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多次譏諷胡適，為何胡適從不還口？問答頭條網

2018-12-23 17:02:05 佚名

風繼續吹

魯迅與胡適，就自由主義與價值現代化的精神氣質而言，是同道中人；但論性情、意志、心態、處世及理念而言，他們又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兩種類型。私心覺得，這一點，是考察魯胡關係的要點，也是論說魯迅多次譏諷胡適，胡適為何從不還口的一個核心切口。

魯胡二人，相識於1918年，在五四時期，本是自由戰壕中的同志。他們相差10歲，誼在同輩，那時，互相之間很有多交往，都是一個營壘中的主要干將，都為著一種新興文化的到來，做著相似或相同的工作。“山中還仗義，同澤見斯人”，看看現存此際魯胡二公的書信往來，不難感受到他們之間那種相互信任、相互推挹的美好情感。

從現有文獻推斷，他們分道揚鑣，在1925前後。從出版書信集看，1924年8月後，二者的信件便斷絕了，從此雙峰對峙，各自分流。在往後的歲月中，魯迅對胡公這位洋博士多有微詞，時有嘲弄，多不近人情的刻薄言語，帶著輕視與敵意；而胡適方面，舉凡文章、日記、談話，不但對於魯迅的出語不遜沒有任何反擊的意思，還多方維護和頌揚，基本上人前人後，“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宅心仁厚，古風存繼。

也就是說，在生命的後十年，魯迅是視胡適為“公敵”的；而胡適呢，晚年卻親口告訴周策縱說，“魯迅是我們自己人，他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認為魯迅一直都是他同道中人。

二人在看待對方上是決然反差的。

周胡二公對待彼此關係態度的差異，何以會如此弔詭，我以為，性格因素雖屬細末，卻佔據最重要因素，其餘都在從屬之列。

他們都是昂藏丈夫、正人君子，但為人性情、格調卻是非常背離的。他們是同道而殊途，用現在話說，他們都是好人，卻不適合一路走，不是一對穩固的CP。這必然會導致他們的疏離，也必然會使得彼此的觀感不同，態度差異。

魯迅自小備受艱辛，遍嘗人情冷暖，彷彿生來就已老，性格是沉鬱冷峻的，偶爾暖意的流露，也是世故與滄桑的過濾，經常顯得心胸褊狹，睚眥必報，易怒易躁，自然是有的。他一生幾乎只有敵人沒有朋友，與人交往基本都是凶終隙末，可以說，他的為人為文，夜色的憂鬱、冰川的冷鬱、地獄的肅殺往往兼而有之，那是一種即便喝毒酒也絲毫不怕死的淒厲的風味。平實地講，就心理狀況而言，他多少是不大健康的，甚或有些病態的。

而胡公，生長徽州，在母親的慈愛中成長，一路順遂猶如天助，入上海、考取庚子賠款、留洋鍍金，20來歲入主北大成名教授，名滿天下，四海爭識，這一切都潛在地影響到了他的為人情志。他的性格，本就是寬厚豁如、平易近人的，加上人生順利、及英美自由主義信仰的加持，更讓他的為人彷彿一切都在光天華日之下，沒有暗影。他不是虛偽，而是真寬仁，敞亮，“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我在十幾二十歲時，尤其崇敬他這一點，總覺得做人就該做此等人。

所以，一旦魯迅意識到胡適在理念上與他背離時，必然順著他性格邏輯，投槍匕首，冷嘲熱諷，色見乎辭，不稍假借；而胡適呢，一生只有別人當他是敵人，他幾乎從不公開交惡於人，往往以德報怨，是非判斷只存乎內心、見於行事，口角之爭從不是他所樂見樂為的，所以他對魯迅的謾罵一笑置之，自然也是性情的慣習所致。更何況，他一生都很佩服魯迅的為人、學識與文章，至死都認為魯迅是他的同道中人呢。

可以說，雙方言行的差異，並非是君子小人之分，反倒都是因為心中存著一個“道”字使然：

魯迅認為胡適不再是他的朋友，批評他不是私怨，而是出於“公道”；而胡適的不以為意，既是篤於"友道”，也是忠於彼此所共奉的某種自由主義“道義”、以及如何讓古老而落後的中國更加現代的共同選擇的“道路”理想而已。

只是，“道可道，非常道”，同一“道”字“道”理，他們的看法都太不一致了。

2018，8，8，晚，廣東老家中

感謝大佬們閱讀。會勉力每天都寫三兩篇隨感。歡迎關注、點贊、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劉愚愚

魯迅和胡適完全不是一個水平上的，我想胡適在心裡大概也不屑於回嘴吧！魯迅是江浙地區的地主出身，到他那一代只能支持他去日本留學，因為日本留學是最便宜的。而胡適的是留美的，價錢也貴，當然成就也高。胡適和魯迅回國以後，這兩個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水平線上的，可以說，胡適在當時比魯迅要高了一層，這個是事實！所以胡適這個人就比較寬容，你已經比大多數人高高在上了，難道還非要在言語上壓別人一頭嗎？胡適也算是個聰明人，這種事兒他也不會幹，估計也是不屑於幹！這個是魯迅時代那種留美人士以及留日人士的普遍現象，留日的和本地的土鱉都非常嫉妒留美回來的，言語上也難免尖酸刻薄，其實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但是胡適的學術成就確實不是很高，他也沒有那個心思完成學術的研究。在五四以後，胡適非常適時的轉向了政治，最後也幹出一番成績，在個人成就方面也確實比魯迅好的多！魯迅一直是個作家和專欄作者，而胡適則是駐美大使，參與國府決策！

帝國曆史觀察者

魯迅向來尖酸刻簿，其文風也是如此並因此深受貓首肯。所以，魯迅批評誰都不意外，除蔣介石他不批外，有點名頭的人物只要輩分較低的外，挨其批反過來說也是幸事。說起批胡適，那還是很客氣，對郭沫若那才是尖刻: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把郭都看作牲畜了，還有更厲害的？

但胡適卻不一樣，倒不好說胡適的學養比魯迅更廣博，更深厚。但胡適的胸懷卻是寬大的，不僅對魯迅如此，對小輩更有蔭庇之功，包括現代的臺灣大學問家李敖都受過他的獎掖。從他的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也可看，一個視野放在上千五千年的歷史中，深耕於人類精神領域之最精深的哲學領域，怎麼會在意於外人的品評…即便尖刻如魯迅者。

奇怪的倒是，內戰以後兩者在臺海兩岸的待遇出現了天壤之別。難道臺灣真的是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者？

老王賣誇

私以為，胡適不還口並不是不介意，而是罵不過。胡適當然是個君子，也是個很識時務的君子，是一個好朋友和好師長，他的寬厚待人並不是偽裝出來的。

比如，他曾出言規勸周作人不要出任汪偽政府的職務，專程寫了一首動人的小詩，其心拳拳。他還曾在美國和張愛玲見面併為她提供幫助，敏感如張愛玲，提到胡適也是滿口讚揚，可見他為人不虛。

但是，胡適在戰鬥力上是不行的，他沒少被人罵。在北大禮堂講演，噓聲四起，差點被轟下臺。他真情實感地認為，打不過要保存實力，眼看要失敗，最好提前求和。還勸蔣介石放棄東三省，這個論點一出，直接被罵成“漢奸”，連蔣介石這麼懷柔的人都受不了。學者徐復觀寫文章罵他是“中國人的恥辱”。但是，他這一套在美國很吃得開，在美國四處講演，四處被美國大學授予名譽博士，這在特殊時期，自然也是黑點。

據不完全統計，胡適被罵過“淺薄”“走狗”“賣國賊”“軟骨頭”“美帝國主義的臣妾”“無恥文人”等等等等，不止魯迅先生，在罵胡適這個問題上，大家幾乎同仇敵愾。

在這樣的罵聲中，胡適能還口嗎？有還嘴的空間嗎？他只有在政敵去世的時候，弱弱地表示一下不滿情緒。比如，魯迅去世後，胡適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說“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 狺狺是犬吠的樣子，胡博士內心還是放不下的，儘管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

光明大先生

胡適與魯迅曾一度關係不錯，在《新青年》時期，雙方曾就古代小說史研究方面交換過意見，魯迅還曾將自己收藏的版本給胡適參考，胡適也曾說，周氏兄弟不僅懂行，而且還有審美能力。

魯迅與胡適出現矛盾，原因有五：

首先，兩人派別不同。

胡適是陳獨秀拉過去的皖派，與執掌北大的浙派初期有合作，主要是共同驅除嚴復的班底，即溫州派和林琴南等，打倒這些舊式文人後，皖派與浙派之間矛盾開始凸顯。

皖派旗幟陳獨秀就是中了浙派（沈尹默、馬裕藻、湯爾和、馬敘倫、周作人、錢玄同等）的陰招下臺的，當時去妓院是很正常的行為，陳獨秀並沒在妓院抓傷妓女下體，可能是浙派中人湯爾和找小報炒作，弄得滿城風雨。

蔡元培也屬浙派，平時非常信任湯爾和等，校政皆交在他們手中，但蔡主張“兼收幷包”，其實並不只是說學術上兼容各派，也有包容各山頭之意。蔡元培是比較信任陳獨秀的，但他此時正以進德會為號召，所以聽信了湯爾和的讒言。

陳獨秀去後，皖派大勢已去，不久胡適等人也離開。

但胡適後來回到北大，別立英美派（即英美留學生為班底），此前北大有教授委員會，共13人，浙派佔7人，大事皆由此定，胡適歸來後，力推校長負責制。一是校長有一票否決權，二是教授委員會中半數人員由校長指派。

靠這一招，胡適將沈尹默、馬裕藻、朱希祖、馬敘倫等都擠出了北大，所以當時有人說胡適“陰險”。

其次，魯迅與胡適立場不同。

胡適溫文爾雅，魯迅強調反抗，在遇到相同問題時，見解不一。

魯迅屬“日法派”，而留美派的胡適最看不起留日生。在女師大糾紛中，胡適站在章士釗一邊，而此次風波讓魯迅丟了政府的鐵飯碗。

魯迅對胡適總是向權威低頭的性格非常厭惡。

其三，審美品位不同。

魯迅看不起徐志摩，認為他不是文學家，曾寫詩諷刺他，因為魯迅不喜歡男歡女愛入詩，認為徐膚淺，而胡適將徐志摩視為天才，廢名曾抱怨，胡適太偏向徐，任何人說徐不好，胡必然不滿。

胡、徐英語都很好，彼此有惺惺相惜的一面。魯迅對徐的招搖、賣弄很看不慣。

從文筆上，胡確實是沒法和魯迅比的。

其四，在學術上有衝突。

胡適也研究古小說，常自炫自己有天字第一號秘本，其實這些書很多是書商投其所好，故意造的偽書。胡適視若珍寶，平常人也看不到，魯迅自然感到不滿。

魯迅的古小說研究還屬於樸學一路，胡適則有現代考據的方法，但胡適用功不深，後來忙於政治，無心學問，魯迅難免心有鄙夷。

其五，地位上有高下。

胡適以文壇領袖自居，魯迅當時影響力雖很大，卻無法與胡適相提並論，特別是院校被胡派把持，魯迅擠不進去，魯迅比胡適年長許多，自然看不慣。

對於魯迅的批評，胡適很少回應。

1、胡適性格較好，很少和別人互罵，魯迅的罵比別人也算不上狠的。

2、胡適確常回護有權者，他的資源亦出於此，一旦發生爭論，天然有短板，容易被別人所乘。

3、魯迅不過是一介文人，不在學界、政界，並無多少實力，胡適沒必要和他鬥。

有底牌的人不會吵架，沒底牌的人更容易爭論。靠文章吃飯的人，不罵人就會喪失關注度，就會失去飯碗，胡適則沒有這種迫切需要。

不回罵，並不等於說胡適不計較魯迅，蘇雪林罵魯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雖然在私人信件中，胡適做出一副高姿態，說蘇雪林太情緒化，應該罵人也知道別人好，不能否定別人人格。但在公開場合，胡適並沒批評蘇，而且在私信中，他形容魯迅的批評為“狺狺”。

“狺狺”是動物的叫聲，這麼說，其實已經體現出胡適心中的不平衡了。其時魯迅已去世，這麼說，可見胡適也非真超然。

胡適的朋友罵魯迅下手極狠，黃板牙、醉態朦朧等，都是拿地域、外貌等不可改變的東西來罵人，對此胡適從沒表示過反對。所以，胡適不罵魯迅，可能更多還是自覺處在有利地位，得到了實際利益，沒必要再斤斤計較了。

老虎他爹

對於這樣的問題是很難回答的，一句不慎是會捱罵的。

胡適，魯迅，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頂級人物，號稱文化大師。毛澤東曾說:魯迅，稱的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文學家。胡適，乃為偉大的文學家，但不是革命家。文學界，胡適是帥，魯迅是將。

胡適與魯迅，1918年開始交往，同在北大，從相識到好友再到至交。在倡導新文化運動中，他們有共同語言，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配合密切，互相呼應。

但可能是兩人的背景不同，魯迅對胡適自有戒懷之心，胡適文化高，知識廣，人緣好，性格坦率。魯迅，性格孤獨癖傲，個性強烈，論社會與文化稍低於胡適。魯迅的一生，沒有過於豪華的文章，但總能在文章中的一兩句或一兩個鋒利的詞語來刺中實事要害且不畏強權而名貫天下。

胡適的一生，真心喜歡魯迅兄弟，多次聲稱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健將。欣賞魯迅的創作，鑑賞魯迅的創作能力和鋒利的筆尖。從不嫉妒魯迅的才能與創作靈魂。但1926年，確遭周家兄弟的絕交，此後再沒往來。胡適很是感概。

儘管魯迅對胡適斷交，且時不時還在文章中漫罵胡適，極盡苛薄之恨，然胡從未放在心上，當然，他們的惡斷可能與1922年5月，溥儀召見胡適一事有極大幹系，有說胡適要復古，要當帝師等，鬧的沸沸揚揚，議論紛紛，一下孑把胡適推向了萬丈深淵，這可能也是魯迅罵胡適與斷交的一因吧。但胡適一生從未介懷魯迅的罵聲，始終保持著善意。當1936年魯迅去世後，有人在發文中攻擊漫罵魯迅時，而胡適則發文替友奮力反擊之，力為好友辯護，清冤，洗白。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生前，胡適對魯迅的漫罵，總是採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屈身以下，不是怕魯迅，不是不如魯迅，不是不知魯迅，不是有什麼短處可避，而是知魯迅，愛魯迅，欣賞魯迅，怕失去好友魯迅，此乃忍讓之故也。明知其誤會與過分，也不爭辯，不生氣，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魯迅死後，胡甚感懷與悲傷，從未發過惡聲，其心情，其度量，其賞識度，其可惜度是顯而易見的。

魯迅去世後，其和周作人續好。抗戰爆發後，胡帶領北大師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38年胡適出任美國大使上任途中，聽說周作人在日本人統治下當了北大校長而成漢奸，心中很是不平，發信勸說辭之。抗戰勝利後，胡適繼任北大校長，而周作人則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胡適出於對友人的感情，在極大的壓力下，為救周作人，而給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證明材料，從而使周作人得到了減刑。正因如此，胡適則得到了萬人的痛罵而無從解釋。

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一一一

謝謝。

福自福地來wjf

魯迅後來的文章中對於胡適有不少的諷刺，但兩人的關係卻並沒有交惡。我記得魯迅回北京去看望他的母親時就曾經去看過胡適。如果兩個人的關係真的不好，或者魯迅真的看不起胡適，那麼魯迅也肯定不會去看他了。胡適對於周氏兄弟都還算是很不錯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夠朋友的。但胡適從小到大的境遇都是很順遂的，不知道這個社會的人心險惡。魯迅卻只會用最壞的打算來猜測人的行為。胡適在二三十年代有很多天真的言論，比如說“好人政府”的言論，在當時也是非常有影響。但這樣的想法是完全沒有可能實現的。你想讓軍閥政客放棄他們的權力，無異於與虎謀皮。他的這些言論說的好聽一點是直言無忌，說的不好聽點是不識世故。但胡適在當時的中國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人。他說的這些話如果魯迅不去反駁，那麼影響就會更為惡劣。魯迅的文章也只是對事不對人。胡適也沒有和他進行筆戰，因為他受的西方教育，讓他成為一個紳士，不會為了這些事而大吵大鬧。也可以說是兩人的修養不同。魯迅是看不對眼的就要說，胡適是別人說他什麼他都能夠包容。

魯迅去世後，胡適的學生蘇雪林要對魯迅進行總攻擊，想要胡適支持她。胡適卻勸她不要這樣。從中也可以看出胡適對於魯迅的情義還是沒有變的。

純齋

胡適先生曾給魯迅先生及其它兩位先生的信中，曾寫到:“昨天在天津旅館裡讀魯迅的《熱風》在頁33-34上到這一段: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待炬火。此後竟沒有矩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

胡適先生在引了幾段魯迅先生的文章之後，接著寫到，“這一段有力的散文使我很感動。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胡適先生在信的結尾寫到，“我寫這信時懷抱著無限的友誼的好意，無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