班主任講，不要告訴兩位院長。但是班主任還是說漏了嘴，補課當天，王翠玉也趕到了寶山，她執意把講課費付給了陸雪琦。
“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了。”這是採訪中所有教師和學員說的話。
女子學院另一位長久合作的老師，叫邱佩芬，她在東華大學教書。2001年，同事對她說，有一個針對下崗女工做培訓的學院，在找手工編織的老師，你願不願意去。同事又說，也算是做好事，幫幫她們。邱佩芬很好奇，就去了學院，準備上一堂課試一下。她心裡有點忐忑，從來沒有上過這樣的課，下面的學生年紀都比她大，都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她。那年她才37歲。
在這實驗的一課，她講，很多人以為手工編織就是退休的阿姨媽媽在一起聊天，打打毛線，是比較低級的生活，其實不對，從專業眼光出發，它是一種綜合的工藝，有款式設計，有尺寸大小的計算，還有色彩的配對，原料的選擇，等等，所以每年時裝發佈會，都有針織休閒服裝的大類。她概述了這門工藝，加了一點理論，又注意不要太深。
上完之後，反響非常好。馬金女說到對邱佩芬的印象，哇，這麼年輕，這麼漂亮，會編織，有理論，講課很生動，還一點架子都沒有，——邱佩芬會叫她們“姐”，她們當然，還是叫她“邱老師”。
上完課以後，邱佩芬和兩位院長一起商量，怎麼能上得更好。根據學員的特點，她不斷更新教材。等一個課程結束，邱佩芬提出，該分開層次了，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讓一些優秀的學員，能一點一點提高。就這樣，她在女子學院教了11年，手工編織也成了女子學院最重要的專業之一。
邱佩芬在1960年代出生，從小就喜歡編織，她跟著鄰居的姐姐學習織毛衣，織圍巾，還自己買書看，後來報考了中國紡織工學院（後相繼改名為中國紡織大學、東華大學），選擇了針織專業。1984年畢業留校，一直工作到現在。
她說，八十年代，中國還是很重視手工編織的，九十年代，紡織行業不景氣，學校的專業設置也在變化，原來的棉、毛、絲、麻，合併成大紡織專業，針織專業有自己的特點，沒有合併，但是把手工編織的課程拉掉了，主要搞機器編織。為什麼不要手工編織？邱佩芬說，還是觀念問題，大家都認為手工編織層次太低，是阿姨媽媽才會做的事。
邱佩芬不同意這種看法，她認為，手工編織還是很有生命力的。的確，機器已經取代了很多工藝，但是有的花型，尤其是一些創新技法，機器做不出來。在很多國家，手工編織的地位很高，編織的方法很多，早已不是傳統的編織，但是在國內，手工編織品要麼很貴，要麼就是地攤貨。大學裡後繼無人，年輕老師不會手工編織，大學生只學機器編織，手工碰也不碰，反而在女子學院，邱佩芬把這門課接上了。
下崗女工在理論上的接受能力當然不如大學生，但是操作她們是很行的，不比邱佩芬差。問題是，她們為什麼要學習理論？邱佩芬舉了一個例子，以前沒有學的時候，跟人家講起來，只能說這個地方繞一圈，這個地方繞兩圈，學習了之後，可以說這是長針，這是短針，這是棗形針，不光聽起來專業，也比較準確。
有一次，週末同時在兩個郊區開編織課，一個在南匯，一個在松江。邱佩芬和陳霙院長去了南匯，陸衛平和王翠玉院長去了松江。陸衛平那時由於表現出色，做了實習指導老師。到松江之後，陸衛平按照準備好的教材，在黑板上畫圖樣。還沒畫完，下面的人已經叫了起來，她們說你不要畫什麼圖，你拿實物出來，我們一看就會了。那裡的婦女平時接很多外貿單，對於自己的編織技藝很傲氣。她們說，這些東西我們都懂，你教我們什麼？
這堂課勉強過去，陸衛平回去跟邱佩芬說，邱老師那邊很厲害的，她們都會的，教什麼啊？邱佩芬說，她們會看圖嗎？陸衛平說，圖好像不會的。邱佩芬說，我知道了。
第二次課，邱佩芬去了松江。她說，聽說你們這邊都是編織的高手，你們一看實物就會，是吧，我帶來了兩個實物，先不上課，你們先看，先編織一下，“她們一看，看不懂了，因為這是用特殊針法編出的”。最後有三個人勉強織出了類似的樣子，但不完全對。邱佩芬再把圖一畫，詳細講解針法，她們才老老實實從頭學起來。她說：“再好的技藝，不會看圖，等於沒有學會編織。”
就像很多學員、很多那個年代的女性一樣，陸衛平原本就會編織，上了課之後，在她眼前打開了新的世界。原來只是一個工匠，現在有了想象力，創造力，知道原料怎麼選，知道尺寸怎麼計算，顏色怎麼搭配，需要什麼款式，相當於是一個服裝設計師了，又或者，“像畫家，用線來繪畫，圖案用畢加索也可以，梵高也可以，還有幾何、立體的圖案”。甚至日常生活也改變了，到外面看出去，到處都是美學。在“文革”中失去教育機會的她，從初級班上到高級班，感受到了學習的樂趣，“像進了真正的大學一樣”。
2007年8月，母嬰護理專業結業典禮。從前數第二排左六為陳霙，因為有醫務知識，她也經常在母嬰護理專業上課，輔導學生
2006年8月，手工編織專業結業儀式。從前數第三排左三為邱佩芬，左五為王翠玉，左六為陳霙
手工編織課程上
手工編織課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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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編織雖然時間自由，也是很多女性的特長，但是更不容易賺錢。在機器製造時代，這種家庭手工業的難處可以想象，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訂單。有時，王翠玉會從學院的教育基金裡撥一點錢，讓學員制作一些圍巾或其他編織物，作為禮品。工錢不多，也是一筆“小菜錢”。但這樣下去總歸不是辦法，長期的生活中，學員們習慣了“依賴”和“等待”。
2002年，學院做了一個嘗試，在寶山區的橫沙島，72名參加過編制培訓的學員，成立了巾幗姐妹合作社，推選出一名叫周燕萍的社長。她們在離海島200公里之外的一個來料加工廠，找到了一單生意。那年5-12月，巾幗姐妹合作社先後承接加工任務近萬件，除去運輸和管理費，大半年人均收入800多元。一個社員說，雖然加工費不高，但哪怕每天就賺兩塊錢也好，不用什麼都向丈夫伸手了。
第二年3月，王翠玉邀請了中國工合委員會的秘書長郭麗娜、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吳青，在四壁漏水、光線灰暗的教室，為來自上海的五十多位學員，辦了三天的婦女合作社講習班。工合國際是1930年代新西蘭的國際主義者路易·艾黎創辦的，曾經在中國各地建立了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生產合作社。王翠玉覺得，這和陶行知的教育實踐誕生在同樣的年代，完全是“異曲同工”。於是學院一邊繼續女子平民教育，一邊鼓勵學員中成立手工編織合作社。
陳翠香是合作社成立之後第一個加入學院的。她家就住在學院對面，樓上有個女孩，在學院掃地，有天回來找陳翠香，說橫沙島合作社有一批活，明天就要交貨了，還有十幾件衣服沒做，想找會打毛衣的人幫忙。陳翠香一聽，就去了。幫完忙，她就留下來，一邊學習，一邊繼續幫忙。
她原本是安徽江淮汽車製造廠的一線工人，1998年為了久病的父親和想回上海讀書的兒子，提前退休，回到了上海。因為住得近，有時候忙起來沒有時間吃飯，陳翠香的媽媽就把飯燒好，送去給大家吃。陳翠香和馬金女、陸衛平關係很好，常一同出入，王翠玉說她們是“三劍客”。三劍客中，她年紀最大，衣著也最樸素，自稱“老大粗”。她們也叫她“大姐”。
“三劍客”都屬於樂幫姐妹合作社。原來的社長姓黃，成立不久，她發現合作社要帶著大家一起走，拖累太大，速度太慢，於是投資和別人合夥開了一家服飾商店，要其他社員加工成品，等她出售之後，再決定工錢多少。這樣，社長就變成了老闆，社員變成了打工妹。這和合作社的理念是完全相違背的。合作社和私人企業的不同之處在於，“人人是主人，個個是老闆”，經營的難處也就在於：帶頭人既要有能力，又不會把合作社變成自己的財產。在大家的反對下，社長離開了合作社，由陳翠香和馬金女擔任社長和副社長。
接手合作社之後，陳翠香壓力很大，她自認只是一個“老大粗”，不懂得怎麼做管理，但她學習兩位院長，儘量付出，不計回報。有一次，王翠玉去北京開會，需要一批圍巾做禮品。她和馬金女去市場，為了省錢，專門買羊毛衫廠剩下的邊角料，跑了三四趟，才把原料買齊，回來再理，很細很細的線，理好，配好色，再交給其他合作社，做出來二百多條圍巾。她說，光是理線，她們就花了兩個月，分文不取。
陳翠香、馬金女、陸衛平後來成為專業課的實習指導老師、班主任——這也是陶先生的“小先生”理念——樂幫很少再承接外面的訂單，主要負責支持其他合作社。但像這樣的帶頭人，王翠玉還舉出了好幾位。
合作社更大的困難，還在於外部環境。它們大多數以“非正規就業”形式設立，無法享受金融信貸、稅收等各種優惠。有的村委會、居委會把合作社當成自己的第三產業，甚至把一些不相干的費用放在社裡報銷。在目前的環境下，合作社很難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更難有競爭力。王翠玉還記得，有時候帶學員去爭取訂單，一些企業主不願事先確定加工費，他們說，給你們加工任務，就是看你們可憐，給你們一口飯吃，還來討價還價？要做就做，不做拉倒！這種時刻，特別的令她感到屈辱，憤怒。
無論如何，女子學院的姐妹合作社鬧猛了一陣，到2012年，先後已成立27個合作社。這時已經不只是下崗女工，還有郊區離地的女農民，從外地嫁來上海、沒有工作的“外來媳婦”，還有太原的培訓學員，以及單親媽媽組成的丹青製衣姐妹合作社——每個合作社前面都有“姐妹”二字。
2003年，中國國際工合組織的相關人員到上海，為女子學院的學員做合作社培訓
合作社的口號之一是：努力幹，一起幹，團結合作，共同富裕
陳霙在展示當年姐妹合作社和學員的作品
有人把王翠玉比作中國的何塞·瑪利亞，1940年代，何塞·馬利亞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創辦技術學校，創建合作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建立了蒙德拉貢合作社聯合體，1999年，總營業額103億美元，在西班牙十大集團中排名第六。王翠玉在採訪中說：這個人我不熟悉，我也是看了報道才知道有這麼個人，但是他也好，我也好，無非都是看到了貧困，力所能及做點事。
很多人都說，自己是被兩位院長感動了。又總要跟上一句，自己的思想境界肯定沒有她們高。邱佩芬說，到後期，她有些騎虎難下。因為她在學校的教學工作也很繁重，週末還要到女子學院上課，尤其是在郊區的課程，學校沒有經費打車，只能五點多起來去坐長途汽車。無論她多早，兩位院長都一定等在車站了。邱佩芬覺得慚愧，也覺得辛苦，推辭過幾次，可是每次推辭之後，兩位院長都睡不著覺，再打電話哀求她。邱佩芬說，你想想，王院長和我媽媽的年紀一樣大啊。
王翠玉經常睡不著。她感覺很累。她擔心經費的問題，剛退休的時候，工資是700元，還經常往學院裡面貼錢，隨著退休時間越來越長，她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她也要為老伴考慮，萬一生病了，難道能讓孩子承擔嗎？
她也常常有一種寂寞感，很少有人能理解她。她與第一個丈夫青梅竹馬，相愛相伴三十年，丈夫查出晚期肺癌，領導說，你可以請長假，我們破例照顧你。王翠玉拒絕了，她堅決反對“丈夫得病就是妻子失職”的指責，她反問，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講，妻子得病，就是丈夫失職呢？丈夫去世之後，有人議論她，過去王翠玉只管工作不管家，弄得現在人財兩空，現在快五十了，還不提前退休照顧兩個兒子，將來也可以有個依靠。她抗拒這種觀念，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兩個兒子大學畢業。辦了女子學院，想不通的人更多了。很多人好心勸她，老王，你幹什麼要這樣苦？困難群體的問題，總理都解決不了，還要你去解決？她說，總理和我各有職責，他解決一國，我解決一角，滄海一粟，也可以築起一片人間綠洲，能多大就多大，能多久就多久。
夜裡她心事重重，常常會想，適當的時候，激流勇退吧！但是一醒過來，一下床，站立起來，又感覺到，不能放棄。
隨著年齡增長，這種心情的反覆越來越頻繁，她想，最好是培養一個接班人，能夠繼續“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精神，繼續女子平民教育的定位，而不是以盈利為目的。
她最理想的接班人是陳霙，這是唯一一個和她志同道合的夥伴，但是在日復一日的操勞下，陳霙發病了，她查出了乳腺癌，做手術的前一天，她還在學院裡發教材。後來，陳霙又查出了血管炎，高血壓，冠心病，各種病叢生。
王翠玉的身體更加不好。她有多發性腫瘤，1975年切除三腺混合腫瘤，1980年代初切除血管瘤，1996年懷疑有乳房癌，拿掉了一個乳房，1997年拿掉了甲狀腺瘤。辦學的後期，心臟病發了，腎病也發了。心臟裝了起搏器，每天吃藥，心跳還是降不下來。
王翠玉問陳翠香和馬金女，願不願意接下女子學院。在學院的後期，陳翠香承擔了很多行政工作，馬金女在手工編織的專業進步很快。最重要的是，王翠玉信任她們。她們考慮了幾個月，還是推辭了。陳翠香說，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沒有王院長的人脈，社會地位不行，也沒有她那？王院長認識那麼多人，可以找他們贊助，我們去找誰？她們考慮得很實際。
外面倒是有很多人來找王翠玉。女子學院已經有了影響，教育也成了大產業。有人跟王翠玉說，你可以掛著校長的名字，學校交給我，起碼每年讓你賺到一百萬。王翠玉講到這裡的時候笑了，“這樣的話，我何必當初呢？”她決定，與其如此，不如把學校停掉。
2011年底，也是學校院址合同到期的時候。王翠玉說：“像是老天爺給我算好的。”房子還回去後，學校又在南京西路辦了最後一個班，2012年5月31日，上海女子實驗函授進修學院正式撤銷了。
那一年王翠玉過得蠻傷心的。她病得很嚴重，一會兒急診，一會兒搶救，還要忍痛把學校結束。2012年6月，她們舉辦了一次會議，回顧十八年的歷程。王翠玉在講話中提到了很多曾經幫助過學院的人，有最早出錢的兩個姐妹，蔣養娣、姚秀娟，曾經為學院教學、編寫教材、後來因病去世的盛彩珍、詹述士，還有學院的合作伙伴、內蒙古赤峰政協主席哈森，因為當地扶貧工作而車禍去世……一路講下來，她非常難過，同時又感覺到心臟在發抖，還有心臟起搏器的聲音，嘟嘟作響。
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她們總共培養了三萬多學員。
1995年，王翠玉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並組織了“關於女性人才開發”的論壇
1995年，“關於女性人才開發”的論壇現場。後排左三為王翠玉，前排右三為陳霙
由於組織了專題論壇，王翠玉受到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中國組委會的嘉獎
2003年，王翠玉（右一）、陳霙（右二）以及學者吳青（左二）參觀陶行知紀念館
王翠玉（左二）、陳霙（右一）等人。上海市第二工業大學是陳霙工作的地方，為女子學院提供了很多方便
王翠玉（左）和陳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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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霙和我約在地鐵站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後來，她又幫我約好邱佩芬、陸雪琦，也是在這裡。人陸續地來，每來一個，她就起身去櫃檯，端來托盤，托盤上一杯咖啡，一個漢堡。然後坐在旁邊，留心看還有什麼可做的，不時附和、補充辦學時的情景。
她個子很高，花白的短髮，普通的襯衣長褲，斜挎著一個包，裡面都是她的藥。面容看起來，幾十年的勞苦未盡，總像在擔憂著什麼事。
她叫我“郭老師”，儘管很明顯地，她是長輩。店裡人很多，桌邊兩個中學生拿著手機打遊戲，線連著牆上的電源插座。陳霙問他們能不能挪個位子，並連聲說，謝謝啊，謝謝啊。
對陸雪琦醫師的採訪結束後，來了一對年輕夫婦，他們抱著一個臉上長了很多紅點的小孩。陳霙招呼他們坐下，介紹他們和陸雪琦認識。我以為是陳霙的兒子兒媳，一問才知道，是她認識的一對外地夫妻，小孩出了疹子，正好趁這次機會，來請教一下陸雪琦。陳霙小學一年級就給兩個妹妹燒飯，照顧家人，到老了，還是這麼熱心，謙遜，喜歡操心。
2002年，陳霙退休的時候，有兩家學校來找她。一家民辦學校請她去做教務，每月至少四五千塊。另一家是王翠玉的女子學院。她去了女子學院做常務副院長，工資最高時500塊。
王翠玉和陳霙，兩個人一急一緩，一個負責理念、策劃、對外聯絡，另一個負責實際操作，是一對很好的搭檔。陳霙說：“王院長雷厲風行，做事一定要做好，有時候晚上八九點鐘我還有一堆事，她說怎麼這個還沒做，那個還沒做。我怎麼辦呢？我不跟她爭，只能自己流淚，嚥到肚子裡去。她是比較嚴格的，對學生也很嚴格，對每個人都這樣，我想她也是為了什麼呢？想想算了，把事做好吧。”
她每年365天，沒有一天休息。有時候去郊區上課，早上起來買個大餅路上吃，再買個饅頭放在包裡，中午吃。學校上烹飪班，沒有地方操作，陳霙就把老師和學員帶到她媽媽家裡。她說，學員都是受苦的人，有些人來上海打工，沒有地方住，睡在火車站，汽車站，她們培訓之後找到了工作，她看了也覺得開心。
生病之後做手術，很多人來看她，有的還留下了錢。她把名字都記錄了下來，一共兩百多人。身體恢復之後，她讓兒子開車，帶她去每家還錢。兒子說，媽媽，你看每個人家裡房子都這麼漂亮，這麼好，你這個處級幹部，到現在也就這麼一間。
一直有人嘲笑陳霙的選擇，她說，學校裡的同事說她是“戇度”（上海話，意為“傻瓜”）。
我問，那您怎麼回答呢？
她說，我就笑笑，是的呀，就是戇度。
陳霙唯一歉疚的是兒子。兒子結婚的時候，她把兩居室的一間裝修了一下，作為婚房。後來兒子兒媳有了孩子，搬出去租房住。陳霙當時沒錢買房，現在更買不起了。面對兒子的疑問，她感覺到了內疚和懷疑，但是她再想想王院長，王院長一生清貧，直到現在，“王院長就是我的榜樣吧”。
王翠玉（右）和陳霙（左）在辦公室
王翠玉（左）和陳霙（右）
2018年6月，陳霙（左）和陸雪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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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出發，兩個小時後到達位於青浦的養老院。按照養老院的作息，半天已經過去了。這裡五點吃早飯，十點半開午飯。
房間很像賓館的標準間，兩張單人床，床邊一張書桌，一個單人沙發，其餘地方，都堆放著雜物。王翠玉和先生把房子賣了，住到這裡，以房養老。搬了幾次，很多資料都不見了。
先生先去安排午飯，王翠玉拿出一個四條腿帶輪子的黑色架子，推著走，可以當柺杖，翻下來一個坐墊，也可以當椅子。她推著椅子，帶我們慢慢地走，到衛生間門口，對我們說，先去洗手。洗完手出來，她坐在椅子上，等著我們。再站起來，慢慢地走。她說，我以前走路就像飛一樣，真的，就像飛一樣。今年春天她發了肺炎，骨頭也疼，坐不了車，沒法出門，只能在樓裡活動。
午餐時間，滿座都是蒼蒼的白髮。先生已經點好菜，付好了錢，等在小餐廳裡。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學的農業專家。他和王翠玉都是再婚。結婚的時候，他們約定好，兩個人各自奮鬥。先生忙完自己的工作，也做王翠玉的“賢內助”。辦函授學校時，他負責貼郵票，寄教材、寄批改好的作業。
王翠玉這種完全的付出、奉獻，為所有人樹立了很高的道德標準。每一個採訪對象都表達了對她和陳霙的敬意，又說，自己是做不到的。在她們的描述中，王翠玉幾乎是一個聖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王翠玉做到一百分，其他人做個五十分，就已經很好了。或是像陸衛平說的，“是我們的佛”——離開了女子學院，很多人都選擇了佛教，作為自己的精神寄託。對於這種信仰，她們再三澄清說，不是講迷信，不拜佛，是行善，讓內心平靜。
問題是，在今天的世界，要讓人們相信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已經很難了。就像採訪中不斷有人提到的，“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了”。連講述這樣的故事，也變得很困難。
或許答案仍在王翠玉的早年經歷之中。1957年，她響應黨的號召，主動要求到上海郊區的農村鍛鍊。她在一篇回憶文章裡寫道，農民是熱情的，但是並沒有把他們當成自己人，而是當作“上海人”——吃不起苦的人。為了贏得村民的信任，她努力為農民做好事。1958年冬天，黨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由專人負責輪流為每家每戶倒馬桶。但是誰來倒呢？王翠玉心想，自己是共產黨員，應該首先做到。又想，自己畢竟是個市級機關的幹部，每天給大家倒馬桶，未免有些“失身份”，更何況自己還是個未婚的小姑娘，這事有點難為情。這時候她在內心拷問自己：“難道廣大農民（包括每天每天給我做飯的老媽媽）給你倒馬桶就不失身份嗎？這麼說來，你是比他們高人一等、騎在他們頭上的老爺，而不是勤務兵。”這麼一想，她立刻去報名，和另一個青年積極分子組成了第一個倒馬桶小組。不管天好落雨，還是颳風下雪，總是準時挨家挨戶把馬桶端出來，把糞便倒到糞坑裡，再到村頭的小河，把馬桶裡裡外外洗乾淨。這樣一來，農民真正接受了他們。她也進一步體會到，再平凡的勞動都是光榮的。
她最見不得不平等。“文革”結束後到婦聯工作，她發現，一旦有榮譽和機會，很多單位都會優先給男性，於是她做了一系列工作，表彰、鼓勵這些優秀而不被看見的女性，她稱之為“撥開塵土，發現明珠”。
辦女子學院，也是她一生工作的延續。
東方衛視的《走近他們》節目，曾經採訪了王翠玉。主持人駱新說，（辦學）這種事兒擱我身上，家裡人還會反對，這麼大歲數了，好好待著得了，你幹嘛折騰這事？你要賺點錢也好，圖點名也好，每天累得半死累成這個樣子，值嗎？
王翠玉很認真，她說，我一直心中有個理想，這個理想支撐我從小到大，到老——我真的追求一個沒有飢餓、沒有貧困、沒有不平等的人間。
很少有人能理解她。在那些孤獨的時刻，王翠玉靠已經逝去的先行者來尋求慰藉。比如作家柳青，在1960年代，他帶著全家，搬到陝北的一個農村住下，參與當地的生活，也寫出了長篇小說《創業史》。1978年，柳青因病去世。賀敬之在悼念柳青的詩中寫道，床前墓前恍如夢，家斌淚眼指影蹤。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風到處說柳青。王翠玉給一些好友寫了同樣的一封信，信中引用了這首詩，她寫道：我歷來都認為，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有志之士，必定都是孤獨的苦行者，但他（她）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或許在任何時代，這樣的人都是少數。理解王翠玉，一個最大的感觸在於，一個有能力、有資源的人，能否超越自己的身份，放棄自己的利益，為其他更弱勢的人付出？今天人們相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奉獻”的敘事已經被耗盡了，崇高就相當於虛假。在養老院的一次活動上，王翠玉講了過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人讚揚，也有人問，這些事是真的嗎？王翠玉很吃驚，她說，在中老年人群（她認為自己在養老院不算老）當中，都有這樣的聲音，外面會怎麼樣呢？
在養老院，王翠玉仍然在發現、感受這種貧富的不平等。只是這次，她成了弱勢群體。養老院的費用在漲；自己不能出門，請工作人員出門買東西，辦事，一個小時三十，一上午就是一百二；她很怕生病，怕先生太累，也怕花錢。到處都要用錢，賣房的錢花完了怎麼辦？
但是對於從前做的事，她沒有一絲後悔。她說，她就是這樣，就算碰得頭破血流，也一定要堅持理想。不僅如此，在養老院的感受，讓她更感覺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用自己今天的困難去體會別人的困難，慶幸自己曾經幫助過那些困難的人，使她們不至於走上絕路。她只是遺憾，自己展翅難飛了，“英雄就怕病來磨啊”。
今年5月1日，陳霙訂了一個12寸的大蛋糕，讓兒子開車載她到養老院，為王翠玉慶祝83歲生日。
說起來，王翠玉並不是生在1935年5月1日。因為母親去世得太早，她並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確切時間。1954年，新中國第一次投票選舉人民代表，王翠玉為了能行使投票的權利，也為了能達到入黨的年齡，把出生年份往前推，定在了1935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是她為自己選擇的生日。
王翠玉在會議中
—— 完 ——
題圖為2000年，女子學院到內蒙古赤峰為貧困女性培訓農牧技術。左三為王翠玉。
本文所有圖片為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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