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的存在究竟是利还是弊?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什么不撤除“藩镇”?

小小嬴政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宋朝郭茂倩在编纂《乐府诗集》时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中,是一首长篇叙事诗。

以史实考据,木兰辞的创作年代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前后。这一时期北魏国力鼎盛,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强,所以“可汗”才可以点选兵将。木兰从军后的军资还需要自己购置,从马匹、马鞍、盔甲等等,都要自己买。这可能让现代人觉得有点奇怪,豁出去性命为皇帝打仗,皇帝连武器装备都不配给?木兰家更大可能是迁入了关内的鲜卑人家庭,是军户出身,有为皇帝打仗的义务。当然,皇帝也不会白白让军户们打仗,在税收和职位晋升上都会向这些军户倾斜,所谓“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木兰辞》的时代背景:府兵制)

当时华夏版图内诸国并立,战事频兴,因此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尚武的风气,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可能游牧民族都是这样的“战士文化”,后世的忽必烈在看到南朝的士兵都要在脸上刻字以防止他们逃跑,大感困惑,立刻就废除了宋朝执行的苛待士兵的“黥刑”。忽必烈体会不到中原王朝自公元542年至961年,长达4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探索历程,自然也不会理解宋朝实行的一系列制度了。

公元542年,是西魏大统八年,权臣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首创府兵制。公元749年,唐玄宗天宝天宝八年,折冲府无兵可交,遂停上下鱼书,府兵制废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举措失当,以至于唐朝中央再难形成中央集权。此后唐朝首都长安凡有九陷,唐朝中央政府威信已失,实际上成了春秋战国时的“周天子”一样的存在。直到公元961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右文抑武行政军事经济体系全盘改革为止,中华帝国在新一轮的治乱交替中摸索了400多年,天下才重新底定。因此,唐朝虽然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但如果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向去看待,唐朝30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段:618年-755年的后隋朝与755年-960年的前宋朝。

(隋朝是在政治制度颇有作为的王朝)

隋朝是一个在政治制度方面颇有建树的一个王朝,隋文帝杨坚对中华帝国的贡献及影响之大,可能仅在秦始皇之后。隋朝的兵役制度直接继承自西魏-北周,而西魏-北周的政治制度直接继承自北魏。

北魏末年,六镇鲜卑民众起义,连绵数年,终于导致北魏政权的崩溃。北魏时的军镇,原是“坊”,同“防”,是建立边境地带拱卫国都的军事重镇。随着北魏帝国汉化改革,将国都迁往洛阳,民众多南迁。可是这些军镇为了要防范柔然、高句丽,还必须要维持。因此中央政府设置了很多限制当地军镇人口南迁的政策,逐渐形成了军户制度。随着帝国汉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北方边镇的军户“……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多逃胡乡。乃竣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者,皆听流兵捉之,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由此造成士众离心,继而兵变。尔朱荣本是契胡(杂胡)酋长,却乘机而起,窃据中央,建立霸府后却又在北魏孝庄帝的绝地反击中被杀。尔朱氏兵众虽多,却再无牛人掌控全局。自此,北朝大乱。高欢、宇文泰分别瓜分了六镇之兵,建立起东魏、西魏,常年互相攻打。

然而,高欢的起点要比宇文泰高的多,六镇之民跟随高欢的有20万之众,跟随宇文泰的仅有万余。因此,高欢与宇文泰这对绝代双骄的实力,其实是很不平衡的。宇文泰虽然开基立朝,但是毕竟兵微将寡,因此宇文泰相比高欢更需要汉族地主的支持。因此西魏-北周的军制继续发展了北魏末年的坊镇制度,除了鲜卑人之外,汉族武装也被编组入伍,只是都被赐了鲜卑名,看起来都成了部落武装。宇文泰和苏绰改革了鲜卑旧法,兵民合一,这才在与高欢的对决中生存了下来,并且在梁朝内乱中趁乱夺取了荆州、益州,实力变得更为强大,最终北周灭亡了北齐,一统北方。

(北周灭亡北齐统一北方)

隋文帝杨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南征,灭亡了陈朝,海内再次一统。在这个过程中,府兵制功不可没。“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隋朝又进行整理工作,把府兵制度的根本条件,重新订定,在中央设置军府,府中的士官从老百姓中挑选而来,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府兵制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农业经济建设。

李渊父子起兵时,隋末战乱已经把一个号称海内富庶的隋朝折腾的七零八落,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过2000多万。国家财力薄弱,地方反唐势力时有反复,还同时勾连北方突厥帝国,以至于李世民倾府库以求和,初唐几乎因此而亡国。国家财力如此薄弱,因此李世民在隋朝府兵制的基础继续发展和完善了兵役制度。通常情况下,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了。在贞观初年,还曾进行过府兵制和募兵制的廷议。最终,初生的唐帝国坚持了隋朝府兵制的全部制度,力行中央集权。为了将府兵制度坐实,唐朝还对府兵在租庸调制度上做了倾斜,并且执行了“狭乡迁宽乡”的移民政策,其主旨则是要满足府兵制的经济条件。

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了租庸调税法: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 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若因事增加派役 ,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

(唐太宗时期唐朝疆域图)

贞观元年,李世民为了施行继承隋代的二级地方行政制度,巩固统治,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按需要设监察性的官吏协助中央监管州级行政区。唐朝前期,由于君主能力很强,因此国家性格也相当自信,与元朝设置行省制度时将全国地理拆的乱七八糟,以利于各地互相掣肘不同,唐朝的“道”完全是因势利导,方便管理和征伐所设置的。这些道的最高首领,称“总管”或“都督”,由朝廷临时委派出征大将充任,便于就地协调物资、兵力,进行征战。

其时的唐朝疆域面积不大,仅限于汉地,府兵征调轮戍基本能够在3个月内完成。府兵返乡还不误农时,因此可算是打仗种地两不误,而且还不易形成将领拥兵自重,发生司马懿高平陵政变的事情。这样一来,初唐时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的过程就相当平稳,中央政府调集全国资源的能力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这才有了“渭水之盟”后仅过了4年,李世民就能够一雪前耻,派遣李靖雪夜袭阴山,一战而亡之前的霸主国家——东突厥帝国。

东突厥帝国亡国后,唐朝的北部边境出阴山向北600里。后来随着唐朝不断向西北用兵,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相继建立,唐王朝的疆域快速扩大。唐王朝的府兵制度受到了极大挑战。内地的府兵被派往极西之地,看起来恢弘壮阔,却因为战事频兴,往往数年不能返乡。府兵家庭常年缺少劳动力,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已经完成不了《木兰辞》所描述的购置武器装备的事了。府兵变穷了,很多人不愿意被征发当兵,纷纷逃避兵役,即使政府强行征发,府兵的战斗力也是聊胜于无。

(武周时期边疆战事败多胜少)

同时,因为普遍的经济规律,隋代开始普及定制的均田制在正常发展中逐渐衰落,富二代、官二代们开始置办物业、田庄,唐帝国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受到破坏。府兵既无经济基础,又再无土地。由此,唐帝国向外扩张机制受阻,由攻转守。这段时间发生在武则天称制时期,因为唐朝的疆域在公元662年达到最大,向西扩张到了咸海以西,也正是在这时,府兵制也已经走向没落。因此武则天时期的外战,输多胜少。以后突厥帝国复国为标志,唐朝的单于都护府、松漠都督府形同虚设。边疆少数民族纷纷袭扰唐朝边境,突厥勾连契丹,曾攻打至于河北中部,唐朝中央震动。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军事挑战,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了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方军镇设置全权军政长官,并且改府兵制为募兵制,由国家提供军资配给。随着唐朝强盛的国力,唐朝在执行募兵制的初期,获得了战斗力的飞速上升。唐玄宗时,唐朝四面开战,多处报捷,国威大涨。唐玄宗也被唐人称之为“汉武”一样的皇帝,“武皇开边意未已”。

职业化的士兵,带来了战斗力的提升;节度使的设置,又激励了边疆武将的求战欲望。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而得名。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称都督。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唯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

唐玄宗在其父的基础上设置著名的天宝十节度,加上虚职最高级道,道下有大小节度军镇,大节度使辖数州,小防御使﹑团练使辖个别州。真正的州(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结构松懈,开始演变成虚三级地方行政,最后地方权力集中在节度军镇上,藩镇节度使再经安史之乱突破朝廷轮流更换属地﹑不得兼任、不可在原籍任职的控制传统。

(天宝十节度:唐廷有清醒的认识)

可见,唐朝中央政府对节度使和募兵制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设立藩镇,节度一方军务,快速高效的处理战争的需要,如同军分区。唐玄宗和他的朝臣们对这些是势力计算的非常精确,唐朝政府在各个藩镇中掺沙子、使绊子,使得各个节度之间的山头互有矛盾,不可能产生勾连。同时,唐玄宗也担心他的宰相们专权,他施展权谋之术,拉一派、打一派,甚至唐玄宗担心东宫的太子权势过大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哪怕唐玄宗本人已近古稀了。

至于唐玄宗时的节度使,他也计算过他们的势力,以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为例,所掌握的兵将最多时也只有唐朝的1/3,而且唐朝中央能够动用的财富、盟友非常多。唐玄宗礼遇安禄山,朝堂上各方势力对安禄山也多有掣肘。所以,如果以一个理智的人的心智,安禄山不至于要反。因为反了,安禄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唐玄宗过于精明的算计,却偏偏没有算到安禄山敢于铤而走险。至于安禄山为什么会反,有很多种说法,在此不一一列举。然而,唐玄宗却在关键时刻举措失当,终于导致局面崩毁不可收拾,最后唐朝不得不借回纥之兵平叛。安史之乱绵延8年之久,唐帝国一片废墟。由于边疆军镇士兵内调平叛,众多边疆地区都沦入吐蕃、回纥之手。唐朝中央最大的损失是“天可汗”威信的损失,唐朝从此失去了征发周边各个部族打仗的权力。

(睢阳之战:最惨烈的保卫战之一)

安史之乱还有更大的后遗症,即叛乱并没有被彻底平息,唐朝封了安史乱兵的4个节度使在河北,形同国中之国。唐朝已经无力平叛,因此与之妥协。在安史之乱中,为了应对越来越不利的战事,唐朝不断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军镇节度使制度由边缘渗透到内地普及。到唐朝被朱温灭掉,这期间有四十多个藩镇或互殴攻击混战,或联合对抗唐廷。藩镇自京畿长安洛阳,自内而外有唐廷直属控制藩镇,亲近唐廷藩镇,外交中立藩镇,死敌对抗藩镇(河北三镇)。唐朝开始由大一统集权体制被迫发展成权力下放:朝廷下放给地方,地方再下放给下级地方个人。权力一级级下放,集权逆行,体制大乱。

东西方对权力下放的观点截然不同。对于西方来说,社会公平与正义来自于国家之间的制衡,而对于东方来说,社会大一统则体现的是民众“畏乱”的心理诉求。所以,当唐朝由于战争需要不得不将权力下放时,类似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的情形就再次上演了。

为了监视那些意图不轨的藩镇,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扶植一些亲藩,树立对立藩镇关系来玩平衡跷跷板。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内外兵力的平衡,另一方面是不能解决平乱后大量散兵游勇不能安置。地主所有制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封建庄园与社会经济的广泛联系和依赖,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减弱等原因,使得藩镇军队根深蒂固,成为了藩镇立身的社会基础——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

(唐朝被藩镇彻底分割了)

后来的唐朝皇帝也曾中兴过,出现过几次能解决藩镇的问题的机会,然而唐王朝的天下已经逐渐形成了宦官-朝臣-藩镇三方制衡的机制。皇权处于微妙的地位,任何一方势力的涨跌,都会造成其他势力的反弹。所以,当唐宪宗收拾完藩镇,准备清理家奴时反而被宦官给害死;唐文宗欲借文官集团铲除宦官时,宦官们又发动甘露政变,杀死了朝臣1000多人。此后,宦官掌握了禁卫军,朝政大事皆出北司。而藩镇们互相牵制,彼此争斗,谁也没有绝对优势,也纷纷在唐朝中央寻找内援。唐朝皇帝则还控制着关中、江南等几个亲藩,相对拥有一些实力。因此,虽然朝廷暗弱,但是恰在此时形成了势力平衡。

唐朝中央政府与藩镇们达成了共治天下的默契。曾有几个皇帝,热衷于大一统,厉行削藩,结果都是瞎折腾一通。每次削藩之后的反弹,都让唐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实力都下降了。唐朝后期的几个皇帝的心志其实都不算小,哪怕是唐昭宗,也曾经试图振作,编练新军,试图攻灭关中和中原的藩镇,再次强化中央集权。只是此时藩镇已彻底坐大,他们不会容许皇帝的势力重新崛起,所以唐昭宗折腾完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最后一点实力。朱温毁掉了长安,杀尽了宦官,迁都洛阳。唐王朝后期的统治支柱,宦官、文官、藩镇相互牵制、制衡的局面,一朝尽失,唐王朝随即寿终正寝。

晚唐时,由于中央政府势力羸弱,唐朝很少再发动对外战争,基本都是各地的藩镇为了保境安民发动的自卫反击作战。如此,当地的参战热情相对高涨,在中唐、晚唐时也取得了很多大捷,虽然与初唐时经常以少胜多,一战灭国的战例不能相比,但是唐王朝也因此实现了边疆清靖。这在王朝势力走向衰弱时取得的成绩,殊为不易。直到唐朝灭亡,河套一带依然掌握在唐朝手中,而当初与唐朝为敌的吐蕃、回纥等政权,都纷纷灭亡了。

唐朝灭亡后并没有立刻进入治世,因为还没有出现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藩镇来掌控局面,所以接下来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行最为混乱的时期。连续200多年的战乱,使得道德滑坡,以至于出现了与封建士大夫精神截然不同的冯道这样的官场不老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背后,即是这200多年不断上演的“黄袍加身”的戏码如此深入人心。同时,宋朝几乎在借鉴了唐朝藩镇之祸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执行了一整套新的政治制度,这以宋太祖留给后代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中可以一窥端倪: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文官政治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大一统集权的政治风向开始变得保守了起来。这都与盛唐之后200多年藩镇之祸形成的民众整体性的“畏乱”心理有关,其影响至今。


而知而行


藩镇的存在对大唐确实有利也有弊,说句实在话,甚至是利大于弊。

将地方的治理区,军事,财政和人事提拔都归集于节度使一人手中掌控,节度使无形当中就是区域内的最高长官,换句话说就几乎等同于欧洲的小王国的国王。

众多国王顶上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但还是有所区别的,至少藩镇与朝廷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朝廷可以派员取代任何一个藩镇的节度使职位。

地方获得较大权限的自治,对必须一切俯首听命朝堂的制度要宽松许多,在制定发展、行政效能方面比较容易实行和灵活应用,没有那种鞭长莫及的乏力感。

遗憾的是虽然地方是不错,奈何朝堂却是一成不变,只要皇帝英明,这些节度使自然不敢起野心,若是遇上糟糕的皇帝,各方势力就蠢蠢欲动,但还是会相互制约。

譬如安史之乱,真正叛乱的藩镇也就少数几个,而且镇压的力量仍然是各路藩镇。

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并不认为是藩镇之祸,确实如此,安禄山之类的也是被收购的藩镇,还没真正融入正式的藩镇,纯属没教化好的缘故。

但所有的根源仍然在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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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藩镇的利弊问题。

藩镇,光从字面意思看就是镇守四方、藩卫国家的意思。唐朝的藩镇,起自唐玄宗时期的十大节度使,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对唐朝的军事制度、官制有所了解。

唐朝初年,大家都认为是从西魏、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府兵制,以六百多个折冲府为基层单位,最后到十多个卫的大将军,按理说这些府兵应该是兵农一体,农时生产,战时上阵的。但当时的唐朝有没有常备兵?星火辰认为,应该是有的,随同李渊夺取天下那些士兵,应该有一部分被精拣出来,成为唐朝的常备兵。

说起来,同为府兵,西魏、北周的府兵,应该与唐朝的府兵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因为他们有同一个名字,反倒让大家容易混淆。在星火辰看来,西魏、北周的府兵具有很强的部落组织形式,他们更像是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的家兵(连姓都得跟主帅姓),而经过隋文帝的复汉改革,这种情形显然是不同。十二卫逐渐成为具有禁军性质的中央军,那么既然有中央军,必然还有地方军,所以说,光说唐前期是府兵制,其实有点问题。

后来,李靖出击匈奴,实际应该是多兵种来源,不但士兵来源不同,民族也有很大差别,唐朝总其力而用之,因此能建立大功。

这扯得有点远,但不说这么多好像又扯不清楚。

府兵的一大好处是节约国家支出,因为他们可以自耕自足,免除一些劳役后,这些人连有些小装备都是自备,但论灵活性、专业性显然比不过常备军。

到唐玄宗时期,随着唐朝疆域不断扩大,府兵显然难以应付常年镇守边疆的任务,因此,玄宗设立的十大节度使,其中范阳、河东、河西、陇右几个尤为兵力强大。

所以说,唐朝最初设立节度使(藩镇),不存在什么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而是现实的需要,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刚设立时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但后来藩镇越发强大起来,不可控制,终于爆发安史之乱,好像又弊大于利。

节度使这个官职,听他的名字就知道,本来是个临时的差使,结果后来成了常备官,随着节度使的愈发强大,到后来节度使成为了一镇的全权首脑,把唐朝最初县、州、朝廷的三级体制都给带变了,变成了县、州、镇、朝廷四级,这是需要知道的。元和四十八镇,实际上相当于承认了节度使几乎具有诸侯的地位。

二、为什么不撤销藩镇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简单说三点。

一是不能撤。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边疆,你将藩镇都撤了,让谁去捍卫?这是有实证的,安史之乱,唐朝为了平叛,从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调集军队入援京师。这时候河西等藩镇都没有撤,只是兵被大量抽回,力量大大减弱了,吐蕃马上就全部占领了河西陇右之地,西域后来也全部沦陷。可见节度使不能撤,不能因为安禄山造反,就认为藩镇都是坏的。

二是撤不了。安史之乱后,无论唐肃宗、代宗还是以后的德宗等皇帝,基本上都是与藩镇达成妥协的,因为藩镇的力量强大,你要换帅都不容易,哪里那么容易撤。这也是有实证的,史思明曾经短暂投降唐朝,但因为唐朝想向他开刀,结果再次造反,这才有洛阳第二度陷落的事情,否则安史之乱就只叫安禄山之乱了。其实不光藩镇的主帅不接受,藩镇的士兵也不接受,为什么?因为藩镇的士兵有点类似于地方军,依附于主帅,要靠当兵来吃饭。

三是不但撤不了,还得增加新藩镇。

为什么?为了维护唐朝的统治。这不是笑话吗?唐朝差点被藩镇搞垮了,怎么增加藩镇还是为了维护唐朝的统治?这就是奇妙的辩证法了。有一种说法是河北三镇本来是唐朝不稳定的心腹大患,但河北三镇不存,唐朝也就灭亡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其中的原因很微妙,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星火辰在这里就不细说了。说点为什么还要增加藩镇。因为要对抗强大的半独立的藩镇啊,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要保护唐朝的漕运生命线。因为,新的藩镇被不断弄出来,到最后全唐都是藩镇了。

好了,就说这些吧。


星火辰


唐代藩镇或称方镇始于唐玄宗年间。

其时代背景是唐帝国西部及西南部受到吐蕃的军事压力,北部边境突厥人又重新崛起,东北部的契丹、奚、室韦、靺鞨等部族也开始经常袭扰边境。而随着唐帝国疆土的扩大,边防线和战线也越来越长。比如著名的怛罗斯之战,高仙芝的安西都护府军队,都远征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了。

因此为了对外作战军队部署和后勤补给的便利,唐帝国就在边疆设立一些常驻军区,驻扎大量军队,这就是藩镇的缘起。而为了方便指挥这些军队,就需要有将领长期统帅这些部队,这就是节度使的缘起。

藩镇与节度使是相辅相成的。节度使是藩镇的统帅,而藩镇是节度使所辖的地区与军队。

应该说,藩镇与节度使制度一开始是有好处的,将领和士兵相互熟悉,军队也不需要来回调动和奔波,遇到战事,军队的反应也快。这些都有利于唐帝国的对外作战,比如与吐蕃的多年鏖战,对安西的收复,征讨小勃律,唐帝国的兵锋都远至克什米尔地区。

然而,军事指挥是一个追求高效的事情。为了追求藩镇军事行动的高效,权力必然会向藩镇统帅,也就是节度使集中。这其中不光包括军事指挥权,还有司法权、民政权、人事权、财政权还有监察权等等。比如开元二十年(732年),幽州节度使开始兼领河北采访处置使。之后,节度使兼任兼任其所辖藩镇利的经略、支度、营田、转运、监牧诸使。

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在唐玄宗早期,节度使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穷兵黩武和妄开边衅,因为节度使主要靠军功升迁与获得赏赐。当然这个是上行下效的事情,史载,“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这些不必要的对外作战,消耗了唐帝国的国力。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藩镇军队慢慢的变成了节度使的私兵。比如欧阳修就曾说,“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

以上问题发展到最后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了。

至于为什么,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不撤除“藩镇”?这就是有心无力的问题了。权力放下去,想收回就难了!

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史之乱平定的不彻底。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任首领史朝义,被唐军击败,于林中自缢死。但唐军已经无力彻底消灭安史叛军的玉不了。因为,由于河西、陇右等军被大量抽调,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党项趁机入侵。于是唐帝国只能承认现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于是,安史叛军的余党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等人,得以“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此后,唐帝国只能予以承认,于广德元年(763年)正式下诏分割河北诸州,并先后以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朔故事”。

河朔既然强大又桀骜不驯,为了防备新的安史之乱。于是唐帝国又不得在河朔周边设立防线,设置藩镇,“尽宿厚兵,以塞虏冲”。结果后建立的藩镇逐渐也开始桀骜不驯起来。可以说,唐帝国后一百年的一直想削藩,但一直没有真正彻底成功。最后经过一百年的博弈,唐帝国的中央和藩镇形成了一种均势关系,“夫弱唐者,诸候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直到最后,黄巢大起义打破了这种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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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的存在弊大于利,是一种自取灭亡的错误国策;唐朝安史之乱后一直试图消除藩镇,但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藩镇设立是李隆基犯下的最大错误。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年间,在靠近异族的边境区域,设立了八大节度使,负责地区军务,这是唐朝藩镇的正式出现。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保留下来。原来州郡的最高地方长官是刺史,如果刺史本身是武将,且负责管理当地的军队,就可以加节度使的头衔,管理多个州郡的军务。

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重,无比焉。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将为刺史者,兼治军旅,遂依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奉辞之日,赐双旌双节,如后魏、北齐故事。名目虽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旧唐书》志第二十四职官三

唐朝初期采用府兵制,地方上和边境有一些镇守军队和屯戍部队,战斗力比较低,只能起到防御和预警作用。如果需要作战,则从朝廷直属的十六卫中派遣精锐部队,同时任命朝中高官作为总司令(总管)统兵。如李靖、狄仁杰等都曾经统兵出征,只能按命令行事,一旦有其他想法,士兵们和其他将领都不会服从。

这种方式是最彻底的强干弱枝,出征时元帅是临时任命的,军队只忠于皇帝和直属将军,士兵平时在关中或者某地务农为生,军队叛乱可能性极小。即使十六卫中某支军队叛乱,也有其他十五卫来平叛;地方上军队战斗力低下,出现叛乱很容易平息。

开元天宝年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土地兼并造成府兵制被破坏,朝廷直属禁军十六卫已经名存实亡。李隆基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是个进步,相当于义务兵改成志愿兵。但并没有采用统一募兵、统一训练、统一后勤补给、统一分配士兵的方法,而是由节度使自行募兵,且赋予节度使地方财政大权。

如果节度使能够定期轮岗,或者调回朝中为官,藩镇还可以得到控制。但李林甫担心边将立功后回到京城威胁自己的地位,就建议李隆基任命安禄山等胡将作为节度使。胡将一般没文化,轻易不会被任命为京城官员,对李林甫没有威胁。


于是,唐朝的武将节度使长期掌管地方军权、行政权、财政权,又可以自行募兵,这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没什么区别了。对于唐王朝和皇帝的忠诚,只能靠个人品德和皇帝的威严来保证。而历史证明,这种保证是毫无意义的。

安禄山在河北深耕了十余年,兵是他的兵,将是他的将,军队只认发饷的安禄山而不认皇帝,其中还有大批胡将和异族士兵。因此,安禄山起兵造反阻碍很少。

周朝分封制和唐朝藩镇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开发边疆,是符合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无奈措施。如果中央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始终保持对诸侯(藩镇)的控制,叛乱发生的可能还是较小的。因此,藩镇有利有弊,弊大于利。

安史之乱后,历代唐朝皇帝都把削除藩镇作为主要目标。

安史之乱刚刚结束时,是个削除藩镇的好时机,但吐蕃大举入侵,唐朝只能保持原有节度使制度,甚至连安史叛军余孽都没有清算;

之后两任皇帝,唐代宗挡住了吐蕃的进攻,国力有所恢复;唐德宗开始着手解决藩镇问题,但削藩激起藩镇大举反抗,只好下罪己诏向藩镇认错。唐德宗后期一直在削弱吐蕃,但又增加了宦官掌军的问题;

到了唐宪宗时期,利用宦官掌军,建立了一支较为强大的神策军,中央权威再次恢复。而地方藩镇的节度使和军队士兵都换了一茬,战斗力和对朝廷的戒备有所降低。唐宪宗经过数年的军事政治双重攻势,打了几场硬仗,基本解决了藩镇问题,回到了李隆基天宝初期的阶段。虽然藩镇存在,但对于皇帝命令的服从还是比较彻底的,唐王朝算是中兴了。但唐宪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只是数量从十个变成了四十多个,并利用中央权威压制住了藩镇。如果从制度上废除节度使制度,才是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进入晚唐,晚唐初期藩镇基本上不算是个问题,那时是文官党争和宦官专权。直到王仙芝、黄巢起义,只好再次放开对藩镇的束缚。起义被镇压了,但唐朝中央权威已经扫地,新兴起的藩镇发现神策军是个样子货,这才真正进入了藩镇乱政的时代;

到了唐昭宗的时候,解决藩镇问题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藩镇把唐朝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直到朱温篡唐。

总之,唐宪宗时期是解决藩镇问题的最好时期,但没有解决彻底;唐武宗、唐宣宗时期也可以解决,但他们还是缺乏魄力去废除这个已经延续百年的制度;到了最后的唐昭宗时期,可能性虽然小,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对皇帝的能力要求太高了,李世民来了都会觉得难度很大。

当然,最好是李隆基根本就不设节度使。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工男读历史。


理工男读历史


首先,我们聊一下唐朝藩镇的由来。在唐朝建立的初期,一直沿用府兵制度。府兵有点西方骑士的味道,府兵们拥有自己的耕地,而且不需要缴纳赋税。在爆发战争之后,府兵们集结开赴战场。在唐朝的初期,现在规模比较小,而且时间短,府兵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唐朝的崛起,疆域空前的扩大,面对的强敌则越来越多,例如契丹、突厥、吐蕃等等。

由于强敌环绕,唐朝必须在边境上驻扎大量的军队。久而久之,府兵家乡的耕地基本上荒废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府兵的伤亡严重,唐朝需要补充府兵的缺口。面对强敌入侵,一个州府的兵力根本就不够,唐朝需要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在唐玄宗时期,唐朝开始采用募兵制,同时设立了10位节度使。为了方便节度使管理,唐朝把财政使用权和地方人事任免权都交给了节度使。节度使控制了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这就成了藩镇。

对于唐朝中央来说,不是不知道节度使的威胁。但是,在那个时候,节度使是抵御各地强敌的唯一办法。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考虑削弱节度使的权力,但没有选择撤销节度使。节度使对中央有威胁,同时也拱卫了中央的安全。在唐朝的后期,为了抗力吐蕃军队的进攻,唐朝皇帝命令各个地区的节度使派兵。当时,就连一直和朝廷对抗的河北三镇也派遣了两万军队。所以说,藩镇对唐朝的统治有害,但不可或缺。


繁华万里


唐朝的蕃镇被称为节度使,节度使在设立初期对唐朝的意义是巨大的,唐朝初期采用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更像是一种义务兵役制度,和平时期在家耕地,战时披挂上阵!这在唐朝初期作用是很大的,太宗时期北方的突厥兴兵偷袭入侵,府兵制短期内就动员了远超过入侵的突厥兵力的军队对突厥进行了包围,使突厥入侵军陷入重兵合围的态势,让突厥将领大惊,仓皇帅军逃回!



但是府兵制有一个极为不利的缺点,即和平时期越长,府兵制的士兵的作战能力就越低,人数上可能会非常庞大,但战斗力却因为长期的和平生活而降低,相应的训练和配合与游牧民族的士兵相比差距太大,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往往处于被动,因此有了需要职业军人的需求!



因此就有了职业军人,这些军人的统一管理和训练,战时负责指挥的人被称为节度使,最初的节度使是由唐帝国中央指派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这些节度使大多都是战功赫赫的功臣,例如安史之乱后,很多节度使配合唐帝国中央镇压动乱的军队,而一些跟随安禄山起兵的节度使也在中后期投诚唐帝国中央,当然也有一部分军事将领,当唐帝国剿灭动乱后,整个帝国已是病入膏肓,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而财力的薄弱使得对这些剿灭动乱的有功之臣无法进行封赏,因此节度使被允许拥有地方财政大权,当然继续发展就拥有世袭的制度!



至此节度使从唐朝的地方主管军事大权的将帅演变成了拥有地方财政,官员任免的地方诸侯,而到唐朝末年时的黄巾起义时,黄巢起兵初期并没有成气候,临近的节度使那个都可以轻松的将是消灭,但已经事实成为独立诸侯的节度使,那个节度使都不愿意主动攻击,相反的,朝廷下达的消灭指令也会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执行或者搪塞打折执行,就是不愿意消耗自己的力量,而且还会进行观望,若朝廷镇压起义处于优势,就配合朝廷行动,实际上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当然也有大量的投诚军人或者将军会成为新的节度使!



例如唐朝末年的黄金余孽朱温,这位就曾经是黄巾军的一个军事将领,因配额唐军剿灭黄巢起义,被封为节度使,最终唐帝国就是灭亡于其手下!



纵观唐朝节度使从一个边关将军演变成割据一个地方的诸侯,唐帝国并不是不想削弱这些诸侯,实际上也多处于无奈!


泾水书生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是小七!

唐代军事制度是在隋代府兵制的基础上承袭而来的,但随着唐朝版图的扩大以及均田制的推广,府兵有了自己的耕地,地位又高于普通农民,导致守卫边境的府兵数量急剧下降。

二圣时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政治集团败给女皇,使得唐朝的军事力量内地基本处于虚有其名,很多州郡没有守备军,而唐朝广大疆域需要极强的军事力量防守。

唐玄宗后期先后册封了10位节度使,加之代替府兵制的募兵制,这是藩镇崛起的前因。

在这时候,藩镇军的力量还是保卫京畿,驱除外患,巩固边疆的。

安史之乱,唐皇庭利用其它藩镇势力打败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大军。这时候更不敢谈削番,中央空虚的朝廷必须用藩镇牵制藩镇,若有藩镇仿效安禄山,必须要其它藩镇军力去打压抵抗。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外强环视,内部叛乱迭起,唐朝廷需要用这些藩镇军力一面对抗外敌,一面扫除内乱。这无疑是饮鸩止渴,也是没办法的事。

而且此时唐朝廷募兵没钱,藩镇的财政权,人事权早就下放,藩镇节度使对兵力有完全控制的实力。

有奶便是娘,当然谁给钱听说的,当兵拿命换得就是几吊钱。不是没有明君,没有自己掌控的军队,再英明也不敢撤藩。

一家之言,欢迎留言补充。我是修行千年的小七!


修行千年的楚小七


藩镇,亦称“方镇”,为唐代节度使的通称。三国时,边地州刺史等地方长吏就已称之为“藩镇”。《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张子云)亦国家之藩镇。”

 

唐初于重要州府置都督,唐睿宗时置节度大使,唐玄宗时又于边地置十节度使,各领几州军队及土地、人民、财赋等大权。通称为“藩镇”“安史之乱”后,内地也遍置节度使,掌管一方军政大权,形成割据势力,通称“藩镇”。

 

藩镇设立之初,旨在加强边镇之守备,有一定积极与意义。唐初,北有突厥,西有吐蕃,威胁唐朝边境,设藩镇加强边防有重要意义,也是唐朝强盛的表现。

 

“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唐朝中央兵力少而弱,边塞四周藩镇割据,兵强马壮。国家兵力分布上“重外轻内”的格局。鉴于此,唐自中期以后,内地皆置节度使,这样以来,藩镇势力从边境扩展到内地。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46处。他们拥兵自重,而中央则加以迁就,强者子孙世代相承,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历史上称这种局面为藩镇割据。

 

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地威胁着大唐的统一。这些藩镇藩镇割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直至宋初,太祖吸取唐末五代的教训,削除藩镇,把兵权收归于中央。藩镇割据的局面才彻底结束。

 

藩镇从出现到消亡,有其发展历程,初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后期它的弊端愈加明显,藩镇势力的扩大,削弱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力量。而造成这一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唐王朝中央的腐败,欲借藩镇维持统治,反而引火烧身。








冀城晨光


藩镇的设立,是中央集权的放权。是给分裂国家的自我放任,埋下分裂的种子。

看似藩镇是由中央统一管理,其实设藩伊始,大部权力以归个人所有。一但各藩形成势力,就会脱离中央集权。一但几藩形成势力,就容易联合对抗中央,造成反叛,分裂国家。

这种放权的弊病,古以有之。唐、平定安、史之乱,为何还不收回权力,而依然设立藩镇?这就是唐统治者政策实施的失误,也可称是极大的失败。那就是对投降者,先寬大后制栽的反复无常的做法,激起一些人的不满。导至统治阶层内心恐慌,怕再次激起兵变。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决定,用以平服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和降军的不满,以达到暂时的国家的安定。

刚刚平定的安、史之乱,以经让唐统治者心力交瘁。如果再次发生兵变,统治者以再无回天之力了。那样的话,只有改朝换代了。

当时的情况下,设立藩镇,是唐统治者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是缓兵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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