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和爱迪生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自从一战德国共产党发动起义被残酷镇压后，德国历任政府都对此高度警惕。
一旦政党试图倾向暴力革命，德国政府立即毫不客气的镇压。
即便的声望强大的希特勒20年代发动了啤酒罐暴动，也被德国军警不费吹灰之力的打垮了。
这说明，在二三十年代，在德国进行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
所以，无论是有着70年历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都没有武力反抗的资本。
如果他们武力暴动，只会遭致更为惨重的损失。
这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政府时代长期控制国家政权。从1919年到192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一直担任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主导政府的各个部门。
后该党被纳粹击败，又被德共压迫，势力日益减少，更是不敢武力反抗，只是采用和平手段给予抵制。
而德共，上面已经说了，他们不具备武力暴动的实力。
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他们基本无能为力。
同时，当年德共只是共产国际麾下的一员，受苏联控制。
而苏联开始并没有重视纳粹，而是把具有相当类似政治理念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做大敌。
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奉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之一。
所以，在苏联的干涉下，开始德共并没有将纳粹当做第一敌人。
同时，30年代，德国和苏联关系还是不错的，苏联希望利用德国牵制更为强大的英法。
而那个年代德国很残破，实力虚弱，这时候让德共起义去拆台，未必对苏联有好处。
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后德共几乎只能挨打不能还手，任人宰割，失去了议会第二大党的地位。
萨沙
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突然失火。付之一炬的不仅仅是国会，还有魏玛共和国时期蹒跚学步的民主。纳粹党借由此桩纵火案，为其最终走向独裁铺平了道路。
1933年2月27日晚间，许多柏林人都在往国会大厦方向涌去。他们听说，这座1884年竣工的巨大建筑失火了。很快，警察封锁了现场，大量消防队员冲向火场试图控制局势。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整座建筑都陷入了火海。
涌向现场的，不仅仅是消防队员与围观群众，纳粹党高层人物同样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国会大厦。据说，一名纳粹党员急匆匆地试图给新上任的帝国总理希特勒打电话，报告国会失火的消息。接电话的是另一名纳粹高官戈培尔，他回答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随即，戈培尔通知了希特勒，两人一道赶去现场。
希特勒的担忧
希特勒到了现场后，显得忧心忡忡。他倒不是为议会操心，对于民主他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希特勒忧心的是共产党，他坚信一定是与他誓不两立的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戈培尔后来说，共产党试图通过制造恐慌来夺权。
1933年2月底，纳粹党执政才刚刚1个月，立足未稳。当时，纳粹党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但仅占有32%的议席；第二大党是共产党，占17%的议席。希特勒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共产党对他的威胁；而国会失火让他为自己的担心找到了理由。警察很快就在燃烧的建筑内找到了主要嫌疑人：24岁的荷兰人范·德·卢贝。
调查人员在审讯中发现，这名刚来柏林不久的年轻人与共产党有关联；他还承认是他单独纵火烧了国会，理由则是“抗议纳粹党掌权”。
据说，希特勒接到“范·德·卢贝单独纵火”的报告后，大发雷霆。他依然坚信，这决不是孤立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共产党的阴谋。他在演讲中说：“如果这场纵火案如我所确信的那样，是共产党的计谋的话，那我们必须用铁拳砸碎这些害人虫！”
当时掌控普鲁士警察机构的戈林则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命令手下的警官，使用枪械时无需顾虑。
24岁的荷兰人范·德·卢贝
以保卫国家与人民的名义
国会大厦纵火案，给纳粹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民众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军政机关里的保守官僚也开始担心起共产党会抢班夺权。希特勒留意到了这一点，于是警察在戈林的指挥下，在火灾当晚就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议员。纳粹党的冲锋队更是将数以千计的人抓捕到私设监狱严刑拷打，不少人还因此丧了命。据估计，直到当年4月，德国共有约2.5万人被捕。
政府则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下一步计划。他们急忙制订出一项法令，以对抗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当时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火灾次日就签署了“保卫人民与国家之总统令”，取消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新闻自由权利。通信私密权也同样遭到取消。位于柏林的政府将可以直接插手各州事务，以“确保稳定与秩序”。
这项总统令，被民间称为《国会纵火法令》。它成为了纳粹党的尚方宝剑，用来打击一切政敌。自此，政府看任何人不顺眼，就可以在缺乏证据、不经法庭程序的情况下予以拘捕，反对派的报纸也一并遭禁。
希特勒仿佛人民大救星
许多民众此时已经相信，共产党之前真的谋划过抢班夺权。许多报纸也持这种观点。巴伐利亚的一间报社写道：“所以，我们拥护这项紧急法令。”民主和自由就此销声匿迹，希特勒则陡然成为了德国人民的大救星，救万千黎民于共产主义险境之中。兴登堡总统签署的这项法令，即是纳粹独裁的法理基础；一直到1945年纳粹倒台，德国的法治与民主都一直被该法案扼杀。
至于这把火究竟是谁放的，八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定论。到底是荷兰人范·德·卢贝，还是共产党人？或者这根本就是纳粹党人自己放的火？不断有传言称，纳粹党自编自导了这出闹剧，就是存心要嫁祸共产党人不过，当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国会纵火案确实系范·德·卢贝一人所为，嗅觉敏锐的希特勒则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据说，在火灾现场，希特勒面对烈焰中的国会大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起不再有怜悯；阻碍我们的人，都将被打倒。”至少在这句话上，希特勒言行一致；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党用最恐怖的方式，践行了这句话。
陈老侍
这个问题我来谈谈！国会纵火案的来龙去脉、幕后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很多答友都已经介绍过，也很容易在网上查到，我们就直入主题，为什么作为当时德国国会仅次于纳粹党的两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不反抗？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他们拿什么反抗？议会投票表决吗？显然不行，按照大家都熟悉的革命铁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两个来自工人阶级的政党想夺取政权只有依靠暴力革命，问题是他们的“枪杆子”在哪里？答案是没有！当然，纳粹党当时也没有真正的武装部队（冲锋队、党卫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最多也就是充当政治打手和保镖的角色），但是当时德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国防军会在这场政党斗争中支持谁，这可是明摆着的。
1933年2月27日失火的德国国会大厦，其实无论这场火灾是那个荷兰人蓄意放的，还是纳粹党自导自演，贼喊捉贼，纳粹党及其背后的力量——军队和垄断财团都会借机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
先说说德国共产党，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德国共产党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的确尝试过暴力夺权，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派都发动过武装起义，还一度建立过地方政权，但最后被国防军和右翼志愿军团给剿灭了。在战前长期担任德共主席的恩斯特·台尔曼同志早年也闹过革命，领导过1923年汉堡工人起义，当然也是被灭了。此后，德共选择了议会合法斗争的道路，是不是很熟？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玩砸之后也选择了这个套路。台尔曼早在20年代就当选国会议员，德共也在国会早有席位，所以到1933年时德共领导层的脑袋里估计早就没有暴力革命的心思了，就算闹也找不到枪啊。
1932年参加政治集会的台尔曼，德共在30年代初即没有发动武装起义的力量，也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还受到共产国际的遥控。
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要知道缔造魏玛共和国的艾伯特、谢德曼等社民党领导人从骨子里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甚至不是共和主义者，而是君主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对于军队的权势同样敬畏有加，痛恨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在共和国初期，正是社会党与国防军的合作镇压了左翼和右翼的武装暴动，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在魏玛共和国的稳定期，社会民主党长期是国会第一大党和最大的反对党，拥有的政治资本比共产党和纳粹党都雄厚，所以更加不会有暴力革命的念头。而且，社民党也同样没有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海报，直接表明了该党的三大敌人：君主主义、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时德国权贵阶层多是君主主义者且亲纳粹，而同样反对纳粹的共产党又被社民党视为政敌，这种自我孤立注定社民党难以和纳粹党抗衡。
最后，就算是共产党和社民党揭竿而起，那么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比1919年更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防军以及德国警察都有足够的力量将其镇压下去。国防军虽然标榜超然于政党政治，但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政治上的代理人，以便为军队重整军备开绿灯，纳粹党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能和军队达成默契和合作，而共产党和社民党在国会中从来站在军方的对立面上，每年通过军事预算和军事法案，就数这两个党反对得最凶！况且纳粹党本来就是军队扶植上位的，肯定要保啊，要是共产党和社民党真举事，估计不用希特勒动手，兴登堡一道总统令，国防军立马出动剿灭之，眼都不带眨一下的。
崎峻战史
社民党和共产党正在互掐，基督教民主联盟又倒向了纳粹，在授权法案表决前一天，纳粹逮捕了共产党议员，结果法案就超过2/3通过了
上下求索兰姆波
纳粹有冲锋队党卫队打手，别的斯文。
西沙817
我有一个问题，国会纵火案到底发生在柏林还是魏玛？
粮乐可乐
反抗沒用，力量悬殊。
Thyme21
没找看放火人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