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书法家，一说国民党内四大书家，分别指谭延闿（楷书）吴敬恒（篆书） 胡汉民（隶书）于右任（行，草书）。
一、谭延闿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 谭延闿及其楷书 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谭延闿精工颜体，被誉“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
谭延闿虽是词林出身，位居“宰相”，而所书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年少时，即受翁同龢的赏识，翁在给谭的父亲的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其书法几经变化，弱冠时学赵松雪、刘石庵，继而师法鲁公行楷尺牍，兼学东武(杨肇)，松禅(翁同龢)，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在上海养病，其间就临了203通。书法益臻朴茂，可见谭延闿于颜书之勤。谭氏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其结构严正精卓，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堂，深得其神髓，令人钦佩。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 “左不让右”。有论者云：“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谭氏学鲁公书之外，则泛滥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居广州，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极纵肆之奇，生平书学至此乃大变。谭延闿曾在1926年以行楷背临古帖诸如黄山谷、苏东坡、米襄阳、赵松雪、文衡山、祝枝山、董其昌诸家，可见他学书之用心。谭延闿临帖神速，笔画之工，人勿如也。谭延闿的书法师鲁公，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其行书功深厚，变化灵巧，笔笔中锋，笔锋于纸能藏锋力透，有大气磅礴之势。于右任先生每论时人书法时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马宗霍评其书云：“祖安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他的行书是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谓百学不能至也。
二、吴敬恒
吴敬恒（1865年－1953年），字稚晖，出生在中国江苏武进和中国江苏无锡交界处的雪堰桥。
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
1950年代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他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吴稚晖“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
稚老的石鼓文写得线条静穆，结体安然，好像没有那种跳跃性的躁动感，而且其落笔清新干净，线条在平直中又略带一点弯曲，使得字又生动灵活起来，通篇观之，则别有天趣。若比之缶老书法中的霸悍强劲之势，吴稚晖这类文人书法，就显得有点内敛羞涩，不够专业的样子，然而正是由于书家的这种业余状态，反而使趣味从中生焉。
吴稚晖自幼学习大篆，是当代无敌的篆体家，在其青年时期便写的很好了。清朝科举他中举人，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个举人是我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写的，所以科举考官看不懂字，但觉得字写的很好，就把我录取了。
三、胡汉民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
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省省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职务, 对书法颇有研究,自成一体,别具风格。“胡汉民，工书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为一体。晚工曹全碑，极神似，集字为诗如己出。”
四、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祖籍泾阳，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 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草书，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被誉为“当代草圣”。
于右任生于关中大地，自幼随太夫子汉诗先生学习王羲之《十七鹅》帖，寝馈金石碑版之学。访碑、临摹毫不懈怠，深得碑书之精髓，二十五岁即被誉为“西北奇才”。他的草书亦由篆、隶、北碑脱化而出，博综诸家、陶铸万象；雍容大雅、变化雄奇。尽运用之精熟，开胸襟于规矩。所谓“胡马依北风”，先生字里行间更透出西北人特有的大道雄强，磅礴无极。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世博会上，中国馆的“文字之墙”罗列了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怀素、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于右任等历代大师作品，而真正能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且形塑自我风格的，宗伯之后唯右老一人，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之地位不言而喻。日本首相佐藤精于书道，一生崇拜的只有苏轼与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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