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被他人注意、被他人關懷，得到他人的讚美和支持，這就是我們想要從一切行為中得到的價值。富有的人忘情於財富，是因為財富能夠自然而然地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
窮人則完全相反，他們以貧窮為恥。他們感覺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類天性中最強烈的慾望將必然難以得到滿足。
窮人進出家門都不為人所注意，即使在鬧市，他也會像獨處在家一樣默默無聞。而名流顯貴們則不然，他們一直為世界所矚目。他們的行為成為公眾關心的對象。他們的片言隻語、舉手投足都不會被人忽略。
——《道德情操論》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寫道，如果可行，對一個人最殘忍的懲罰莫過如此：
給他自由，讓他在社會上逍遊，卻又視之如無物，完全不給他絲毫的關注。當他出現時，其他的人甚至都不願稍稍側身示意；當他講話時，無人回應，也無人
在意他的任何舉止。如果我們周圍每一個人見到我們時都視若無睹，根本就忽略我們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們心裡就會充滿憤怒，我們就能感覺到一種強烈而又莫名的絕望，相對於這種折磨，殘酷的體罰將變成一種解脫。
他人對我們的關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於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於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
如果我們講出的笑話讓他們開懷，我們就對自己逗笑的能力充滿自信；如果我們受到他人的讚揚，我們就會對自己的優點開始留意。
反之，如果我們進了一間屋子，人們甚至不屑於瞥上我們一眼，或者當我們告訴他們我們的職業時，他們馬上表現出不耐煩，我們很可能會對自己產生懷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01
未成年時，沒人在意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無條件地受人寵愛。我們可以吃得打飽嗝而毋須顧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顧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掙一分錢。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著我們得在這滿是勢利鬼和冰冷麵孔的世間爭取一個位置，這些人的影響是使我們產生身份焦慮的關鍵所在。
儘管也有朋友和愛人承諾說永不拋棄我們——即便在我們破產和名譽掃地之時，他們也會和我們共同度過（有時候我們會真的相信他們）——現實卻相當殘酷：我們身邊多的是勢利小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他們勢利的眼神下生活。
與勢利者相處，可以使我們惱怒，也可以使我們緊張和氣餒，因為我們會感覺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說我們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們根本無力改變勢利者對我們的歧視。
我們也許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只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有，勢利者只會漠視我們的存在。
年幼時，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上，一無所有，但他們仍受寵愛，而作為嬰兒，他們是無法用世俗或物質的方式來回報那些愛他們的人。他們被寵愛、受呵護，而他們一無所有。
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獲得的愛轉而取決於我們的成就：我們得彬彬有禮，在學校必須成績優異，而後又須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的地位和聲望。
勢利者關注的只是他人的聲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聲望和成就有所改變，這些勢利者很可能聞風而動，重新排定他所謂最親近的朋友，從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劇。
02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一書中，在19世紀末的巴黎，一個霧罩的傍晚，身為中產階層的敘述者趕往一家非常高級的餐館去和他的一位貴族朋友共享晚餐。他的朋友是德·聖盧侯爵。
他先到了餐館，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來遲。他到餐館時，餐館的招待見他穿著寒酸，聽姓氏也非名門望族，斷定是一個小人物來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表現得相當倨傲，把他領到一個在寒風口的桌位，對他的服務一點也談不上殷勤。
大約一刻鐘後，侯爵到了，認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館工作人員的眼裡，敘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館經理開始對他深鞠躬，幫他打開菜單，並討好地用華麗的詞彙向他介紹當天的特別菜餚；
甚至還稱讚他的衣著，竭力地想讓他不要將這些特別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關係聯繫起來，有時還莞爾淺笑，似乎想表示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內心對敘述者的尊敬。
不管餐館工作人員對這位敘述者的態度的轉變看起來是多麼令人滿意，其意義還是微乎其微，因為餐館經理根本就沒有改變他極為勢利的價值判斷。他只是在他的殘酷的標準之內作了一些變通。
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有機會碰到一個德·聖盧侯爵或什麼魅力十足的王子來向世人證明我們一樣有高貴的心靈。我們在更多的時候是要坐在寒風口的桌位上“享用”我們的晚餐。
報紙會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勢利者通常並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
03
薩克雷曾指出，英國人對顯耀身份和貴族特權如此看重，從英國的報紙中可見一端。英國的報紙每天談論的不外乎是貴族及名流的地位和聲望，同時暗示普通百姓生活的瑣屑和無聊。
他覺得最荒謬的莫過於這些報紙中的“宮廷活動”版，總是虔誠地刊載關於舞會、假日的消息，或者是“上流社會”何人喜得貴子，又有哪家成員去世之類的報道。
例如，就在他1848年10月發表《勢利人臉譜》一文的那幾天，《晨郵報》的“宮廷活動”版刊載的消息就包括：布魯厄姆勳爵將在布魯厄姆莊園舉辦遊獵晚會；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即將在愛丁壁分娩；
喬治娜·帕克南小姐和伯利勳爵舉行了婚禮，並詳細地描寫了喬治娜婚禮時的情形：“她光彩照人．穿的是有荷葉花邊的緞子禮服，還有不少飾花。毫無疑問，她看上去極為尊貴。”
“如果你天天閱讀的就是這樣一些夢囈一般的東西，你又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勢利者?”薩克雷批評說：“扔了吧，扔掉這些報紙！這些勢利的發動機和鼓吹者！”
如果我們把薩克雷的觀點更推進一步，如果這些報紙能夠少刊登一些諸如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和她即將出世的嬰兒的無聊話題，代之以發掘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常意義，我們所有人對自己身份的焦慮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緩解啊！
深藏在我們內心的害怕其實才是勢利產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對勢利有清楚的認識。
對那些對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來說，他們沒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當作某種消遣。傲慢的背後藏著的無非就是恐懼。由於總是感覺自己不如別人，因此才要想方設法讓別人覺得他不如自己。
這種害怕還能世代相傳。同人類所有的陋習一樣，勢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輩的人定會向下一代灌輸低下的社會地位就是一種悲劇的觀念，使下一輩不可能在感情上輕易擺脫低下的身份就意味著平庸。
04
1892年的《笨拙》週刊上刊登了一幅幽默漫畫，時間是一個春天的上午，地點是海德公園，有兩家人正在公園漫步。漫畫上有這樣的對話：
“媽媽，看，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走過來了！”一個女兒對著媽媽喊道，“有人告訴我，他們很想和我們攀上關係。我們是不是可以和他們打聲招呼？”
“傻丫頭，那怎麼成?”媽媽回答說，“他們這麼想結識我們，這就表明他們根本不值得我們結交。只有那些不想結識我們的人，才值得我們去結交！”
顯然，這位媽媽的回答顯示了她內心根深蒂固的勢利。除非這位媽媽能徹底根除這個痼疾，否則她斷無可能對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產生好感。同樣，她的後代也不太可能擺脫這種因襲的勢利循環。
然而，單憑個體的力量很難掙脫勢利的桎梏，因為勢利的病徵是群體性的。年輕一代開始也許會對勢利反感，但這還不足以將人類從勢利的桎梏中解救出來。
因為這很可能使他們渴望博得那些輕看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好感，因而也變得勢利起來（我們可以不喜歡某些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想討得他們的歡心）。
由此可見，傑出階層的勢利觀念足以影響整個社會，使所有的人為了贏取別人的愛和認可而開始熱衷於那些他們原本毫無興趣的所謂追求。
對於人類這種由於渴求尊嚴而受挫並深感恐懼的情緒所導致的勢利傾向，我們應該多一些理解和悲情，而不是一味去苛責。但有時候，我們還真的很難不去嘲笑某些勢利者。
在勢利社會里，如果一個身份低賤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質層面表現為貧困的話，那麼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則是這些缺乏重要身份標誌的人們在精神層面上所遭受的痛苦。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越來越動盪的世界；沒有一種商業模式是長存的；沒有一種競爭力是永恆的；沒有一種資產是穩固的；為了讓大家徹底認清時代究竟在發生什麼，水木然寫了這2本書《個體崛起》和《時代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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