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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一代浙商的身影漸行漸遠，年輕的生命、年輕的力量幾乎同時躍出了地平線。事實上，魯偉鼎很可能是浙商二代中最早也是最成功接班的一位。並不是每個浙商二代都如同魯偉鼎這般光彩照人。追問會讓你無法躲閃：你是誰？你是“富二代”還是將成為父輩旗幟下天天向上的“紅色二代”？
魯偉鼎
一年多前，2017年10月30日上午，魯冠球追悼會。他的獨子魯偉鼎代表家族所作的題為《最可愛的父親》的答謝詞，令無數人落淚。
“大家都說我變了，改變的就是，我沒有父親了。”魯偉鼎回憶說，“父親的專注一直讓我認為，他創建的萬向是他的‘兒子’，是我的哥。每當治療遇到危險時，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我這個兒子，而是這個叫萬向的‘兒子’。我終於明白，這才是他的‘大兒子’。面對離去，他最牽掛的，是把更好的萬向留給我們，留給大家！”
魯偉鼎沒有忘記用行動告慰“勇敢地就自己飛走了”的父親：“最可愛的父親，他多想看到，兒子與大家一起，去引領這個‘大哥’前進。我們沒有停止過，我們一直在進行時，我們已經領命，我們一定會實現您的夢想！”
11天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魯偉鼎第一次以萬向實際控制人、黨委書記、董事長的身份參加會議併發言。
當第一代浙商的身影漸行漸遠，年輕的生命、年輕的力量幾乎同時躍出了地平線。事實上，魯偉鼎很可能是浙商二代中最早也是最成功接班的一位。
但並不是每個浙商二代都如同魯偉鼎這般光彩照人。追問會讓你無法躲閃：你是誰？你是“富二代”還是將成為父輩旗幟下天天向上的“紅色二代”？
“富不過三代”魔咒
魯冠球有三女一子，1971年出生的魯偉鼎是老么。我1988年第一次見到稚氣未消的他時，他剛剛進入萬向集團，並陸續在各種基層崗位輪轉。1992年開始一躍而出任集團副總裁，1994年23歲時擔綱集團總裁。1999年，魯偉鼎飛赴美國哈佛商學院讀書，回國後繼任集團總裁。
1999年6月14日，魯冠球曾向全公司下發了一道關於接班人標準的“手諭”，大致意思是：有德有才，大膽啟用，可三顧茅廬，高薪禮聘；有德無才，可以小用，通過教育培訓，視其發展而定；無德有才，絕對不可用，若其偽裝混入，後患無窮；無德無才，可以不用，但可讓其自食其力。
魯冠球精準而嚴格的用人之道，被讚譽為創造“萬向神話”的重要秘訣之一。 對於最終“欽定”魯偉鼎，魯冠球有過多次公開的說法：“現在先選擇兒子。如果以後有能力超過他的優秀人才冒出來，只要能把企業搞得更好，能為農村富裕作出更大貢獻，也可以再調一個，是可以改變的嘛。”
這番話，是魯冠球對公眾輿論的解釋，同時不妨理解為是給魯偉鼎的“考察期”壓力。
魯偉鼎與父親魯冠球
23年，魯偉鼎交出了讓父親滿意的答卷。
早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二代傳承問題即開始浮現於聚光燈下。
2007年5月15日，寧波慈溪市委黨校一間會議廳裡舉行了一場特殊的“開學典禮”——“寧波家業長青民企接班人專修學校”首期開課。這所學校被媒體認為是中國首家民營企業接班人的“黃埔軍校”。其創立者本人就是頗有名氣的私營企業主：寧波方太廚具有限公司董事長茅理翔。與埋首實戰不擅理論的浙商群體相比，茅理翔以精於思考尤其是家族企業研究的“學者型企業家”另類形象脫穎而出。
茅理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反覆強調，自己辦接班人學校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家族企業“家業長青”，破除富不過三代的魔咒，“這個問題很急迫。”
問題的確相當急迫。
2008年，浙江有關機構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省數十萬家民營企業中，80%是家族企業，而家族企業中已有80%以上面臨接班人問題。在回答“當前面臨最大的困難是什麼”選項時，13%的民營企業主認為是資金短缺；10%認為是產品質量和技術創新；而77%的民營企業主承認，最嚴峻的是如何抉擇掌門人。“未來5年—10年，將是浙江家族企業新老交替的動盪期”。
浙江一家媒體2006年發起的《浙江商人培育繼承人方式的調查》則提供了這樣的數據：有45%的“富二代”認為目前還不具備接班的各項素質，不願意接受其父輩的事業。還有不少“富二代”不願接班，是因為不看好父輩所從事的低檔消費品行業的未來，競爭激烈且太過艱辛。民營企業大市義烏就接連傳出過“富二代”打廣告賣廠的消息。在“中國襯衫之鄉”義烏蘇溪鎮，一位29歲的小徐老闆為了趕緊將年銷售額近千萬元的廠子轉手，甚至鬧到要和作為創始人的父親脫離關係。父親氣急病倒，廠子還是被人買走。
來自麥肯錫諮詢公司的統計分析也不樂觀：全球範圍內，約有70%的家族企業未能傳到下一代；88%未能傳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業在第四代及之後仍然存活。難以傳承的原因有很多，缺乏“忠誠家族、技能卓越”的“又紅又專”的接班人，是家族企業的頭號殺手。
雖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入職業經理人已經成為時尚話題，但浙江絕大多數第一代民營企業主首先考慮的接班人，毫無疑問仍是血脈相通的子女。至少從東方式情感上說，這是確保自己辛苦打拼而來的江山“永不變色”最靠得住的交班方式。
他們被形象且頗有些貶義地稱作“富二代”。《鳳凰衛視·魯豫有約》2007年12月曾經採製過“我是‘富二代’”的專題訪談節目，收視率頗高。其間，對所謂“富二代”有如下定義：1980年代出生，繼承過億家產。他們擁有先天殷實的家族產業，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童年生活，他們擁有出人意料的情感世界。
應該不屬於巧合，上述節目約請的4位青春飛揚的年輕嘉賓均為浙江“富二代”。父輩輝煌創業的旗幟下，在這個富人云集的省份，“富二代”們以其神秘而新鮮躍動的姿態，越來越頻繁地登上屬於他們的人生主場。
除魯偉鼎，經常被媒體例舉的還有：
——徐永安，橫店集團徐文榮長子，2001年接班。徐文榮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交託帥印後，為避免家族衝突，徐文榮把其他兩個孩子“請出”橫店集團。女兒女婿遠走香港搞文化產業，小兒子則在本地經營另一家公司。徐永安在集團總部給父親留了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徐文榮從來不去：“去幹什麼呀？他做得好也罷不好也罷，我不管的。”
——樓明、樓江躍，廣廈控股集團樓忠福之子。分別於30歲和25歲時，接任總裁及董事局副主席職位，成為樓忠福打造廣廈帝國的左膀右臂。2011年12月，樓明正式接任廣廈集團董事局主席之位，彼時，樓明38歲。
——屠紅燕，萬事利集團沈愛琴二女兒。2012年1月的公司年會上，沈愛琴將董事局主席的“接力棒”交到屠紅燕手中，母女倆深情相擁。女婿李建華則擔綱集團總裁重任，他也是第一個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開講絲綢文化歷史的學者型企業家。退休後的沈愛琴開始潛心學畫，時常會把畫作曬到微信朋友圈，有人喜歡她會慷慨相贈。
屠紅燕與母親沈愛琴
從“有錢人”到“有文化的人”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用這句中國古語比照民營企業主的交班心態恐怕再貼切不過了。但是，再緊密的血緣與親情，也不能保證彼此的無縫對接。
最顯而易見的差異是文化。
從苦難出發的第一代浙商文化水平真的不高。“風雲浙商”評選歷來被視作全球千萬浙商群體中最卓越者的“奧斯卡盛典”。以2003年首屆“風雲浙商”評選的10位資深貢獻獎為例：馮根生、沈愛琴、宗慶後、邱繼寶、施繼興、南存輝、徐文榮、徐冠巨、魯冠球、樓忠福，10人中，僅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國企董事長的施繼興具有大學學歷，其餘9人均白手起家，初中及以下學歷者有7位。而據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對上規模家族企業接班人的抽樣調查，1980年後出生的二代全部上過大學， 其中一半以上有海外留學經歷。
兩代浙商文化落差最大的經典案例，莫過於頗具黑色幽默的“阿祥的故事”。
阿祥是湖州市織裡鎮振興阿祥集團董事長潘阿祥的小名。從20多年前的廢品加工廠起家，這位太湖邊滾大的浙江農民硬生生把自己的廠子養育成為總資產達20億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能幹的潘阿祥卻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企業家”。創業之初，他每次出外跑業務都帶上一個有文化的員工，如果要籤合同，就讓員工一條一條念給自己聽，有問題再由他口述馬上修改。
潘阿祥的出名源於其自創了一套神秘的“象形文字”。
潘阿祥的“象形文字”電話本
2002年，在前去採訪的新華社記者慎海雄的反覆要求下，潘阿祥終於拿出外界傳言甚廣的那本電話號碼本。只見上面滿是符號、圖畫和數字，慎海雄翻看這本子如墜雲霧，而潘阿祥卻如數家珍。在時任湖州市委書記楊仁爭的電話號碼旁，他畫上一隻大“羊”；因為織裡鎮委書記楊六順也姓楊，他就畫了一隻小“羊”。當時已調任省委常委、公安廳長的原湖州市委一位領導的符號是一把大手槍；而市裡公安局長的符號是把小手槍。醫院院長的符號是一輛救護車，派出所長是輛摩托車。鄰縣竹鄉安吉領導的符號一律是毛竹，並根據所畫毛竹的大小區分職務。
一次，省委宣傳部領導前往考察。潘阿祥接過名片，問：“領導姓陳吧？”四座皆驚：阿祥識字了！沒料想他不好意思地解釋了一句：“我老婆也姓陳，這個字我看到過的。”
後來，潘阿祥的電話號碼本被浙商博物館收藏。但當年六兄妹連飽飯都吃不上一頓，更不用說奢望上學的他並沒覺得自己的象形文字有什麼幽默可言：“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識字，最缺的是文化。”
有了錢卻沒有文化的潘阿祥決心讓下一代為自己還上這份欠債。
他的女兒陳麗紅從小成績優秀，1999年從上海財經大學畢業後前往英國攻讀碩士，併成為英國牛津教育學院當屆唯一獲得全球最權威財務金融執業資質ACCA證書的中國留學生，兒子白洪華也在英國獲得本科和碩士學位。姐弟倆學成回國後，分別擔任了振興阿祥集團總經理和集團龍頭企業阿祥重工有限公司總經理。
“我經常被他們洗腦。”潘阿祥笑著說，“我在他們面前只能是個‘好學生’。”但“有文化”的第二代心裡還是裝著“沒有文化”的第一代。
2014年6月，兩代人一起參加了浙江電視臺經濟生活頻道“繼承者”專題節目的錄製。當天恰逢父親節，節目最後陳麗紅和白洪華送給父親一盒襪子作禮物，因為“爸爸天天跑車間，他的襪子總是破得快。”
“非中國式”生存
有文化落差就一定會有理念及商業行為等諸方面的衝撞，很多情況下，甚至這種衝撞將是巨大的。
宗馥莉是曾經的中國首富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的獨女。作為唯一的“娃哈哈公主”，1982年出生的宗馥莉很長時間從未引起過公眾注意。她初中畢業即飛赴美國留學，2000年就讀於洛杉磯佩珀代因大學，主修國際商務，2004年大學畢業後回國。
宗馥莉究竟會不會接班娃哈哈？針對外界迅速引爆的濃厚興趣，宗慶後的回答是：“不排除這種可能。”
從內心深處，宗慶後對公開談論與自己退休有關的所謂“接班人”問題是相當反感的。娃哈哈是其一手拉扯大的，那是一種滲透靈魂水乳相融的感覺。
宗慶後甚至曾經表示可以在崗位上幹到90歲：“我看我還能幹很多年。宗氏家族有長壽的光榮歷史。我父母80多歲了，我的一個姑姑90多歲身體依然硬朗。兵荒馬亂的歲月，我爺爺還活了70多歲呢。我對自己也持樂觀態度。”
但沒有人能最終逃脫老之將至的宿命，更何況宗馥莉是自己唯一的愛女。接班問題還是不動聲色地擺上了年過花甲的宗慶後的議事日程。
宗馥莉與父親宗慶後
宗馥莉首次公開露面，是在2006年的浙商大會上。24歲的她已任職娃哈哈蕭山二號基地管委會副主任，併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裝有限公司與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有限公司總經理。4年後，宗馥莉成為獨立運營和財務結算獨立於娃哈哈的杭州宏勝飲料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承擔娃哈哈集團三分之一的產品代加工業務，年銷售額超過100億元。
2012年，宗馥莉當選為“風雲浙商”歷史上第一位80後獲獎者。作為專家評委，我一直清晰地記得我給她撰寫的幾句頒獎詞：“她，是中國最富的‘富二代’。父輩的豐碑下，綻放的是傳承超越的鏗鏘玫瑰。雛鷹展翅從來無懼風雨，天高雲淡，世界是我們的”。
在此次“風雲浙商”頒獎典禮上，主持人白巖松問宗馥莉，父親是你的偶像嗎？宗馥莉回答：“是也不是。”
2016年6月，宗馥莉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的一段表述可以視作對此的註解：“我不想做個繼承者。為什麼一定要繼承呢？我不想去繼承一家公司，但是我可以去擁有它。如果我做得成功的話，我希望能夠去併購娃哈哈。那就是一種擁有，不是繼承。”
被動式“繼承”和主動式“擁有”的差別，彰顯了宗馥莉對人格與行為“獨立”的強烈渴望。做事頗有“鐵娘子”風範的宗馥莉上學時的偶像是宋美齡，後來是朴槿惠和希拉里。毫無疑問，都是獨樹一幟的女性領袖。而恰恰是對“獨立”的渴望，必定會拉大小宗與老宗的距離，基於差異的衝撞也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老宗每年春節都會擺無數桌宴席慰問員工，並親自派發紅包；小宗則會選擇聖誕節，自己頭戴紅色的鹿角，向員工送上快樂的微笑。
——在管理上，老宗事必親躬，注重人情；小宗講究制度，重在結果，手起刀落。老宗曾經安排一些有經驗的員工到小宗身邊輔佐，其中有人因為沒有完成任務被直接開除，不留“講情面”餘地。而老宗會默默地把被小宗開除的優秀員工“收回”娃哈哈集團。
——老宗喜歡穿布鞋，人稱“布鞋首富”。但在一些重要場合，他“不得不”穿起覺得不舒服很彆扭的皮鞋。老宗說，因為小宗經常批評自己，“認為我太土”。
宗馥莉的“獨立”與其成長境遇有關。 娃哈哈降生時，她5歲。許多老員工都記得，還是小學生的宗馥莉經常放學後揹著書包，自己到公司食堂吃飯。父母都忙於競爭超級激烈的市場開拓，對宗馥莉只能是“放養”。
8年美國求學經歷，更令宗馥莉形成了一套“非中國式”的西方處世邏輯——自我、自律、自立，不擅變通與圓滑。文化的差異不僅使得她與父親摩擦不斷，也成為周遭社會生存圈中的“另類”。
雖然在父親光環的照耀下，宗馥莉先後擔任了浙江省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首屆會長、中華全國工商聯執委、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工商聯常委、浙江省婦聯執委、杭州市人大代表等等社會角色，但旁敲側擊、欲擒故縱、韜光養晦這類“社交哲學”仍然讓她覺得水土不服，入了鄉卻難隨俗，包括如何跟政府打交道。
花費太多精力學習“和政府打交道”讓宗馥莉倍感頭痛，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她甚至表示有可能把企業搬到國外去，“你知道李嘉誠都已經搬出去了，為什麼我以後不可能搬出去呢？”
此言一出，著實驚嚇了好多人。
全新文化土壤之下，宗馥莉身上也綻放出了有別於父親這輩企業家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東西。2012年9月，她“沒有和父親討論過”就向浙江大學捐贈7000萬元，設立“浙江大學馥莉食品研究院教育基金”。
“不為企業只為行業。”宗馥莉在捐贈媒體見面會上說，中國必須走出“毒食品”的陰影，“我再說一遍，我不是在為娃哈哈培養人才，而是為整個行業。我的理想是，馥莉食品研究院要為中國培養世界食品行業的精英。”
與宗馥莉有關的一則最新重大消息是，2017年3月間，傳出宗馥莉有意收購香港創業板上市公司中國糖果。雖然此次收購要約最終並未成功，但在半年多後的娃哈哈集團創立30週年慶典大會上，從來聲稱“不差錢”，沒有一分錢貸款並在銀行有百億存款的宗慶後第一次改了口：“今後在適當的時候，娃哈哈不排除尋求上市的可能。”
老宗對資本市場態度的改變事出偶然還是與小宗的默契互動，只有他們父女知道。
浙商“新四軍”集結號
面對山一樣的資產所帶來的巨大榮譽感以及與之相伴的巨大壓力和焦慮，“富二代”們的繼承者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2017年11月，北京銀行、普華永道、《家族企業》雜誌聯合發佈了《2017第二屆中國新生代企業家組織暨中國新生代企業家現狀調研白皮書》。《白皮書》的數據稱：以80後為主體涵蓋70後、90後的“新生代”中，44%表示會接班家族企業，並且已經在企業中工作；19%表示現在先自行發展，將來會接班家族企業；29%對於未來是否接班家族企業不確定；只有8%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願意接班家族企業。上述數據所顯示的繼承者接班意願比10年前有大幅提高。
《白皮書》的相關數據還告訴我們，絕大多數“新生代”對創業抱有極大的熱情，只有16%表示自己目前並未創業，已經創業的“新生代”中62%在創業初期接受了來自家族的天使投資。
這一積極變化的背後，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全國的星火燎原。
2014年9月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李克強總理於公開場合第一次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要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的新勢態。此後，他在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各種場合頻頻闡釋這一關鍵詞。每到一地考察，他幾乎都要與當地年輕的“創客”會面。2015年3月全國兩會，“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同年6月，《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正式頒發。
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點燃的不僅僅是二代繼承者。
2015年3月，時任浙江省科技廳廳長周國輝在一次論壇上首次概括提出，浙江正在形成創業創新的“新四軍”：以浙江大學為代表的高校系、阿里巴巴美國lPO後離職創業的阿里系、以千人計劃人才為代表的海歸系，以創二代、新生代為代表的浙商系。浙商“新四軍”的主體都是年輕人，創業地主要落戶於杭州。
此後，浙商“新四軍”的概念被廣泛傳播和認同。新生力量的形成及伴隨而來的集聚效應，又強烈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新生力量。獵聘網發佈的《2017年人崗爭奪戰及職場流動力大數據報告》顯示，2017年上半年全國主要城市人才淨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1.21%位居榜首，比排名第二的深圳高出近一倍。2017年3月，總部位於硅谷的全球最大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首次發佈的“中國職場全球化榜單”數據則透露，杭州海歸人才流入的相對量逆襲北上廣深，高居全國第一。
浙商“新四軍”一浪高過一浪的創業創新，很快在財富累積指標上開花結果。
2016年10月，胡潤研究院第一次發佈胡潤中國百富榜子榜《80後白手起家富豪榜》。前10位榜單中，漢鼎宇佑的王麒誠和吳豔夫婦、大疆的汪濤、聯絡互動的何志濤、遊族網絡的林奇均為浙商，分別列第1、2、5、7位。當年個人財富245億元的王麒誠36歲，吳豔35歲，都畢業於浙江大學。2017年5月浙江大學120週年校慶，王麒誠夫婦捐贈1億元人民幣設立“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漢鼎宇佑發展基金”，成為個人捐贈最多的校友。
深耕泛互聯網新經濟、偏好並熟稔資本市場，是浙商“新四軍”快速崛起的普遍特徵。正如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分析：“對第一代企業家來說，誠信和勤奮是創業最重要的因素。但對這些80 後企業家來說，創新、資源整合和速度是最重要的。”
站上時代風口，浙商“新四軍”們開始風一般地奔跑。
本文摘編自著名財經作家、“追蹤研究浙江改革開放‘第一人’”胡宏偉的新著《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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