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閩南方言的形成
閩南方言又叫閩南話，也有人稱之為“河洛話”或“福佬話”。閩南方言是在福建閩南地區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關於閩南方言的形成時間，至今學者們的看法仍不完全相同，但都認為至少在上古的末期南北朝已見端倪。根據史書記載，北方的中原漢人在不同歷史時代因避戰亂、平叛亂或逃災荒等多次向南方遷徙進入閩南地區，他們不僅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優秀的北方文化，同時也帶來了中原漢語，為閩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雖然不能排除當時閩地土著語言（古越語）對閩南方言形成和發展的影響，但是，不管是從當時漢人人數上的優勢看，還是從閩南方言語音、詞彙和語法所表現的特點看，可以說，在北方漢人帶入的中原漢語跟本地土著語言的交流和融合過程中，中原漢語是佔絕對優勢的，雖然也吸收了土著語言的若干成分（從現有材料看，那是很少很少的），但最後形成的無疑是以中原漢語為主體的閩南方言。
閩南方言在語音、詞彙和語法方面的一致性很高，雖然各地一致性的比例不完全一樣。據初步統計，語音方面（聲調只計調類，不計調值），至少有85％左右是相同的。詞彙方面，有人選擇了2500個常用詞語做比較（不考慮語音形式，只從詞源角度比較），至少90％是相同的。所以，泉、漳、廈三地的人們口語交際一般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二、閩南方言的主要特點
1977年9月5日美國發射的“旅行者1號”攜帶了一張金唱片，裡面收錄55種人類語言講述的問候語，“閩南語”就是被選用的四種中國語言之一。閩南話的問候語是：“太空朋友汝好!汝食飽未?有閒來阮者坐坐!”
法國語言大師馬伯樂曾說過，閩南話是世界上特別古老的語言。原因之一是它形成的歷史非常悠久，原因之二是它保存了古漢語的許多特點。後一點在漢語諸方言中是非常顯著的，也是區別於漢語共同語的重要標誌之一。
1.保存了大量的古漢語，有“古漢語活化石”之稱。
語音方面，既有上古語音痕跡，如：“飛肥飯放縛／芳浮”等字的聲母讀[p /p‘]，“豬櫥朝陳竹逐／蟲程”等字的聲母讀[t/t‘]；“騎”[k‘ia24]、“徛”[k‘ia41]、“蟻”[hia22]、“寄”[kia41]等字還保留上古歌部讀音。
也有中古語音現象，就閩南話的韻母和聲調系統看，應該說是基本保留了中古音系的特徵。如：6個輔音韻尾齊全， [am] （庵）、[an]（安）、[a?耷]（翁）－ [ap] （壓）、[at]（遏）、[ak]（沃）；閩南方言一般有7個聲調，完整保存中古漢語平、上、去、入４個調類。如：陰平“軍[kun33]”、陰上“滾[kun55]”、去聲“棍[kun41]”、陰入“骨[kut5]”。
閩南方音稱得上是晉唐古音的現代“遺響”。請看下面一首唐詩的唐音與泉音比較：
注：唐音據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附錄《唐詩擬音舉例》（125頁），中華書局1956年5月版。
詞彙方面，古代、近代的語言現象閩南均有保留。如：
《詩經·鄘風·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閩南話：目珠金金相、七相八相。）
《禮記·月令》：“行糜粥飯食。”《釋名·釋飯食》：“糜，煮米使爛也。”（閩南話：暗暝食飯也食糜？）
《國語·越語》：“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戰國策·趙策四》：“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閩南俗諺：“入門烏，生丈夫。”）
再看《世說新語》與閩南話的比較：就人稱代詞而言，“我”、“汝”、“伊”（《世說新語》中最重要的三種人稱代詞用於對話場合不受任何條件限制），還有用作近指代詞的“者”、“阿堵”，用作遠指代詞的“許”等，閩南話至今沿用；就稱謂系統而言，“阿瓜”、“阿龍”、“阿兄”、“阿奴”、“阿母”、“阿大”這些曾經盛行於漢魏六朝的稱呼語，今天在閩南仍不絕於耳。
語法方面，在閩南話中，“中心語+修飾語”的構詞方式屬於正常現象。例如：
普通話 閩南話 普通話 閩南話
母雞——雞母 客人——人客
日曆——歷日 熱鬧——鬧熱
這種同素異序現象古漢語中不乏見。如北宋·李覯《惜雞》詩：“吾家有雞母，乘春數子生。”唐·杜甫《感懷》詩：“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唐·太上隱者《答人》詩：“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唐·白居易《雪中晏起偶詠心懷》詩：“紅塵鬧熱白雲冷。”
閩南話的“未”和“無”與古漢語的用法也很接近，可放在句末，表示詢問語氣。如：
大車開未？（汽車開了嗎？）——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漢書·外戚傳》）
汝有接著批無？（你接到信了嗎？）——畫眉深淺入時無？（《朱慶餘《閨意獻張水部》）
2.存在大量的文白異讀現象，幾乎各成體系（雙下劃線表示文讀，“ _ ”表示白讀）。
3.聲簡（14）韻繁（80多）聲調多（７）。
與普通話比較而言，閩南話的聲母很簡單，只有14個（包括零聲母），但是韻母卻特別複雜，有80幾個，聲調也多達7個。
三、什麼是閩南文化
顧名思義，閩南文化是閩南人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結晶。有人說，閩南文化是移民文化，也有人說，閩南文化是地域性文化。閩南文化實際是閩南人在中原地區漢民族的移民文化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創新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雖發源於中原，但也融入了古越族文化、吳楚文化，還兼收幷蓄了外來文化（如阿拉伯、東南亞）的精華；雖形成於閩南地區，卻遠播臺灣（臺灣文化帶有極深的閩南文化的烙印，如語言、風俗、宗教、戲曲、建築等，故人們也常合稱為“閩臺文化”）、香港和東南亞等。說到底，閩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中華文化系統中的位置可用下面的圖示簡略表明：
中華文化——漢民族文化——閩文化——閩南文化
四、閩南文化的主要特點
閩南的地域文化屬於海洋文化。這裡從宋代起就有精耕細作的農業，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顯得人多地少（據說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資源短缺。宋元時代的泉州港就發展了規模巨大的造船業和航海業。惠安人謝履的《泉南歌》說：“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也是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泉州，海上絲路文化融入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東西方經貿交流、人員往來深深影響著這方水土，泉州至今仍保存著最為傳統、豐富，最具代表性的海洋文化元素。體現在語言上，那就是雙向交流頻繁，吸收與遠播並見，相互影響深遠。
漢唐的外語藉詞以宗教文化為主，這是因為發源於古印度的佛教在閩南曾極為盛行。泉州話表示“中意”的“百八”源於佛教（唸佛計數的數珠，以108顆為上品）；泉州話表示命運多舛的“業”、“業命”源於印度古梵語karma（佛教稱惡因為“業”）；泉州話形容人“兇狠、蠻橫”的“牛頭獄卒”源於佛教（“牛頭獄卒”為陰間的鬼卒）。這裡還應提及的是泉州話中最早的外語藉詞“菠倫”系源於古國名palinga（即今尼泊爾）。據《唐會要》記載：菠菜是唐太宗時由尼婆羅國輸入中國的。
宋元的外語藉詞以商業文化、飲食文化為主，大都帶有東南亞文化的色彩。如借自印尼——馬來語的“鐳”（duit，銅板，錢）、“雪文”（sabun，肥皂）、“洞葛”（tongkat，西式柺杖）“加暴棉”（kapok，木棉）、“羅黐（麵包）”（roti）、“燭龜蠟”（cokelat，巧克力）等；借自菲律賓他加祿語的“帕叟”（peso，錢）、“達馬哥”（tabako，呂宋雪茄煙）、“甘仔得”（kamati，西紅柿）等。
中國古樂的“活化石”——泉州南音中有一種豎吹的笛子，學名叫“洞簫”。唐代以管長給這種樂器命名，所以叫“尺八”。本地的民間樂師至今仍稱洞簫為“尺八”。日本也保存著這種樂器，而且也叫“尺八”。
東京的江戶博物館有一件出土文物“急須”，實際是奈良時代（710—794）的一把茶壺。導遊在介紹這件文物時，對管茶壺叫“急須”，感到不可思議。實際應是“急燒”，即“藥銚子”或“藥罐子”）。如唐·李商隱《腸》詩：“熱應翻急燒，冷欲徹微波。”宋·黃裳《龍鳳茶寄照覺禪師》：“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聲急須腹。”
在印尼—馬來語中，有hia（兄：哥）、kipsio（急燒：藥罐子）、tenga（中仔：中間）、lamsam（濫糝：隨便）等；在菲律賓他加祿語中有tokwa（豆乾：水分比豆腐少的豆製品）、caipo（菜脯：蘿蔔乾）等。
閩南話對英、美等國語言的影響少一些，主要集中在茶葉、龍眼、絲綢上。如：tea（茶）、congo（u）（功夫茶）、oolong（烏龍）、souchong（小種）、longan（龍眼）、silk（絲）。屈指可數的幾個閩南話藉詞，卻充分體現出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出的閩南地方特產在對外貿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閩南文化的學習和傳承
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傳承和弘揚優秀的閩南文化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實課題。
閩南方言是閩南文化的載體。要傳承、發展閩南文化，首先要保護閩南方言。熱愛自己的家鄉文化，首先就要熱愛自己的方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丟掉方言就等於丟掉了文化之根，就像不懂漢字就無法真正掌握漢文化一樣。
保護閩南方言必須走出幾個思想誤區。
誤區之一：方普對立（經常有人人為地把方言與普通話對立起來，“學了方言就學不好普通話”不符合事實，以晉江人說普通話為例）。
誤區之二：缺乏語言自信，認為方言落後（福建是方言的重災區，講方言老土、不文明、矮人一等、是壞孩子，“保護方言為哪般”），方言消失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
方言裡面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信息。儘管從理論上講，有些文化現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種文化現象的消失，都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損失。方言一旦衰亡，很多以方言為載體的民族藝術必然隨之消亡。“在民族之間，每一種民族語言都必須得到保護，無論強勢，還是弱勢。語言文化是多樣化的，這個‘多樣化’的原則，是現代人文不可動搖的原則之一，庸俗達爾文主義鼓吹什麼‘語言要優勝劣汰’，這是和現代人文主義最根本的衝突。”（裴鈺《解讀：聯合國“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博客中國09.2.21）
不保護蘇州話，保護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崑曲是一句空話；不保護泉州話，保護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南音以及梨園、木偶等也是一句空話。正是這個原因，保護蘇州話的口號第一次在蘇州明確提出。這些年，也不斷有學者發出保護瀕危語言和方言的呼籲。
有人把“全世界的語言消亡得只剩下最後一種”看成“世界大同”的重要標誌，看成理想境界，但我們說，多語共存、和諧相處難道不是更高的理想境界嗎？這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多元的。在科學技術、教育手段高度發展的時代，人們實現從單語向雙語（“普通話+方言”）、三語（“普通話+方言+外語”）過渡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應該提倡多語（三語、四語，馬來西亞人）和諧共存（和諧社會應當實行和諧的語言政策）。
我教過不少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他們大都既能講漢語（普通話）、英語、馬來語，又能講閩語、粵語、客家話，因為馬來西亞是一個典型的多種語言和諧相處的國度。
2010年10月我到印尼雅加達給研究生授課，認識了雅加達智民學校陳玉蘭校長的侄女陳世裬。這位小女孩雖只有五六歲，可已能用印尼語、英語、客家話、閩南話（她父親是晉江人、母親是廣東梅縣人）和成人對話。在印尼，這樣的事例並不是個案，當地的華人就是這樣千方百計地傳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今年春節前夕，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第10條“保護傳承文化遺產”中明確提出：“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保護傳承方言文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方言的多樣性反映了文化的豐富性。作為地方文化主要載體的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鮮明標誌，也是地方傳統文化生存發展的根基。通過方言，可以瞭解當地社會演變、人員遷徙、民族融合、風土民情、習俗觀念等狀況，因而方言稱得上是“文化的活化石”。方言不僅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可以具體體現民族認同感和歷史文化認同感。如果說文化是城市的靈魂，那麼方言就是文化的根脈，保護方言就是保護一方文化。不管哪一種方言消亡，都意味著某種寶貴文化的消失，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如果失去了閩南話這一語言環境，閩南文化的生存空間將會受到很大的挑戰。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海外的華僑華人才會千方百計、不遺餘力地保護和傳承閩南文化，特別希望其後代能通過閩南話的學習激發鄉土情懷，喚醒根脈意識。
保護方言資源，傳承地方文化，海內海外，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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