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公曰：才华横溢、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胡适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写挽联：“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西访时说：“堂哉皇哉！”。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他病危时，蒋介石命陈诚调配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为傅诊治，并每半个小时向蒋汇报一次傅的病况。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是抽烟的人。台大校长每月薪水只有四百多新台币，不够全家的开支，“他把当时最坏的新乐园香烟的烟丝剥开，装在他的烟斗里。更使人伤感的是一九四九年冬天，主持《大陆杂志》的董作宾教授，约他写稿，答应提前给他稿费。他告诉他的夫人俞大綵说，等钱拿到了，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给他自己做条棉裤，而且要厚厚的扎裤脚的，但后来他还是因为棉花和料子太贵，没有做成……”有一天，傅乐成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伯父在卧室对伯母说：“有钱吗？拿十块来。”伯母说：“只有几块钱了，还得买菜。”伯父说：“那就算了。”过一会，伯母又问：“到底要不要？我好去想办法。”傅乐成后来在校中偶对同事提起此事，“同事皆为之叹息，谁能想到他们会为十块钱去‘想办法’呢？”
傅斯年逝世时，十五岁的儿子傅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没有钱回台奔丧，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安慰的信，这是全文： 亲爱的母亲：
希望您看到这封信后，能使您鼓起勇气来，为了死去的父亲，继续勇敢的工作下去，我虽然想到，我已经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了，但我并不介意，只有想到您已是单身一人，失去了丈夫的依靠，才使我深深的感到难过。父亲是祖国所需要的重要人物，但我时常对自己说：人死是不可避免的，终有到来的时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死而悲伤呢？那些已经故去了的生前有丰功伟业的人，都受到后人的赞颂，我确信父亲也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定也能受到后人的赞扬，我并不迷信，但是永远没有人能够使我相信人死就是“过去”，人死身体虽然毁灭，骨头虽要变成灰烬，但是他们的灵魂，那里去呢？我确切的感觉父亲正在守护着我们。
这些日子功课太忙，没有时间早给你回信，当我在打字时，有一位摄影记者来到打字间，他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等冲洗好后，给您寄去。
请告诉我您的生活近况，现在您在教书吗？您的薪水能够维持吗？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您的爱子仁轨上，十二月廿六日
台大的校长，规格之高，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这与日本人占据几十年有关系。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校长叫总长，总长的身价跟台湾总督的身价相等。日据时代，人们走过总督府门前要行礼，走过校长门前，也要行礼。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傅接任校长时。那廉君回忆：“听说日据时代，人们走经总督府门前都要行礼，我没有亲眼看到，不敢确信，但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到台湾大学以后，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尽管屋里没有人，也要双手抚膝，向大门鞠了九十度一躬，这样隆重的敬礼，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但很快地便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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