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成年人都會向下一代人表達不滿。然而，在中國，由於現代化和生育過渡進程過快，這種不適感被加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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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生子女為主的80後，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也因此，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流行議題幾乎都是圍繞著這一代人的生活軌跡來轉。從“剩女”、“直男”、“喪偶式育兒”等流行概念，到是否要“二胎”、如何給父母養老，以及怎樣處理家校關係等等，無一不透露著80後這一代人的選擇困惑和現實焦慮。
然而，在討論80後獨生子女的各色問題時，我們卻很少看到學界能夠拿出充足的理論資源來與社會輿論展開互動。畢業於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現任美國阿默斯特學院教授的馮文所著《唯一的希望：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這種缺憾。馮文於1997至2002年攻讀博士期間，一共花了27個月對中國大連市城區的數千名獨生子女進行了問卷調查。同時，她也利用自己在三所初中、高中和職校當英語老師，以及給超過100名孩子做英語家教的機會，得到進入這些獨生子女家庭訪談、記錄和觀察獨生子女成長狀況的機會。
馮文重點訪談的獨生子女的出生年齡主要集中在1979到1984年之間，考察的時期正好是這些孩子剛剛成年或即將成年的階段。本書的英文版出版於2004年，距今14年的時間差，也必然造成本書在解釋今天80後獨生子女生活狀況時存在一些不足。但書中諸多不乏洞見的觀察和論述，依然可以作為我們理解80後獨生子女的源代碼，當我們用這一套源代碼來分析第一代獨生子女所面臨的歷史機遇和時代困頓時，就能感受作者在14年前展現的遠見卓識。
▲《唯一的希望》，作者：（美）馮文，譯者：常姝，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快速現代化的先鋒部隊
馮文考察的中國北方海濱城市大連，是一座新興的移民城市。儘管大連的城市發展趕不上北京、上海和諸多南方城市，但是她依舊是一個正在經歷快速現代化的城市。為了實現中國的快速現代化，讓中國從第三世界邁向第一世界，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主動實施生育配額制度的國家。
國家的目的在於通過減少人口來加快進入現代化的腳步，同時創造一代能夠接受更好教育的兒童。1980年，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在給兩份少年報刊題詞的時候，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說法。隨後，這一說法被總結成了“四有新人”，併成為中國政府在培養這一代孩子時的官方目標。
在家庭層面，2000年前後的絕大多數中國城市家庭，在經濟層面依然屬於第三世界。在訪談中有一個對話，當電視機裡放著發達國家貧民窟的畫面時，馮文對一個高中孩子說：“你看發達國家也不是每個人都很富。”然而，這個孩子卻機敏地回答：“那為什麼他們也買得起車？在中國，富人也買不起車。”
80後獨生子女雖然享受了許多發達國家孩子才擁有的物質條件，但他們的父母卻依然過著第三世界的生活。這種將家庭所有優質資源全部向一個孩子傾斜的做法，令80後的獨生子女迅速適應了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父母對孩子教育的重視也與日俱增。比如，在作者訪談的孩子中，80%請過家教或參加過課外輔導班。而1997年，中國正式啟動“高校擴招”的政策，這使得大量80後有機會進入大學，成為這個國家的教育精英。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家庭層面，他們都成了現代化的先鋒部隊。
▲2016年熱播劇《小別離》中，父母將各種可用的資源用於獨生子女的培養和教育。
從“小皇帝”到“媽寶男”
獨生子女群體幾乎從誕生之後，就一直備受矚目。社會輿論對獨生子女並不見得友好，當然，或許可以說是獨生子女作為第三世界中享受第一世界物質條件的孩子，他們沒有能夠表現出相匹配的能力。在書中，馮文援引“慣壞了”這個詞，來形容成年前後的第一代獨生子女。而從上海、南京等地學者的調研結果來看，他們紛紛指出這一代孩子存在“膽小、沒有合作精神、脾氣大、不能照顧自己、不尊重長輩”等性格特點。
馮文的觀點很值得列出：“每一代成年人都會向下一代人表達不滿。然而，在中國，由於現代化和生育過渡進程過快，這種不適感被加劇了。”對於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特點，馮文認為，歐美髮達國家的父母已經很認可孩子的這一特點，但中國的父母卻無法接受這一點。的確，自戀主義的泛濫是一個全球性的景觀，自戀既會帶來合作、社交困難等問題，但也會激發孩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在20年前，中國獨生子女父母還無法接受孩子是自我的，所以，他們會用“慣壞了”來表達對孩子的不滿。
許多父母和成人儘管對第一代獨生子女多有不滿，但他們只有一個孩子，所以在付出上別無選擇。然而，以高考為代表的教育競爭體系，並不能滿足所有人成功的願望。更多的人上不了大學，也無法成為社會精英。當家裡有一群孩子的時候，一個孩子需要自己來面對失敗；但當家裡只有一個孩子的時候，父母很容易成為孩子“堅強的後盾”。當父母包辦孩子的事情過度，那麼曾經的“小皇帝”就可能變成“媽寶男”。
▲電視劇《當婆婆遇到媽》（2011）的男主角陳大可就是一個典型的“媽寶男”。
“媽寶男”是一個典型的女權主義色彩的詞彙，這一詞彙的創造表明了80後女性對80後男性的不滿。但客觀而言，那些成為“媽寶男”的80後男性，他們也是這個時代轉型的“犧牲品”。經濟發展和生育轉型的速度太快，完全重構了他們的生活要素，這就使得他們在關鍵時刻因為“選擇太多”而自動縮回到“舒適區”。久而久之，他們就變成了崛起中的80後女性口中的“媽寶男”。
女性的崛起與時代困境
除了“媽寶男”這樣的詞彙，80後女性憑藉出色的概念創造能力，還發明瞭“鳳凰男”、“喪偶式育兒”、“直男癌晚期”等對男性來說遠遠稱不上友好的詞彙。這些概念的創造及傳播，表明80後女性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話語權”。在擁有話語權的背後，是她們受教育權和經濟權不斷得到提升的歷史進程。
80後的女性如果出生在城市，父母都有穩定工作，那麼她幾乎確定無疑會是獨生子女。獨生的狀態使她們獲得了以往女孩完全無法體會到的優越處境，除了物質上保持高水平的供給之外，在受教育權上也被一視同仁。這令她們中的許多人可以進入高等學府，並由此邁入社會精英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在應對高考這樣的考試製度上，女性展現出了一定的優勢。伴隨著大學招生人數的不斷上漲，女性上大學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在很多名牌大學，女生的比例也越來越高。當然，馮文在寫作《唯一的希望》的時候，中國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佔比還沒有這麼大。但就像她所指出的，獨生子女政策出臺以前，大多數女性都被培養成了“輸家”。父權制的家庭體系和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體系都更加偏愛男孩。所以，女性在家庭和單位的資源競爭中，都處於嚴重劣勢。也因此，女性往往只能從事那些部門規模小、缺乏保障和低工資的職業，即使佔據了個別重要職位，也常常會在晉升中敗下陣來。
但是，伴隨著輕工業以及旅遊、酒店、教育、餐飲、金融、貿易等服務業的發展，已經成功獲得高等教育體系認可的80後女性，獲得了大量進入市場的機會。與1949年之後女性被國家強制安排進工廠不同，1978年之後的女性就業以市場導向為主。在工作中，她們表現出與男性一樣的勇敢、創造力和獨立，同時又能具備耐心、勤奮的特點。所以，女性走入職場已經變成一種正常現象。
不過，80後女性在崛起的過程中，也強烈感受著撕裂與陣痛。撕裂和陣痛的焦點集中在“婚育”問題上，正如馮文所指出的，中國女性處在一個“上嫁型”的婚姻系統中，當一部分女性的文化和經濟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之後，適婚男性的數量就遠遠不夠了。“直男癌”、“鳳凰男”的蔑稱，正是這一情形下女性發出不滿的體現。
▲電視劇《新結婚時代》經常被當做孔雀女嫁給鳳凰男的例子。
與此同時，在家庭內部，女性繼續承擔著生育職責。這使得她們對僅僅提供經濟支持，而不參與育兒的男性開始表達不滿。在構建核心家庭的過程中，“媽寶男”出現了；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喪偶式育兒”出現了。女性一邊在承擔事業和家庭的雙重責任中成為“超人”，一邊用創造性的語言表達對男性的不滿。
作為第一代獨生女性，她們幸運地獲得了同時實現階層跳躍和打破父權結構的機會。但是，她們也面臨著二者密切勾連的局面。對於這些女性來說，如果無法重構男性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麼她們的事業發展空間也會備受擠壓。有關生育歧視女性的無數新聞報道，已經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腹背受敵的局面，是80後獨生女性所面臨的時代困境。值得稱道的是，馮文在論述性別和分層的複雜關係時，睿智而精準地提到了這一點，而這也正是本書對於今天中國讀者的重要意義。
作者 尼德羅 編輯 徐學勤 風小楊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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