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取得立足之地,著手開創川陝根據地。蔣介石為之震驚,策動川軍聯合進剿,又急電陝軍入川。在這個關鍵時刻,紅四方面軍與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達成互不侵犯協定,建立秘密交通線，為這項工作起到溝通橋樑的共產黨員武志平功不可沒。
武志平
建言同紅軍建立聯繫
武志平（1901—1991），北京通縣人，時任十七路軍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的少校參謀。1933年3月,西安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王右民、宋綺雲向武志平傳達中央特科的指示：通過可靠的關係建議楊虎城不要和紅軍正面衝突,並設法開闢川陝蘇區的秘密交通線。
楊虎城的高級顧問杜斌丞先生是一位同情共產黨的進步人士,在陝西知識分子中很有影響,與楊虎城又有很深的友誼，武志平與杜斌丞的關係亦相當密切。不久,杜斌丞奉楊虎城之命到天水向孫蔚如傳達機要,武志平前往迎接,途中武志平分析時局說：“這次,蔣介石讓十七路軍圍攻川陝紅軍,就是想使我們與紅軍兩敗俱傷,他好坐收漁人之利。”
杜斌丞同意武志平的分析，說：“對蔣介石的陰謀,楊主任心裡很明白。以我的看法,如紅軍西進,我們應當有意識地放過去；如果紅軍要在川陝邊區停留下來的話,我們最好不打。”武鬥膽進言：“若您能建議楊主任就停戰議和的問題同紅軍談判,達成協議,對十七路軍來講是很有好處的。”
杜斌丞沉思片刻，突然用手拍著武志平的肩膀，興奮地說：“想不到你的肚子裡還有這麼好的主意！我一定會把你的想法轉告楊主任。你就等著聽好消息吧！”幾天以後,武志平接到杜斌丞的一封密信，說楊虎城已同意那項工作並由武志平具體負責。與此同時,孫蔚如的參議王宗山從西安來到漢中,帶來楊虎城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志平參謀弟：
別來日久，殊深馳念。餘於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茲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我同志，務須深自警惕，力圖奮發。吾弟才華卓著，尚希佐劭孫軍長努力工作，是為至要。
此詢近佳
楊虎城手啟
五.四
武志平反覆揣摩“佐劭”二字，認為楊虎城的意圖就是讓自己去做聯絡紅軍的工作，這與黨組織的指示和要求不謀而合。
聯繫途中遭劫無險
在漢中三十八軍司令部,武志平與孫蔚如進行了一次長談。其時,孫蔚如已收到楊虎城的密信,因而他們的談話極易接近。經過充分討論,孫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紅四方面軍總部進行聯繫。在孫蔚如看來，這是一個危險的行動，所以關切地叮囑道：“老弟！這一件事關係重大，關係到十七路軍的命運，工作中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必須絕對嚴守秘密。你的任務很艱鉅，如果在路上不能通過，也不要勉強，依然折回來，千萬別冒險。”
武志平堅定地表示：“執行長官的命令，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行前，軍部秘書主任、中共地下黨員徐夢周提醒武志平，要在如何取得紅軍信任上多動腦筋。於是，武志平向孫蔚如提議，要給紅軍“表示表示誠意”，而孫蔚如卻說：“有我這封絹書足矣！”為了完成好任務，武志平利用職務之便，將一套川陝甘軍用地圖以及密碼、口令等，打包封蠟，準備送給紅軍。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裝成紅十字會的人員由南鄭出發，隻身穿越山高谷深、野獸出沒的大巴山脈。剛鑽進深山老林不久，他就被當地土匪袁剛劫擄到匪巢黑風洞。幾名土匪見包袱裡沒有現洋,沒有金銀手飾,也沒有山貨商人收購來的珍貴皮毛、藥材，卻盡是些地圖、文件之類的東西,不禁大失所望。
袁剛坐在一條寬凳上,腰間插著垂著紅綢穗的“快慢機”,目光兇狠地盯著武志平，問：“是瓢子還是瓤子？”“是商人。”武答道。袁獰笑著：“你老實說,你是胡宗南的探子,還是楊虎城的探子?”武志平暗想,土匪一向不買軍閥的賬，不管是大軍閥還是小軍閥,不管是胡宗南還是楊虎城,誰的貨都敢搶,誰的人都敢殺。但土匪崇尚一個“義”字,說對路子也許能逢凶化吉。他抬起頭來,雙手雖被反剪著,仍然弓著左腿,向袁剛行了個江湖之禮。
武志平這一招令袁剛感到意外,難道他是江湖上的人？於是對起江湖暗語：“洪門四梁？”武對答如流：“山、堂、香、水。”“洪門四柱？”“恩、承、保、引。”武怕被問出破綻,主動道來：“燕山愚子過川來,久聞此地出賢才,禮貌荒疏休見怪,我與拜兄送寶來！”聽了此番暗語，袁剛確信武志平乃洪門之人,遂親自鬆綁，並喝令嘍羅們將其攜帶的包袱行李歸還給他。土匪畢竟是土匪，對武志平攜帶的機要軍用地圖和幾組作戰聯絡信號、口令、密碼等並未追問。
武志平見驚濤已過,便道出自己真實身份：“小弟雖是江湖之人,同時在三十八軍供職,少校參謀,如果老兄有用著小弟的時候,儘管吩咐,小弟願效犬馬之勞。”袁剛大喜，特為他準備一桌豐盛的酒宴壓驚，席上還用尖刀割下雄雞頭挑到他的嘴邊,這是款待貴賓之禮。武志平坦然張口承接下來。這次深陷龍潭虎穴，卻有驚無險，並與匪首袁剛交上朋友。兩天後，武志平與袁剛告別,又在深山老林中走了三天,歷盡千辛萬苦，終於進入了川北蘇區，來到苦草壩。
秘密簽訂“漢中協定”
紅四方面軍總部設在苦草壩半山坡上的一座茅屋裡。在那裡,武志平首先見到的是傅鍾，武志平撕開棉襖的襯裡,抽出一條白綢緞，系孫蔚如的絹書。傅鍾接過去,只見上面寫著：“現外患日亟,大敵當前,炎黃子孫,以民族生存為重,抗日救國,人同此心,義之所在。我軍贊成貴軍‘一月宣言’同仇敵汽,一致抗日的主張,特派武某前來磋商。”
武志平還將帶來的軍用十萬分之一的川陝甘地區地圖、軍用密電碼、作戰聯絡信號等等東西面交紅四方面軍，這對剛剛進入川北的紅軍來說,簡直是無價之寶。當夜,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得知楊虎城的特使送來軍用地圖，在電話中對傅鍾說：“雪中送炭呀！你馬上派騎兵班給我送來。”一小時後，徐向前給傅鍾回電話說：“地圖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來使！”
這份地圖成了當時紅四方面軍僅有的一份正規軍用地圖，徐向前視若珍寶，一直用以指揮作戰。從他的回憶錄以及解放後在頤和園設家宴招待武志平的談話中得知，長征途中，葉劍英深夜投奔毛主席，悄悄帶走的那份軍用地圖，就是武志平這次送去的。至於那份密電碼的作用就更大了，紅軍據此截譯了蔣軍許多重要情報。曾任紅四方面軍機要局局長的宋侃夫在《祁連山的電波》一文中說，在西路軍失利的情況下，這份密電碼“對破譯馬家軍的電波起了很大作用，從而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及時提供了可靠的情報”。
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陝軍委研究後認為，十七路軍主動前來聯繫,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如果能和他們打通關係,就可以解除後顧之憂,集中全力向四川發展;同時,敵人對根據地封鎖得很厲害,蘇區急需打開與外界聯繫的通道。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派軍委參謀主任徐以新（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隨武志平抵漢中會談。1933年6月24日,紅四方面軍與孫蔚如達成秘密協定,主要內容有:第一，雙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紅四方面軍設立交通線,十七路軍提供一定的物資；第四，雙方只能秘密往來，協定不予公開。至此，紅四方面軍與十七路軍正式確立了合作關係。正因為是秘密簽定，“漢中協定”便成為中國革命史上鮮為人知的一章。
建立秘密交通線
楊虎城、孫蔚如為了使這一聯絡工作秘密進行,決定由武志平在蘇區與白區交界地帶設立聯絡點,並由他負全責。
楊虎城、孫蔚如的支持,對武志平來說,當然是個非常有利的條件。但在工作中,仍然有不少困難和問題。武志平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公開的職務是楊、孫的使者,實際上又是黨的工作者,在秘密地為黨工作。這樣在工作中就必須很好地處理各種關係,必須隨機應變。在白區,職務是公開的,工作是秘密的,如果表面活動超過了白區所許可的程度,便立刻會給工作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蘇區,工作是公開的,行動則是秘密的。我直接發生工作關係的是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面軍,而我的黨組織關係聯繫人則遠在西安,並且是單線領導,遇事請示報告都有困難,往往緩不濟急。因之,遇事要多動腦子,獨立思考,既要堅持黨的原則,又要靈活機動地面對發生的具體情況。”
為了建立秘密交通線,武志平選擇了位於蘇區與白區之間的涼水井作為據點,並自己動手蓋了兩間茅屋。由於武志平的雙重身份,有關工作既不能由紅軍派武裝幫助,也不能依靠白軍掩護,只能依靠當地群眾進行。
秘密交通線開通後,情報和物資以及全國各地的報刊就是通過這兩間茅屋源源不斷地送往蘇區。
武志平第一次去蘇區帶去軍用地圖等物是沒有經過孫蔚如同意的。第二次去蘇區之前,武志平與孫蔚如商量,為了表示我方的誠意,是否贈送一些紅軍所急需的軍用地圖、西藥與無線電零件等物品。孫蔚如表示同意,但又說,地圖只給川北部分,並強調,只此一次,下不為例。除了以上物品外,武志平與徐以新利用由漢中回蘇區的機會,又自行購置相當數量西藥和其他物資,一共20餘擔,公開地運進蘇區。
然而，當地的土匪徐耀明部卻多次企圖掠奪運往蘇區的物資,嚴重威脅這條交通線,勸他約束部下,他又佯作不知,因此,武志平下決心除掉這股土匪,為民除害,並確保交通線暢通。
由於特殊的身份，武志平不能調動一兵一卒，無論是紅軍，還是十七路軍。於是他想到了匪首袁剛。上文提到，第一次進蘇區時, 武志平曾與袁剛交上朋友,以後經常有書信往來,武還為袁活動,使他當上西鄉縣民團團長。1934年初,徐耀明過生日,為了助興,調袁剛所部到其老巢附近的袁家溝駐紮。袁剛派人接武志平會面。一見面,袁剛就向武志平宣洩對徐耀明的不滿:“有什麼了不起,過個生日,還這麼興師動眾。”在名義上,袁是徐的部下,但他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武志平聽了,不動聲色,只是講了一段《水滸》中林沖火併王倫的故事(洪幫把梁山義氣作為信條)。
武志平的“啟發”真奏效。當天晚上,利用徐耀明大辦酒席過生日的機會,袁剛出其不意擊殺了徐耀明,有幾個趨炎附勢的地主分子和幫閒客也同時被殺。袁剛吞併了徐匪的大部。從此,這條交通線就暢通無阻了。
在此前後，武志平先後在川陝邊界建立了三條秘密交通線：中線：漢中——麻桑壩——天池寺——涼水井——碑壩；西線：麻桑壩——八海坪——西河口——碑壩；東線：漢中——城固——西鄉——鎮巴——魚渡壩或黎壩。
武志平開闢的秘密交通線是川陝蘇區與外界聯繫的最重要的通道,很多重要情報和物資都是通過這條交通線輸送到蘇區。關於這條交通線的作用,徐以新在回憶錄中談到:“這條線就是從西安到漢中,然後進入根據地。潘自立等同志都是通過這條線進來的,廖承志大概也是這條線進來的。大批同志進入蘇區,帶來了黨的信息,增加了我們的力量。另外,在傳送物資方面,在互通情報方面,這條交通線也起了重要作用。這樣,就打破了蔣介石把我們包圍封閉在川北地區然後加以消滅的妄想,使我們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成了“奉旨嚴拿的要犯”
1934年7月的一天,孫蔚如突然召來武志平,將一份電報交給他。這是蔣介石打給楊虎城又轉給孫蔚如的電報。電文大意是:“據密報,有伍志平其人,自稱系三十八軍參謀,住在兩河口附近。經常給共匪輸送軍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辦。”
武志平看過之後說:“這是蔣介石公開向我們提出警告,等於說,你們的秘密我已知道,現在公開警告你們,看你們怎麼辦?”
孫蔚如問:“那怎麼辦呢?”
武志平想了一想,說:“最好依然和紅軍維持友好關係,但在方式上更秘密一些,儘可能使紅軍不再派人來漢中,我也不在漢中露面,找個隱蔽的地方與紅軍保持接觸。如必須與紅軍斷絕往來,也必須通知對方說明自己的苦衷,不得不在表面上冷淡一段時期,以便留有餘地。”
孫蔚如說:“這不妥。蔣介石點名要查辦你,你只有離開漢中,找個地方躲起來,躲得越遠越好,否則,我們不好應付。”
無奈的武志平向紅四方面軍總部與中共陝南特委負責人做了彙報,在作出妥善安排後,離開漢中到了西安。武志平在西安碰到十七路軍的熟人,都知道蔣介石曾嚴令查辦他,並戲稱他是“奉旨嚴拿的要犯”。——十七路軍總部曾將蔣介石的電令通令所屬部隊,這顯然是為了掩人耳目。
武志平來到上海見到了特科負責人王世英。王世英對武志平的工作非常重視,經慎重的研究,決定讓他重返漢中繼續工作,因為紅四方面軍還在川陝地區,還在發展壯大。當時,重返漢中是相當危險的。漢中彈丸之地,無法藏身,特務活動日益猖獗。武志平考慮來考慮去決定冒險去見孫蔚如。他沒有一點把握,但也沒有更好的方法,只有走這著險棋。
武志平見到孫蔚如,開門見山地說:“我是想找個地方躲起來,但在內地無法呆下去,因為十七路軍的熟人幾乎都知道我是蔣介石點名緝拿的犯人。”他停了一下,繼續說:“如果我落在特務手裡,對楊主任、孫軍長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只有再回到十七路軍的防區內。”
孫蔚如聽了,雖顧慮重重,卻也無可奈何,只好同意武志平暫時住下來。王宗山還對武提出“約法三章”:不給任何職務;不準作任何政治活動,不準和熟人接觸,否則不能負責安全;生活上自己想辦法。
武志平二話沒說,一口答應下來。就這樣,武志平又秘密地恢復了對蘇區的交通線,只是不能運送大量的物資。
三作使者去蘇區
在武志平離開漢中的這段時間,十七路軍不斷對蘇區進行騷擾;未通知對方便單方面斷絕了往來,自食諾言;並縱容地方團隊殺害了紅軍在游擊區域的採購人員和一名戰士,而這個地區原來是允許紅軍趕場採購的。雙方的停戰協定實際不復存在。
1935年2月3日,紅四方面軍一部一舉攻下陝西寧強縣城,全殲陝軍一個團。紅九軍一部乘勝向南鄭進軍,擊潰孫蔚如軍一部。楊虎城、孫蔚如向蔣介石連電告急。蔣介石趁機調大批部隊進入楊虎城的勢力範圍。1935年2月17日,紅軍進抵漢中城外,孫蔚如著了急,派王宗山找到武志平,讓武志平出城去見紅軍的高級指揮員,說明雙方原訂有互不侵犯協定,應避免兵戎相見。武志平裝著極其為難的樣子說:“原來互不侵犯,雙方平安,現在我們悔約,人家打來了,又去求和,讓我怎麼說?”王宗山說:“事到如今,只有煩志平兄再去一趟。”他還送來一張通行證。
武志平正苦於沒有機會去蘇區。他從上海帶回40多節電池和若干電臺零件,都是紅軍急需的物品;而這些東西又不能輕易交人攜帶,因為一旦被發現,就會招致意外的麻煩。這次正好藉機帶去。於是，武志平順水推舟答應下來。他冒險出城,先見到紅九軍年輕的政委陳海松,又見到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並由他派一個班護送到川北旺蒼壩去見總政委陳昌浩。武志平面交了攜帶的物品,並分別向他們做了彙報。後來,他又在紅軍總部住了20余天。在這期間，武志平曾苦苦央求留下來，但都被娓婉拒絕。
3月29日，武志平不得不由那裡起程回漢中。自從蔣介石的軍隊進入漢中地區後,孫蔚如就失去了干預行政的能力,他雖感不滿卻也無可奈何,只有對蔣介石唯令是從,至少在表面上。不久,蔣介石將三十八軍調離陝南富庶之區到貧瘠的渭北駐紮。
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西征。武志平已無法開展工作，只得再次來到西安。西安事變爆發後，武志平回到陝軍，不久後去了延安，先在陝北公學學習，後來進入馬列主義學院受訓。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