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國分裂後，其王室勢力日益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居重臣之位的範、智、中行、趙、韓、魏六卿勢力。範氏、中行氏，首先為以智氏為盟主的四氏聯軍攻滅。智伯荀瑤是春秋末期晉國湧現出來的一位才幹出眾，智謀過人的領袖，是荀氏家族第五位，智氏家族第三位正卿。在其執政期間，熱衷於擴大智氏家族勢力，使晉國朝政呈現出智氏一家獨大，力壓三卿的局面，已具備獨代晉宗的一切物質條件，卻最終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智氏滅亡的原因是：智伯“才有餘而德不足”“貪而愎”。也就是智伯聰明、堅強、果毅，能力有餘，但不夠正直、公道、仁厚，德性不足；貪得無厭，好大喜功，剛愎自用，不納諫言，獨斷專行。
當初，晉國的智宣子想以智瑤為繼承人，族人智果說：“他不如智宵。”宣子說：“智宵也剛愎兇狠。”智果回答說：“智宵的兇狠在表面，智瑤的兇狠在心裡。內心兇狠要敗壞國家，表面兇狠並不要緊。智瑤有超越他人的五項長處，只有一項短處。美髮高大是長處，精於騎射是長處，才藝雙全是長處，能寫善辯是長處，堅毅果敢是長處。雖然如此卻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項長處來制服別人而做不仁不義的惡事，誰能和他和睦相處？要是真的立智瑤為繼承人，那麼智氏宗族一定滅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請求脫離智族姓氏，另立為輔氏。等到智氏滅亡時，只有輔果一支保全下來。
智伯經常暴露出其驕橫的本性。晉出公九年(公元前466年），智伯與趙襄子一同率兵包圍鄭國京師，智伯讓趙襄子率先領軍攻城，趙襄子則用外交辭令推脫說：“主人在這裡，我豈敢先於主而搶功，還是您先來吧！”智伯氣憤地罵道：“你相貌醜陋，又懦弱膽怯，為什麼成了趙氏的繼承人呢？”趙襄子回答說：“因為我能夠忍受恥辱，也許對趙氏宗族沒有害處吧！”
四年之後，智伯與趙襄子再次一同率兵討伐鄭國，智伯醉酒之後，強灌趙襄子喝酒，遭襄子拒絕，智伯竟將酒杯扔到趙襄子臉上。儘管如此，他不但沒有賠禮修好，反而在回國之後，向趙簡子建議，廢掉趙襄子的世子身份。如此專橫的行徑，致使趙襄子與智氏結怨甚深。
智伯獨擅晉國大權之後，更加不可一世。他在藍臺與韓康子、魏桓子宴飲，竟在酒宴上戲弄韓康子，並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規。有人進諫，說這樣做恐怕招夾禍患。智伯大言炎炎，說：“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似乎韓、魏諸宗的命脈操縱在他的手裡，別人對他是無可奈何，過高地估計自己，而低估了趙、韓、魏三家的力量。
同時，智伯的貪相和野心充分暴露。智伯建造的宮室很華美，他的家臣士茁晚上到智伯那裡。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西周禮制的核心是社會尊卑等級制，不僅規範人與人之間不可僭越的等級秩序，也按照社會等級規定了建築不可僭越的營造法式。“器以禮藏”，建築是禮的物態表現。引申而言，“室”在西周春秋時代，主要是用來表示一種宗法血緣體，智伯藉以炫耀氏族勢力強大。智伯建築宮室僭越禮制，是野心膨脹所致，發展下去會多行不義必自斃，所以家臣深感不安和恐懼。
智伯假借晉侯之命，巧以恢復晉國霸業為由，公然向韓、魏、趙三家各索要土地一百畝和一萬家戶口。智伯向韓康子要地，韓康子想不給。段規說：“智瑤貪財好利，又剛愎自用，如果不給，一定討伐我們，不如姑且給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會向別人索要；別人不給，他必定向人動武用兵，這樣我們就可以免於禍患而伺機行動了。”韓康子說：“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萬戶居民的領地。智瑤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給。家相任章問：“為什麼不給呢？”魏桓子說：“無緣無故來要地，所以不給。”任章說：“智瑤無緣無故強索他人領地，一定會引起其他大夫官員的警懼；我們給智瑤地，他一定會驕傲。他驕傲而輕敵，我們警懼而互相親善；用精誠團結之兵來對付狂妄輕敵的智瑤，智家的命運一定不會長久了。《周書》說：‘要打敗敵人，必須暫時聽從他；要奪取敵人利益，必須先給他一些好處。’主公不如先答應智瑤的要求，讓他驕傲自大，然後我們可以選擇盟友共同圖謀，又何必單獨以我們作智瑤的靶子呢！”魏桓子說：“對。”也交給智瑤一個有萬戶的封地。然而，趙氏卻是一個釘子戶，趙襄子怒斥智伯，說土地是祖先留下來的產業，憑什麼送給人！拒絕獻出智伯索要的蔡、皋狼之地。
智伯極為憤怒，調動智氏軍隊，並邀請實質是命令韓氏、魏氏一起出兵，征伐趙氏，同時允諾沒收趙氏領地後，由智氏、韓氏、魏氏共同瓜分。韓氏、魏氏雖對瓜分趙氏土地不敢抱以期望，卻也在被迫之下出兵協戰。趙氏憑藉城池堅固，糧食充足，死守晉陽，聯軍攻城三月無果。喪心病狂的智伯竟然引汾河之水猛灌晉陽，城中百姓溺死無數。後來由於聯軍圍城長達三年，造成城中糧食極度短缺，一些百姓不得已“易子而食”，原本馴良的晉陽百姓有了即將造反的情勢。趙襄子知道要是再打不開這樣的困局，結果只有毀滅一途。經過分析，趙襄子決定派人暗中向韓氏、魏氏做說服工作，說明趙氏被滅之後的災禍就會輪到他們的頭上，只有三氏合智合力對抗智氏，才能共存共榮。韓氏、魏氏本來就對智氏懷有憤恨和戒心，遂決定反戈一擊。趙氏利用大堰蓄水和人工掘堤的辦法，實施反方向灌水作戰，結果被攔截的汾河之水以萬馬奔騰之勢衝進智氏陣地，韓氏、魏氏軍隊同時從敵軍兩翼發動突襲，趙氏軍隊也趁機打開晉陽正門以不可阻擋之勢撲向敵營。智氏軍隊一敗塗地，不可一世的智伯見大勢已去，遂乘坐木筏逃跑，剛到河邊，就被趙氏伏兵擒獲並斬殺。智氏就這樣被滅掉了，土地被趙、韓、魏所瓜分。
晉出公二十二年（前453），趙﹑韓﹑魏共滅智氏。智伯家臣豫讓，為報智伯知遇之恩，謀刺趙襄子，未遂，伏劍自殺。
豫讓先侍奉範氏，後侍奉中山氏，但都默默無聞，沒顯示出文韜武略，與普通人無異，因此，範氏、中山氏也只把他當做普通人看待，用豫讓自己的話說：“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但豫讓認為，“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也就是說，範氏、中山氏像對待普通大眾那樣對待我，我就像普通大眾那樣為他們做事。這就陷入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怪圈。“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在範氏、中山氏看來，崗位靠競爭，收入靠貢獻，論功行賞，無功不受祿，乃天經地義，世上哪有事功微微而名利洶洶的道理；豫讓卻不以為然，話語中暗含：只有先行重用、厚遇自己，自己才能有所作為。兩者暗中較勁：一方強調先取後予，只有先作為，而後方可重用厚遇之；一方則堅持先予後取，不給名利不作為。相持不下的結果，是豫讓再次跳槽，成為智伯的家臣。豫讓在智氏地位、待遇都很高。豫讓不無炫耀地對人說：“出門讓我坐車，進門給我足夠的供養，大庭廣眾，必然對我施以禮節，這是以國士來待我呀。以國士待我者，我也以國士的水準為他辦事。”
明代大臣方孝孺在《豫讓論》中指出：豫讓既然自己說智伯以國士對待他，國士就是救國之士嘛！當智伯索求土地而貪心不已之日，縱慾肆暴之時，做為國士的豫讓，正應該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應有的地位上，諄諄地告訴他：“諸侯和大夫都應該安守各自的封地，不應互相爭奪，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如今無故索取土地於人家，人家不給，我們必然要心生氣忿；人家給了，那我們就必然要心生驕氣。氣忿必定會爭奪，爭奪必然會失敗；驕縱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滅亡。”如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冒死進諫，或許會使智伯醒悟，採取正確的策略，保全智宗，守其祭祀。可豫讓在當時，從無一句話來啟發覺悟主君的心，眼看著智伯的危險以至滅亡，好似袖手旁觀，坐等勝敗，所謂“國士”的報答，能是這樣的嗎？由此看來，豫讓是不夠國士資格的，也難怪範氏、中山氏把他當做普通人看待。王安石亦曾說過，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
其實，豫讓選擇侍奉智伯本來就是錯誤的。當初，晉國的智宣子想以智瑤為繼承人，族人智果認為，智瑤才勝於德，選擇他為繼承人，智氏宗族會滅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請求脫離智族姓氏，另立為輔氏。但豫讓目光短淺，容易被假象所矇蔽，缺乏深遠的預見性，仍以侍奉智伯為榮光。
智氏被滅，趙襄子把智伯的頭蓋骨塗漆後做成了酒器，每逢大宴賓客的時候，就特地把它擺出來，以表示對智伯的極端仇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他先是改換姓名，混入罪犯之中，懷揣匕首到趙襄子宮中清理廁所，因行跡暴露而被逮捕。審問時他直言：“欲為智伯報仇！”趙襄子覺得他忠勇可嘉，將他釋放。
豫讓獲釋後仍不甘心，他將漆塗在身上，使皮膚腫爛，剃掉鬍子眉毛，同時吞吃炭塊，致嗓子變啞，使人認不出他的本來面目。豫讓摸準了趙襄子的出行路線和時間，埋伏在一座橋下，趙襄子過橋坐騎受驚，懷疑橋下有行刺之人，而且這個刺客很可能就是豫讓，於是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又是豫讓。趙襄子雖為他忠心報主的行為所感動，但又覺得不能再將他放掉。豫讓知道生還無望，無法完成刺殺任務，請求趙襄子脫下外衣讓其象徵性地刺殺幾下，以示為智伯報了仇恨。趙襄子應允，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豫讓拔出劍多次跳起來擊刺它。豫讓取得了阿Q式的勝利後，仰天大呼：“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自刎而死。
閱讀更多 歷史沉澱的理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