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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 Guy懷抱著裝滿25萬美元的公文包，來到愛沙尼亞的塔林市附近的直升機坪時，一架軍用直升機已經停在那裡了。Guy感覺不太自在，這裡怎麼看也不像軍事基地，但是旁邊站著的一看就是軍人，而且帶著槍。
這是1989年。蘇聯行將崩潰，部分軍官正忙於出賣物資。Guy走近直升機坪的時候，大多數物資已經從直升機上卸下來，瓜分完畢。Guy想要的東西正是剩下的那些大箱子。他打開一個箱蓋看貨，聞到濃重的松樹味。箱子裡裝的是另一個箱子，箱子之間墊著松針。Guy想，裝貨的人以前一定對付過緝毒犬，不過現在，他要的貨可不是毒品。
蘇聯軍方秘密製作了全世界的地圖，但是迄今為止，只有少數外人見過這些地圖。
這些箱子裡都是地圖，有幾千張之多。每張地圖的右上角都印著紅色的俄文секрет，意為“機密”。
這些地圖出自史上最具野心的製圖工程。在冷戰中，蘇聯軍方繪製了全世界的地圖，其中一些甚至精確到了各棟建築。蘇聯製作的美國和歐洲城市地圖包含了一些同時期民用地圖上沒有的詳細信息，比如道路的準確寬度，橋樑的設計載荷，工廠的具體類型等。如果要指揮裝甲部隊入侵，或者實行軍事佔領，這類信息價值非凡。如果沒有人去現場勘測，這些信息是絕不可能收集到的。
考慮到當時的科技水平，蘇聯的地圖精確得不可思議。甚至在今天，美國國務院還會根據這些地圖（當然還要用其它數據），在官方地圖上標定國境線。
Guy的公司叫Omnimap，是第一批將蘇聯地圖引進西方的機構。不過Guy並不是單幹，負責看護地圖的軍官們也看到了商機，全世界的地圖商人都看到了商機。在以前，這些地圖是嚴格保密的，只要弄丟一張，軍官就會被送進監獄（甚至更嚴重）。但是現在，為了賺錢，它們被成噸成噸地賣給政府、通訊公司、其它人。
“我猜，我們大概已經買了一百萬張，” Guy說，“沒準還要多。”
斯坦福、牛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等高校的圖書館，裝蘇聯冷戰地圖的抽屜塞得滿滿的，這些地圖正是從Guy和其他商人手裡買的，卻無人問津。看過它們的只有少數學者，研究就更談不上了。地圖承載的故事，就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英國退休程序員John Davies，近十年來，他一直在潛心研究蘇聯地圖。 PHOTO BY:
不過，退休的英國程序員，“非正統”學者John Davies，一直在努力改變這種情況。十年來他始終在研究蘇聯地圖，尤其是美國城市和英國城市的地圖。他還有幾位同伴，有軍用地圖保管員，有退休的外科醫生，還有年輕的地理學家，大家之前各自研究過這些地圖。如今他們嘗試把信息拼湊起來，搞清楚這些地圖是怎麼製作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圖的真正用途。但是直到今天，這些地圖在俄國仍然是禁忌，所以沒法得到確切答案。不過他們掌握的信息說明，蘇聯製作地圖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制定入侵計劃。這些地圖是蘇聯用來認知世界的整套體系的基礎框架，就好比今天的谷歌地圖或是維基百科，只不過，它們是紙質的。
蘇聯1980製作的舊金山（三藩市）地圖。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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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es花在研究蘇聯地圖上的時間大概是全世界最多的。這位年過七十的鰥夫精神矍鑠，在倫敦東北部的家裡有幾百張紙質地圖，幾千份數字地圖，他同時維護著一個以這些地圖為主題的大而全的網站。
“我四歲的時候，就開始畫房子和花園的地圖。”去年我們初次見面時，他說，“不管我去哪裡，都會四處收集地圖。”
21世紀頭幾年，他以顧問身份去了拉脫維亞，在首都里加市中心的一家商店裡偶遇了蘇聯地圖的寶庫，驚得說不出話來。Davis與一名地圖擁有者成了朋友，這個叫Aivars Beldavs的傢伙又高又壯。之後Davis每次去拉脫維亞，都要從Beldavs那裡弄回一捆蘇聯地圖。
回到家以後，Davies會拿出蘇聯地圖，對比同時期英國國家測繪局（Ordnance Survey）和其他英國政府部門製作的地圖。兩相對比，他已經找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差別。
一張1980年的舊金山詳細地圖上，標註了金門公園的東段。KENT LEE/EAST VIEW G
英國東南角有個叫查塔姆（Chatham）的河邊小鎮，1984年的蘇聯地圖上標註了皇家海軍在冷戰期間製造潛艇的船塢，這片區域在當時的英國地圖上是空白的。蘇聯製作的查塔姆地圖同時標註了尺寸、載重量、能見度，甚至是梅德韋河上橋樑的建築材料。在劍橋，80年代的蘇聯地圖標出了一座科學研究中心，幾年之後才能在英國國家測繪局的地圖上看到它。Davies歸類整理了這些差異，後來他再去拉脫維亞時，就會有更多問題提給Beldavs。
一張1980年的舊金山詳細地圖上的SOMA社區，現在Wired總部就在這裡。KENT LEE/E
事實是，Beldavs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在蘇軍服役，他在東德受訓時用過這些保密的地圖。如果要取地圖出來訓練，必須先簽字，軍隊會確保地圖最後收回原處。“即便是送去銷燬，也要把紙灰送回來”。Beldavs說。
一張1980年的蘇聯地圖顯示了金銀島上的海軍基地、灣區大橋、BART隧道。KENT LEE/EA
左側是蘇聯製作的奧克蘭地圖，右側是美國國家測繪局1981年製作的地圖（從1959年的修訂而來）。
蘇聯1980年製作的地圖覆蓋了奧克蘭附近的Alameda海軍航空兵基地，該基地一直使用到1997年。
退役之後幾年，Beldavs參與開了家叫Jana Seta的地圖商店，主要向遊客和探險者出售地圖。他回憶說，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拉脫維亞的軍用地圖製造部門曾接到命令要銷燬所有地圖。“有些軍官腦子活，於是開了這家公司”。有人收，有人供，一拍即合。Beldavs估計，店鋪弄到的地圖大概能裝滿13個車皮。一開始，甚至都找不到足夠的地方來放這些地圖。有一次，當地幾個小孩甚至試圖燒掉一堆放在戶外的地圖。不過，絕大多數地圖還是原封不動保存了下來。
拉脫維亞，Aivars Beldavs的地圖商店裡，成堆的蘇聯地圖。AIVARS BELDAVS
本地人對這些地圖很感興趣。Beldavs說，之前我們什麼地圖也沒有，現在一下子就有了那麼詳細的地圖。
在蘇聯，並非所有的地圖都是平等的。軍用地圖異常精確，普通人拿到的民用地圖卻粗陋不堪。2002年，著名的蘇聯地圖學家、科學史學家Alexey Postnikov在某份製圖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對此做了解釋：“普通消費者用的小比例尺地圖是從蘇聯的1:2500萬地圖製作而來，選取需要的部分，直接放大就可以”，他寫道，“這做法就好像從德州公路圖上找一片區域放大，製作成達拉斯地區的地圖。靠這種地圖去轟炸整個城市是沒問題的，但是想靠它在城裡認清街道，找到要去的地方，那可沒門。”
這還不夠，普通民用地圖還專門做了偏移處理，使用的是包含隨機擾動的特殊投影算法。Postnikov說，“主要的目的是搞亂地圖的內容，就沒法根據地圖重建真實地理信息”。河流和城鎮之類眾所周知的地標都收錄在地圖上，但是座標、朝向、距離都做了修改，所以萬一地圖落入敵手，既不能用來導航，也不能用來制定計劃。設計這套偏移算法的製圖人員獲得了斯大林授予的蘇聯國家獎。
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居民來說，新出現的蘇聯軍用地圖是可以真正拿來用的，但是對Davies來說，它保留著冷戰的緊張氣息。一定年紀的人都經歷過那個“（冷戰雙方）確保互相摧毀”的瘋狂年代，如今發現自己熟悉的家鄉街道和地標被用俄語細緻標出來，那感覺並不舒服。對鐵幕這邊的人來說，蘇聯軍用地圖可以讓人管中窺豹，知道真正的戰爭機器是什麼樣子。
對Davies來說，研究蘇聯地圖一直都是業餘愛好，直到他在2004年遇到了英國國防部的地圖管理員David Watt。事實上，Watt在這之前幾年就認識了Beldavs，而且自己已經做了些調查。1993年，在德國科隆舉行的製圖學會議上，Watt遇到了Beldavs地圖商店的宣傳冊，賣點是蘇聯軍用地圖和城市入侵計劃。他被這些東西驚呆了。
Watt後來回憶說，如果這些真的是蘇軍的城市地圖，那麼4年前的1989年，這些地圖還屬於高度保密，即便是紅軍的二等兵都無權看到。因此，他下了訂單。
這些地圖包含了皇家海軍制造潛艇的船塢的細節，還有橋樑的限重。
過了幾周，一個包裹送到了機場，裡面是他要的地圖，Beldavs還額外贈送了不少。接下來的幾年裡，Watt一直在鑽研這些地圖，同時也從其它商人手裡購買地圖。於是，蘇聯軍用地圖繪製計劃的全貌逐漸在他眼前展開了。
蘇聯人的世界地圖主要有三種比例尺。其中最詳細地圖的比例尺為1:200,000，分地區製作地圖。舉個例子，紐約大都會地區就是用一張地圖來覆蓋的。
但這還不是全部。蘇聯人為世界上的某些區域製作了更詳細的地圖。他們製作的1:100,000和1:50,000的地圖覆蓋了整個歐洲，亞洲的絕大部分，北美和北非的大部分，這些地圖包含了更多的細節特徵和具體地形。還有些地圖的比例尺更大，達到了1:25,000，這些地圖覆蓋了整個前蘇聯地區和東歐，以及其它數百甚至數千的外國城市。這樣的比例尺的地圖上，可以看見城市的街道和單獨的建築。
這仍然不是全部。蘇聯人為外國城市——主要是歐洲城市——製作了比例尺為1:10,000的超詳細地圖，還為蘇聯全國都製作了這種比例尺的地圖。Watt估計這種地圖多達44萬張。
按照Watt的估計，全部加起來，蘇聯軍方總共製作了超過110萬張各種地圖。
左邊是1980年的蘇聯製作的聖迭戈港海軍設施的地圖，右邊是美國地質調查局1978年發佈的地圖。
英國的查爾斯-克洛斯協會（Charles Close Society）專門研究英國國家測繪局公佈的地圖及其背後的歷史，2004年的一次會議上，Watt發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Davies當時正在臺下。他們倆就這麼認識了，Watt鼓勵Davies以更嚴肅的態度繼續研究。
同樣在那段時間，Watt和Davies遇到了另外兩個傢伙，他們也被蘇聯地圖所吸引：利茲地區的退休外科醫生John Cruickshank，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的地理學研究生Alex Kent。“這樣，雪球就滾起來了”， Watt說，“我們四人湊成了私人研究小組”。
1983年蘇聯地圖上的柏林。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1983年蘇聯地圖上的柏林的細節，黑色-粉色線段是柏林牆。KENT LEE/EAST VIEW
蘇聯地圖上的車臣首府格羅茲尼，有文字詳細描述地形地貌。KENT LEE/EAST VIEW GE
上圖的局部放大。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Davies那時候情緒低落，因為陪伴他近40年的妻子因癌症逝世了。對他來說，新認識的朋友，共同的興趣，都伴隨著積極情緒，可以排遣哀愁。2006年，Davis組織了一次拉脫維亞研究之旅。大家在首都里加呆了好些天，鑽研Beldavs商店裡的蘇聯軍用地圖，走訪蘇聯時期生產民用地圖的製圖工廠。當然這趟旅程不只有工作，恰逢拉脫維亞的仲夏節日，整夜都有民間歌舞，還有啤酒、野豬肉香腸的美妙陪伴。“那絕對夠熱鬧”，Watts回憶說。
1985年，蘇聯地圖上的倫敦。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上圖的局部放大，倫敦市中心。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1982年的蘇聯地圖，包含了紐約的斯塔滕島和曼哈頓下城區，詳細信息包含了橋樑的尺寸和建築材料。
上圖的局部放大，曼哈頓下城區。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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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使用地圖可容易多了，現在每個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掏出智能手機點上幾下，就能看到街景，或者高精度衛星地圖，完全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必須掌握一堆地理知識。
二戰後，蘇聯人為製作更好的地圖付出了人命的代價。二次大戰之後，斯大林下令對蘇聯領土進行全面勘測。根據俄國製圖學家Alexey Postnikov在2002年發表的論文，儘管當時已經有了航空測繪，不必做那麼多實地勘查，但航空測繪還不能完全替代實地勘測。勘查隊為了建立監測點網絡，必須面對惡劣的環境，必須穿越西伯利亞的曠野和崎嶇的山脈。
該計劃動用了數萬土地勘測人員和地形測量人員，涉及的製圖人員也數以百計。
同樣身為土地勘測人員的Postnikov寫道，20世紀60年代，在一次深入南方雅庫特的勘測探險中，他在樹幹上發現了以前的同行留下的悽慘筆記。記錄的時間是1948年11月20日，開頭寫著“麋鹿已經死光了”，接下來是“食物貯藏點已經被熊發現。我身邊只剩一名非常虛弱的年輕勘測人員了。沒有交通工具，也沒有生存補給。” 按照身處絕境的勘測員留下的說法，他會努力穿過200公里人煙稀少的地區，抵達格納姆河。考慮到雅庫特地區的氣溫基本不超過攝氏零下20度，Postnikov懷疑，自己看到的就是絕筆。
斯大林在世時，蘇軍的地圖勘測一直集中在蘇聯領土和臨近地區，比如巴爾幹和東歐。斯大林死後，蘇軍更是雄心勃勃地想要勘測全世界。
諾丁漢大學的歷史學家Nick Baron認為，對斯大林的繼任者尼基塔·赫魯曉夫而言，獨立運動迅猛發展的前歐洲殖民地，正是在全球傳播共產主義的肥沃土壤。“赫魯曉夫非常看好在非洲、南亞等地贏得新獨立國家的前景，大概就是在這時候，蘇軍開始製作外國地圖，包括將自己的勘測人員送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完成測繪任務”。
一份1975年的詳細地圖上標註了五角大樓。KENT LEE/EAST VIEW GEOSPATI
Postnikov估計，軍方的地圖製作計劃動用了數萬名土地勘測人員和地形測量人員，這些人得到資金和設備的支持，深入實地收集數據，另外還有數百名製圖人員，負責收集整理這些數據，製作地圖。冷戰期間，他供職的民用製圖機構為工程師和規劃者提供地圖。與提供給無產階級的粗製濫造品相比，這些地圖的質量要好得多，它們足夠精確，可以用來規劃道路和其它基礎設施，同時抹掉了所有戰略細節，以防落入敵手之後被敵人利用。民用地圖的製圖人員清楚，軍方正在忙於測繪外國的國土，Postnikov說，“私下裡大家互相認識，我們也大概知道他們的主要任務。”
這些軍方的製圖人員一共製作了多少地圖？我問Postnikov的時候，他回答說“幾百萬張吧”，隨即他補充道，“反正我是說不上來。”
俄國製作的聖地亞哥的地圖上，標明瞭軍用設施，也提供了運輸路線、通訊方式、建築高度等信息。
當然，美軍在冷戰時期也在製作地圖，但是兩個超級大國的勘測戰略不同，這反映了兩軍的不同優勢，說這話的Geoff Forbes曾在美軍中服役，負責監聽蘇軍的無線電通訊，現在則是Land Info的繪圖主管，這家科羅拉多州的公司也囤積了蘇聯軍用地圖。“美軍掌握空中優勢，所以，對地球上大部分地區來說，製作中比例尺的地圖就足夠了”。他說，因此美軍很少製作比例尺大過1:250,000的地圖，除非是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區域。
“蘇聯不一樣，他們的裝甲洪流是世界第一的”，Forbes說。二戰期間，德軍的地面入侵讓蘇軍損失慘重，所以蘇聯後來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陸軍的行動需要大比例尺地圖，而且是很多的大比例尺地圖，才能詳細覆蓋小的區域。各國軍方公認，1:50,000的比例尺適用於地面部隊的戰術行動。Forbes說。有了這些地圖，蘇軍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找到從一點到另一點需要的信息。
明尼蘇達州的East View公司收集了大量的蘇聯地圖，2005年，該公司翻譯出版了一本蘇軍的行動手冊，或許可以窺見這些地圖是如何規劃和執行軍事行動的。其中標註了各種聲音可以被聽見的距離：樹枝斷裂的聲音可以傳到80米外，軍隊如果在泥土地上步行，300米外就可以聽見，如果在柏油路上，600米外就可以聽見；怠速的坦克在1000米外就可以發現，槍聲可以傳到4000米外。
塔林的遊客地圖，製作於1980年奧運會期間，與1976年為同樣區域製作的蘇聯軍用地圖相比，細節和精度
還有表格列明瞭可辨識的距離：點燃的菸頭在夜晚可以從8000米外看到，但是在白天，要走近到100米才能看到士兵攜帶武器的細節。還有表格是關於軍隊行進速度的，根據地形坡度，道路寬度和質地，以及徒步、坐卡車、乘坦克等情況，分類羅列。
這些地圖還包含了大量的文字，細緻描述了地圖所在的區域，從道路的建築材料和通行情況，到樹林中樹木的間隔，再到一年中不同時節的典型天氣，無所不包。阿拉坦額莫勒是中國境內的偏遠地區，靠近蒙古和俄國邊境。根據Omnimap網站上的翻譯，蘇聯製作的該地區地圖包含了以下細節信息：
湖泊通常不大，面積在0.5到2平方公里（最大7平方公理），最深處為1米。河岸低矮鬆軟，部分是沼澤。水底粘稠危險（原文如此）。有些湖是鹹水或鹼水。
由此可見一斑。
在首次翻譯成英語出版的聖迭戈地圖上，標註了有顯著戰略價值的對象，包括潛艇基地、海軍航空兵基地，彈藥庫，製造飛機和武器的工廠，同時也包含了公共交通、通訊設施，以及城內多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和結構。
製作這些外國領土的地圖時，蘇聯人的底本是公開發售的地圖，比如英國國家測繪局或者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地圖。John Davies發現，比如，蘇聯地圖上標註的海拔高度，其位置和數值與英國地圖的標註分毫不差（正因為如此，英國國家測繪局一直聲稱蘇聯地圖侵犯了其版權）。
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似乎也遭到了同樣的待遇，不過這些地圖是公開出版的，所有人——包括蘇聯大使館的人——也能輕易買到。
“1976年我加入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時候，大家都在說，1970年美國地質調查局和其它幾家機構共同編制的國家地圖集第一次公開發售，在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館的代表就拿到了第一批印刷本”。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地理學家、歷史學家Clifford Nelson在郵件中告訴我。他補充說，從邏輯分析，美國印製的1:24,000的地形圖，蘇聯人也弄到了，不過他沒有書面證據。
Davies指出，先不考慮英國國家測繪局關於版權的說法，蘇聯地圖絕不是簡單照搬西方地圖。地圖上的許多地方都標註了新建築——道路、橋樑、房屋，以及其它同時代英國國家測繪局的地圖不包含的元素。Davies說，許多細節來自航空或者衛星偵察（蘇聯在1962年發射了第一顆間諜衛星Zenit），其它諸如道路和橋樑的建築材料和狀態之類的細節，似乎是來自實地收集的情報（或者，根據一名瑞典反間諜人員的說法，蘇聯外交官特別喜歡在這些戰略目標附近搞野餐）。
1984年美國地理調查局地圖上的芝加哥湖畔地圖。1982年的蘇聯地圖上標明瞭城裡的各棟建築
當然，蘇聯地圖也不是沒有錯誤。各處都可以發現一些有意思的錯誤：英國Teesside地區的新修隧道的土工作業被誤標註成了正在施工的道路，倫敦地鐵的Angel和Barbican兩個站之間憑空多了一條路線。Alexandria鎮出現在了弗吉尼亞州北部（這是對的），但是在巴爾的摩市外又有一個Alexandria鎮（這是錯的）。鐵路線和渡輪航線被廢棄很多年後，仍然存在於蘇聯地圖上。
還有更多的謎題。蘇聯人針對少數美國城市制作的地圖達到了1:10,000的比例。這些地圖細緻到了街道，卻不聚焦在明顯的戰略目標上。已知享受這種待遇的城市有：
- 密歇根州的龐蒂亞克（Pontiac, MI）
- 得克薩斯州的加爾維斯頓（Galveston, TX）
- 賓夕法尼亞州的布里斯托爾（Bristol, PA）
- 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Scranton, PA）
- 紐約州的雪城（Syracuse, NY）
- 紐約州的託納萬達和北託納萬達（Tonawanda, and North Tonawanda, NY）
- 紐約州的水鎮（Watertown, NY）
- 紐約州的尼亞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 NY）
北科羅拉多大學的蘇聯政治和思想史專家Steven Seegel說，蘇聯人之所以要製作這些城市的詳細地圖，關心的大概不是軍事而是經濟。蘇聯眼紅美國在戰後的經濟繁榮，希望瞭解繁榮背後的原理。
“這些城市大概因為重工業、船運、物流的名聲，落入了蘇聯人的視線”，Seegel說。比如龐蒂亞克有通用汽車的工廠，而加爾維斯頓有大港口，斯克蘭頓有巨型煤礦，其它城市靠近水電站。“蘇聯時代，俄國人對電網和基礎設施有種迷戀”，Seegel說，“他們不只關注有軍事價值的目標”。
Davies發現，在蘇聯地圖上還有些信息和軍事沒有直接關係，比如工廠、警察局、交通樞紐。“如果地圖是為入侵準備的，就不會標註公交站”，Davies說，“除非你打算管理這些地方，才會用到這種地圖。”
這打算可能是真的，但是可能還不完整。說這話的是Alex Kent，他來自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是地理學的資深講師。Kent認為，對蘇聯人來說，地圖的用途更加廣泛：“他們幾乎把它當成情報倉庫，在沒有電腦的年代，這就是數據庫，你可以把關於某地的所有已知信息都存進去”。
“他們能夠把這樣多的信息整理和表達得這樣清晰美觀，”Kent說。“視覺層次異常清晰。重要的部分突出，不重要的淡化。如今的製圖人員仍然可以從這些地圖中學到很多”。
從美學角度考慮，這些地圖即便談不上美，也讓人印象深刻。製圖人員在工作時一定充滿了自豪，即便處理最小的細節也是如此。說這話的是Kent Lee，他是明尼蘇達州EastView GeoSpatial的CEO，這家公司曾經是Russell Guy在蘇聯地圖進口生意上的主要競爭對手。現在，該公司聲稱自己是俄羅斯以外，擁有蘇聯軍用地圖最多的公司。“法國有紅酒文化，俄國有製圖文化”，Lee說。
近看蘇聯1982年製作的紐約市地圖，曼哈頓下城區在右上角。細節信息包括橋樑尺寸及建築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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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 Guy如今賣不出多少蘇聯地圖了。他說，上世紀90年代生意好得不得了。電信公司會買這些地圖，因為它們要在亞洲和非洲建移動電話網絡。Guy解釋說，如果你要建移動電話基站，就需要了解地形和地勢，在世界上的不發達地區，蘇聯的地形圖往往是可以找到的質量最高的信息源。他說他隨時可以數得出來願意出價的國家，因為只要一家公司買了一套蘇聯地圖，就會有其它三四家打電話來照樣購買。
電信公司在亞洲和非洲建設移動電話網絡的時候，總是會購買蘇聯地圖。
美國政府是另一個大買家。21世紀開頭那些年，阿富汗的情報分析人員用的就是蘇聯地圖。說這話的是Ray Milefsky，他之前是美國國防部測繪局（現為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的地理學家、地理分析師。之後他調到了國務院，主要工作是在官方的地圖上確定國境線的位置。“蘇聯地圖之前是——現在仍然是——非常棒的信息來源”，2013年已經退休的Milefsky說。蘇聯地圖上的國境線無比精確，因為勘測人員要找到邊境條約原本，把其中的地標與勘測報告、地面界標逐一對齊。Milefsky回憶道：“最早拿到地圖時，它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個金礦，尤其是在對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邊境時，價值非凡。”
Guy和其它地圖商人說，隨著近些年來衛星地圖的興起，蘇聯地圖的買賣不好做了。電信或者航空公司不時會買上一批，旅行探險公司有時也會購買少量地圖。地理學家和其它學術機構有時候也會使用這些地圖。最近，一隊考古學家也買了蘇聯地圖，用來研究中亞地區農業擴張所毀滅的史前墓葬等遺蹟。
即便如此，軍用地圖在俄國仍然是敏感話題。2012年還有一位前軍方製圖官員被判刑12年，罪名是向西方洩露機密地圖。
地圖研究者們
201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國際製圖學會議上，Davies和Kent做了個關於自己研究的演講，期望能結識俄國的製圖人員，或者是瞭解這些地圖或者之前與製圖人員共事過的學者。他們想，演講結束後大概有人會聯繫他們，或者在休息時過來聊聊。然而，一個人也沒有。
這種沉默讓人很沮喪，Kent說，這個話題誰都不願談論。
Davies和Kent寫了一本關於蘇聯地圖的書，但是Davies說，負責出版的牛津大學Bodleian Library最近反悔了，據說是版權上有顧慮。
對Guy而言，地圖在提醒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來自北卡羅來納的小公司的地圖商人，竟然找到幾分詹姆斯·邦德的感覺。在莫斯科的陰暗酒吧裡接頭，被克格勃跟蹤（還能有誰呢），猜測什麼人在竊聽電話，這樣的經歷，Guy和其它把地圖賣到西方的商人仍然記憶猶新。他們拒絕透露以前蘇聯軍隊中的關係戶。誰都不想再惹麻煩。即便到了今天，他們還是那麼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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