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的结尾部分中，提到了未来政治发展的两个不确定的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发展将走向何方；另外一个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将走向何方。因为考虑到政治衰败的问题，在某一历史阶段取得成功的社会并不代表未来也会成功，自由民主制是否能够带来未来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它的这种合法性的存在还要依赖于其未来的表现。在福山看来，当代民主制的缺点很多，尤其是国家的软弱，很多时候导致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长期生存。
福山在他的这部新著中预设了一个前提，自由民主制是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在书的结尾部分中的观点仿佛发生了犹疑，他并不确定未来政治发展将走向何方，民主制暂时的胜利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走向吗？我们无法用历史决定论的观点预测这种政治的到来，于是他只能说“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因为政治负责制为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和平途径”。
我是在读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提到了民主的发展是“试图完成一个漫长的、由三件密切相关的事情构成的过程”：1、制约专断的统治者；2、用公正合理的原则替代任意的规则；3、在制定规则时为底层民众争取一定的份额。这与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到的自由民主制的三个条件有重合之处。福山认为，成功的自由民主制需要在强大的国家、执行有效的法治和一个负责制的政府三者之间求得平衡。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正是因为他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民主制国家中恰好缺乏这种不计一切利益得失凝聚力量办大事的气魄。
摩尔与福山关注民主制的特点中都注意到了法治与规则的重要性，但是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摩尔更为关注暴力与农民，即所谓的底层民众的重要性，而福山更为侧重普遍历史的重要性。他对历史有种近似盲目的乐观，这就是他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中提到的，在历史发展中出现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断裂，不论有多可怕，都不能抹杀现代化过程中是一个连续并且强大的整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承认现代社会可以让人类的邪恶以新的形式表现，但是仍然坚信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前进的，即自由民主制的方向。
恰恰相反，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更近似一个历史的悲观主义者。这本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论自杀》并列的社会学著作，出版于1966年，其时越南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也风起云涌。摩尔在本书中对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反而遮蔽了它更多研究面向的引人深思之处。摩尔对历史的悲观首先体现在对暴力的悲观，他承认暴力在社会秩序的变更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暴力能够带来民主就无视它的血腥与痛苦，更何况，暴力之下的并非是民主，而是暴政与专制。
摩尔的主要观点认为，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主要分为三大类：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右翼”专制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左翼”专制道路——印度式的殖民地民主化的道路是一个特例——这三条道路不但彼此交汇和包融，而且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也在时间上构成更替和置换。不同背景和时代，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阶级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世界现代化不再单纯是一幅资产阶级和工人矛盾斗争的产物，不同历史情境之下，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风格迥异。
摩尔梳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不同发展路径，指出了历史发展中政治秩序的演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他对世界不同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与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体现的方法论有着相近之处，但是我同样注意到了，由于福山预设了自由民主的胜利，他的考察有种理念先行的痕迹。而摩尔的考察重心偏离惯常的阶级理论，把关注点投放在了农民与贵族阶级上，这一点是以往的同类型著作所不具备的。在有关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农民很少被置于主体地位。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最重要景观，农民基本上处于无声无息消亡的阶层，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发挥什么重要作用。摩尔却用他的观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发现，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农民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农民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主体，在两大文明接替更换之际，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结构，会成为型塑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因子：现代化过程肇始于农民革命的失败，而在二十世纪则因为农民革命的成功达到了顶峰。
由于摩尔的历史悲观主义，他从不敢预设自由民主会取得胜利，所以他的三种道路代表了未来不同的方向，至于历史最终走向何方，我们谁也无法预知结果，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摩尔观点的印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背景，二战后的法西斯主义虽然奄奄一息，但苏联的崛起代表了另外一种新的现代化类型，处于冷战之中剑拔弩张的世界格局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到底是自由民主的胜利还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还不敢轻易断言。所以摩尔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寻那些被遮掩的真相，“一个自由、理性社会这一古老的西方梦想是否永远只是一个妄想而已，没有人能有确切的认知和把握。但是，如果未来世界的人们真的想要冲破当下的锁链，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锁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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