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名遠揚的鐵骨硬漢
熊國炳，原名熊廷南，1899年10月8日生於四川通江縣熊家灣（今萬源縣竹峪鎮太平村）。當時的通江縣，苛捐雜稅、封建地租、高利貸盤剝多如牛毛，正如民謠所說：“軍閥梳子梳，豪紳篦子篦，甲長排頭刀子剃，收款委員來剝皮。”
熊國炳
熊廷南長到10餘歲，6個弟妹相繼出生，父母將他過繼給萬源縣竹裕鄉熊家坪熊邦傑為兒子，從此改名為熊國炳。
熊邦傑以行醫為業，雖只能勉強餬口，但深明大義的他卻讓熊國炳進了學堂。一年後熊國炳棄學，隨養父採挖中草藥。16歲時，養父母託人為熊國炳做媒，娶太平山趙紫香為妻。後來，養父在出診途中不幸溺水亡故，養母不久也撒手人寰。熊國炳歷經生活磨礪，飽嘗辛酸。
1930年春，因為熊姓家族千方百計驅趕他們，並買通了保甲長勒索捐稅，百般刁難，熊國炳夫婦被迫於第二年春天離開了熊家坪，遷回熊家灣居住。由於不堪忍受地方勢力的欺壓，他搬上太平山與岳父同住。後到天池寨開墾荒山，一家人搬進深山老林，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
在一次捕獵中，熊國炳誤中他人所設毒箭，他強忍穿心般的痛苦，咬緊牙關將毒箭拔出，擠出毒血，得以保全性命，他因此被山裡人稱為“巴山勇士”。
1932年12月初的一天，剛剛賣完獵物的熊國炳，突然被一個身著長衫的陌生人叫住。來人說自己是商人，慕名來找熊國炳購買皮貨，並慷慨表示願出大價錢。這名外來客商以優惠價格定購了獵物，還走村串戶向一些窮哥們收購了不少土特產。
客商叫劉子才，又名劉濤，是一名紅軍偵察員，身帶電臺來川北瞭解敵情，偵察道路，發動群眾策應紅四方面軍入川。從此，熊國炳在劉子才的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跟隨他翻山越嶺，勘察地形，瞭解敵人兵力部署，為紅四方面軍入川提供了重要情報。
紅四方面軍解放通江洪口後，熊國炳在當地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並組織游擊隊配合紅軍作戰，贏得了廣大群眾的信任。家鄉父老推選他擔任竹峪鄉赤衛軍隊長和鄉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由於在創建赤北、赤江、洪口、南江、巴中等蘇維埃政權中業績卓著，熊國炳受到徐向前等領導的讚賞。經鄺繼勳、袁克服推薦，他擔任了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委員，參加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的籌備工作。2月初，熊國炳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在中共川陝省第一次黨代會上，他當選為中共川陝省委常務委員會委員，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33年2月中旬，川陝省第一次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通江縣城天主教堂隆重召開，熊國炳對大會討論的各項工作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還演唱了《窮人歌》《巴山背二哥》，激發了全體代表的革命激情，並全票當選為川陝省主席，成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高層領導人之一。
群眾擁戴的平民主席
熊國炳當上川陝省蘇維埃主席後，顯示出了高超的組織才能和卓越的辦事能力，他帶領工作組，日夜兼程，僅10多天就建立了江口等6個縣蘇維埃政權。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對他恨之入骨，曾懸賞2000塊大洋捉拿他。
熊國炳出面組織群眾，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陝南、宣漢、達縣的4條交通幹線，在毛洛鎮、沙河、城西建造了3座百米長的便橋；動員組織了5萬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壩的河道。這些建設，對川陝省蘇維埃戰時物資運輸、兵員調動以及人民必需的商品流通，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國炳還帶領川陝邊人民，全面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他和副主席楊孝全、羅海清簽署發佈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關於土地改革的佈告》。根據許多老農的種田經驗，熊國炳及時採取措施，調劑耕牛、農具、良種和勞力，組織起千萬支代耕隊、割谷隊，及時耕耘和收穫，使糧食獲得了大豐收，保障了蘇區軍民的糧食供給，受到了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熱情讚揚：“川陝邊區的農業收成良好。”
粉碎川軍“三路圍攻”之後，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得到了發展。1933年8月1日，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在巴中城召開了第二次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代表1160人。熊國炳作了總結，大會通過了《目前的政治形勢和川陝省蘇維埃的任務》的決議，發佈了粉碎以劉湘為首的新圍攻的號召，制定了優待紅軍家屬、公糧、婚姻和禁鴉片等條例。最後選舉產生了由32人組成的新的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會，熊國炳仍當選為主席。
大會以後，熊國炳親自組織查田突擊隊下鄉，開展查田運動，深入進行土地革命。隨後紅軍勝利地進行了3次進攻戰役，重創了田頌堯、楊森、劉存厚等四川軍閥，將根據地擴大到渠縣、營山、宣漢、達縣等地。
在肅反工作中，熊國炳簽署發佈《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肅反條例》等重要文件，力主肅反要實事求是，注意保護革命幹部。
一次，熊國炳接到舉報，反映赤江縣蘇維埃主席趙有義田多地廣，招租納佃。熊國炳與省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商議後，及時派員調查，又親赴毛浴鎮召開赤江縣蘇維埃執委會議，澄清了事實，並保薦趙有義任川陝省戒菸局局長。
有一天，熊國炳看見一位老婆婆在省蘇保衛局門前跪著痛哭喊冤。他過去一問，得知她丈夫是通江名醫許昌，曾為不少紅軍將領治過病療過傷，現在被人告發毒死縣農協領導張家其，保衛局便將許昌和他們已經參加紅軍的兒子抓起來定成死罪。
熊國炳明知插手保衛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煩，但他仍然找到當時的川陝省委書記兼省蘇保衛局長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調去親自複查。僅用半天工夫，便將案子查了個水落石出。
原來，由於許昌醫術高明，擁護紅軍，治癒了不少軍政幹部，反動組織“白扇會”對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許昌處拿藥的張家其，以此嫁禍於許昌。冤案大白後，父子倆立即被釋放。此事轟動川陝蘇區，群眾稱熊國炳為“青天大老爺”。
1933年12月，長池縣原下兩區團總廖豐伍糾集30餘人，夜襲元潭鄉蘇維埃政府，搶走紅軍運輸隊的槍支。正在下兩區指導工作的熊國炳獲悉後，立即帶領赤衛軍、游擊隊50餘人追捕，將廖豐伍等全部抓獲。
12月11日，川陝省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巴中召開，到會代表1400餘人，熊國炳再次當選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會議之後，紅四方面軍即決定依靠老區，開闢新區，粉碎敵人的“川陝會剿”，向川陝甘方向發展。
1934年7月，反“六路圍攻”進入最激烈階段，為贏得萬源保衛戰的最後勝利，熊國炳派人到後方向群眾買糧借糧；還親自帶人在南天門、青龍觀等大山區走鄉串戶，動員老百姓捐獻玉米、洋芋。在激烈的戰鬥中，熊國炳帶領通信員冒著槍林彈雨抬傷員；運輸任務緊急時，他命通訊員牽著他的馬去運送物資。熊國炳還多次組織慰問團，到大面山、玄祖廟、南天門等前沿陣地慰問紅軍。
忍辱負重的經理處長
1934年11月，為擴大根據地，實現川陝甘計劃和策應中央紅軍入川北上，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15個團2萬餘兵力移師旺蒼（今廣元市旺蒼縣），川陝革命根據地黨政軍首腦機關，紅四方面軍總部後勤所屬的兵工廠、造幣廠、被服廠、總醫院等40多個單位相繼遷駐旺蒼壩，徐向前、王樹聲、倪志亮、李先念、周純全、熊國炳、傅鍾等領導人亦進駐旺蒼縣城。
紅四方面軍到達廣元地區後，為了爭取廣大群眾對撤離的理解，總部指示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以省蘇維埃政府的名義發佈一個佈告，把紅軍撤離蘇區，北上抗日的理由廣泛地向群眾宣傳。
熊國炳當即把餘洪遠（1955年授予少將銜，後任成都軍區副政委）與祝義亭兩位副主席叫來，在桐油燈下熬了一個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把《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佈告》湊出來了，並以七字一句的韻文，歷數了國民黨當局和四川軍閥的罪惡，號召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堅決消滅這夥強盜，趕走帝國主義。
佈告長達92句，全是順口溜，堪稱是一件獨特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佈告的開篇是：“國民狗黨真可恨，罪惡多端數不清；苛捐雜稅千萬種，拉夫派款又抽丁；連年混戰二十載，屠殺工農和士兵；城市農村齊破產，全國遍地是饑民；姦汙燒殺都佔盡，整得幹人不聊生。帝國主義大強盜，原是工農大仇人……”結尾是：“同起組織蘇維埃，獨立自主中國新；豪紳地主齊打倒，封建殘餘一掃清；全國幹人齊努力，最後勝利歸我們；帝國主義消滅淨，工農百姓享太平。”
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和中共川陝省委、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等機構完全撤出川陝根據地，川軍和地主還鄉團捲土重來，整個蘇區陷入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之中。熊國炳尚未成年的長子被還鄉團殺害於石磐關，次子被打死在觀音巖，妻子趙氏帶傷外逃活活餓死；生父熊朝興、生母鄧氏數次遭還鄉團吊打致殘；弟弟熊廷文受到百般摧殘後，逃至深山結宅而居；已出嫁的3個妹妹，均遭還鄉團的殘酷迫害，流落他鄉。
熊國炳聞此噩耗，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但他很快抹去眼淚，振作精神，指揮後方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繼續長征。
1935年5月底，紅四方面軍攻佔茂縣，張國燾擅自決定建立“西北聯邦政府”。熊國炳因不贊成這個決定，便被降職到聯邦政府任第一局局長，分管後勤工作。同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之後，在黨中央的嚴令之下，張國燾撤銷了“西北聯邦政府”。同年11月，熊國炳在綏靖擔任經過重新調整和恢復的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主席為邵式平。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大批黨政幹部被派往軍隊任職，熊國炳出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經理處處長和群眾工作部部長，負責全軍的後勤工作。面對新的工作，他從頭學習領導後勤工作的方法和經驗，並迅速成為內行，任勞任怨地為紅軍籌糧備物。
在三過草地的艱苦歲月裡，熊國炳帶領全體後勤人員，跋山涉水，購買糧食和物資，他常常以草根樹皮充飢，而把自己那份糧食留給其他官兵。熊國炳嚴格執行黨和民族政策，和少數民族搞好關係，並同土匪與國民黨及反動頭人作堅決的鬥爭，為保障紅軍部隊的糧食和物資供給做出了巨大貢獻，受到了全軍將士的高度讚揚。
1936年10月下旬，經過艱苦征戰，紅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二方面軍勝利會師，結束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滿帶徵戰疲勞的熊國炳，未洗戰甲，又上徵鞍，奉中央軍委之命參加西路軍，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隨軍西渡黃河，轉戰河西走廊。
埋名隱姓的紅軍將領
在每人只有6發子彈，沒有冬衣，無後方，無給養，無武器彈藥補充，無群眾支援的困難境況下，西路軍面對數倍於己的馬家軍騎兵的包圍追殺，佔景泰、打古浪、過威武、戰臨澤、攻高臺，殲敵25000餘人，直到彈盡糧絕，寡不敵眾，最後兵敗祁連山。
1937年1月，熊國炳和鄭義齋率後勤總部和紅九軍餘部在臨澤突圍。
西路軍餘部化整為零後，受到兇殘的馬家軍的圍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灑荒丘。
熊國炳隨西路軍右支隊行進，隨即被蜂擁而至的敵軍騎兵包圍，右支隊被敵人衝散，大部分指戰員壯烈犧牲，熊國炳的警衛員中彈長眠疆場。
血戰至黃昏，除熊國炳外，部下或陣亡或被俘。熊國炳單槍匹馬衝出敵群，剛跑上雪山，後腦被子彈擦傷，戰馬又被打死，他摔進一個雪坑，腳被凍爛，但他仍以強大的毅力繼續爬行。至半夜，巧遇兩名打散的戰友，他們在崖下燒起一堆火，將熊國炳腿上的冰烤化。
此時，畢佔雲支隊的參謀方震帶著一班人尋找部隊，與熊國炳相遇。方震留下5名戰士攙扶熊國炳繼續追趕部隊。
在一座雪山腳下，他們又碰上數十名馬家軍騎兵，熊國炳被俘。馬家軍將他拖到裕固族人的氈篷裡拷打審問。熊國炳只承認自己是紅軍的伙伕，什麼也不知道。敵人見他穿戴破爛，雙腳被凍壞，估計不是什麼大官，就把他關在裕固族頭人的帳篷裡，後被頭人悄悄放行。
後來，能國炳養好了傷，來到了甘肅酒泉。酒泉城裡馬家軍部隊三個一群，五個一夥，荷槍實彈到處抓人。每天都有紅軍慘遭殺害。馬家隊伍把徐向前、陳昌浩、熊國炳等列為“赤匪首犯”，發通緝、登告示，懸賞1200塊大洋活捉，以600元買他們的人頭。
能國炳在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進了一家醬園鋪當幫工，晚上則到附近的一所道觀裡棲身。時間一長，便與道長熟悉了。道長雖不知道熊國炳的真實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著巨大的痛苦，就勸他皈依道門，或者在此地成家立業。熊國炳當然不會改變信仰，但為了生存，他便和一名帶著3個孩子的寡婦白玉生結了婚。白玉生開有一家湯麵館，熊國炳遂改名張炳南，起早貪黑挑貨郎擔，擺紙菸攤，賣鹽、賣大餅謀生。1945年，全家人搬到玉門油礦做工，因收入微薄，仍不得溫飽。1948年底又舉家返回酒泉，靠賣火油、擺乾果攤為業。
1949年10月酒泉解放，當解放大軍開進城裡時，已經兩鬢花白的熊國炳擠在歡迎的人群裡，禁不住熱淚盈眶。
1951年9月，人民政府調查流散的紅軍和蘇維埃人員，熊國炳在調查表上填寫了自己的真實姓名和過去的職務。但不知是何原因，當時僅把他當作一般流散紅軍對待，只發給了50塊銀元和4石小麥作為一次性補貼。他沒有向政府申訴，後來被安排到酒泉縣人民醫院當了一名非正式編制的勤雜工。
1952年，河西走廊開始土地改革，熊國炳以一個西路軍老戰士的身份參加了土改工作隊。鬥地主分田地，是他20多年前幹過的舊事，現在重操舊業，自然輕車熟路，得心應手。他在發動群眾、宣傳政策方面表現出的熟練、準確，讓年輕的工作隊員感到十分驚訝。誰能想到，這個鬚髮花白的老人當年是曾經領導過600多萬人口的川陝省蘇維埃主席呢！
土地改革後，熊國炳還是沒有歸隊，僅以一個普通農民的身份在酒泉黃草鄉泉湖村落戶。
1958年，熊國炳帶著一家老小回到了故鄉萬源縣。兩年後他舉家來到了酒泉黃草鄉泉湖村。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熊國炳餓得實在不行了，只好硬著頭皮進城找政府，再一次向組織講了自己是誰。可是，接待他的縣領導對他說：“你那麼大的官，怎麼不到北京去？”嗆得他半晌說不出話來。
熊國炳昔日的戰友曾替他不平：“紅四方面軍總還有幾個人在上面嘛，徐向前、李先念、王樹聲、周純全、許世友他們都健在，還有當時在你手下當科長的秦基偉，你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們呢？”
熊國炳答道：“這事想過，想開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當年和我們一起長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別是我作為西路軍的一個領導成員，對西路軍的全軍覆沒也有責任，我怎能厚著臉皮去找政府的麻煩？再說，我脫離革命已經這麼多年，歲數大了，身體也不好，去北京找他們，不是讓他們為難麼？就算得到政府承認，也只是給國家添個包袱，好在全國都已經解放了，我們入黨時的奮鬥目標已經實現了，就是死，也能閉眼睛了。”
1960年10月底，這位隱姓埋名20多年的紅軍高級將領，終於閉上了眼睛……而倖存的徐向前、陳明義等戰友們直到20多年後，才得知熊國炳的不幸遭遇。
1986年5月，酒泉地區數位同志為撰寫酒泉市西路軍老戰士小傳而查閱歷史檔案時，發現一個叫“張炳南”的西路軍老戰士就是大名鼎鼎的熊國炳，這才讓這位謎一樣消失的紅軍將領浮出水面。
2009年6月24日，四川達州萬源市竹峪中學彩旗招展，鼓號震天，原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被譽為“巴山勇士”的熊國炳塑像落成揭幕儀式在這裡隆重舉行。
歷史無言，精神不朽。熊國炳的不朽壯舉或許無法複製，但他的精神卻如同種子一般，將在神州大地廣為傳播，生根發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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