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哈爾濱亞麻廠發生特大粉塵爆炸事故，現場屍體殘缺不全，面目皆非，屍檢難度很大。研究所技術人員綜合運用人類學、血清學、病理學等多方面檢驗技能，對屍體進行認真的檢驗和解剖，準確無誤地統計，整理出傷亡總數及作者名單、傷勢和每具屍體的詳細特徵，確定350具無法辨認的屍體源，顯示了過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檢驗鑑定水平。當時的國家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曾專程代表國務院來研究所慰問、表彰。
1993年肇源縣發生一起入室強姦案件，由於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為B型，嫌疑人拒不承認犯罪，常規方法檢驗又無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構成謎團。後來，研究所的技術人員應用單克隆抗體和酶聯免疫新技術，認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質為B型非分泌型物質，與嫌疑人的體液一致，結果為破獲此案提供了有力證據。
過去，在強姦案中，被引產的胎兒只能通過形象對比的方式猜測生父，而現在可以通過DNA直接認定，準確率達1IZ。因此，近年來社會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親子鑑定。在痕跡檢驗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馬蹄鏡、對比顯微鏡和立體顯微鏡幾種簡單的工具，開展的項目也限於手、足、工、槍等經典檢驗項目。現在則建立了槍彈檔案自動化圖像處理系統，開發應用了指甲的同一認定、手工縫紉痕跡檢驗等技術，使痕跡檢驗從定性到定量，從手工向自動化方向發展。
1989年，哈爾濱市道里區發生一起兩名女學生遭槍殺案件，研究所根據彈殼查驗，很快確定現場作案槍支為省民航管理局的槍支，偵察部門據此迅速抓獲了犯罪分子，這些技術方面的進展都對社會犯罪起到了震懾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搶到了槍，也不敢輕易使用。 在理化檢驗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試管、薄層塗布器等一般檢驗手段，現在發展到擁有電子顯微鏡、色質譜聯用儀等一大批先進的設備，使物證的檢驗從常量發展到微量，從定性發展到定量，解決了一些過去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
1984年，北京市發生了一系列強姦殺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通過被害人生前曾戴過的手錶的鏈縫中一絲絨線，運用掃描鏡進行微量物證檢驗，得出了同一認定結論，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在文件檢驗方面，過去只有鉛筆、橡皮、放大鏡、顯微鏡等檢驗工具，只能開展筆跡檢驗，現在則擁有了多功能紅外線鑑別儀，可視光譜儀等先進設備、不僅能開展筆跡檢驗，還能開展汙損文字和文件的檢驗；不僅能開展物理檢驗，還能進行化學檢驗。
1991年10月，哈爾濱市菸草公司倉庫發生特大盜竊案，被盜各種香菸總價值達人民幣三萬餘元。案件在訴訟查證過程中，檢察機關人員發現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齡不滿18週歲，情況可疑，於是將這名嫌疑人的戶口本等證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檢科。文檢人員運用紅外線鑑別儀進行檢驗，認定戶口本上的年齡紀錄是經過改動的，揭露了案犯家屬造假的事實。
有了這樣一個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顯然得到大大加強。當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難處，目前最大的難處莫過於“創收”。在經費來源上、生活補貼上、所裡都要想辦法四處籌措資金。對於技術出身的所長、副所長們來說。搞錢確是件非常撓頭的事，要佔用大量精力，有時還摸不著門，但也只能勉強為之。沒錢，不要說生活來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現場也支不出旅差費。技術人員們出差辦案是按技術等級撥款的，一等技術人員每年只撥600元，夠幹什麼呢？所裡在前往鶴崗偵破“1.28”案過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這個窟窿不知何時能補上。所謂“孩子哭自己抱著找奶去”，財政上的事找國家討是討不來的，只有靠自己想辦法，好在這種現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車則仁是研究所的兩根臺柱子，最初張副廳長就想派他們去鶴崗，當時西昌衛星發射基地來專機把崔所長接走了，向他諮詢火箭運行痕跡問題，車副所長也脫不開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現在，張副廳長仍然認為，鶴崗一案中的技術勘察力量必須加強，要請出全省的技術權威，崔、車二人終於出動了。崔道植與車則仁趕到省廳時，孫匡男等人已在那裡等候。省廳刑偵處處長孫匡男屬於少壯派，年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筆挺，一望而知人材出眾，也是張昕楓的的一員愛將。
此人1976年底進基層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縣局幹到1980年，後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偵隊副隊長、隊長直至刑偵副局長，1992年選調省廳任刑偵處處長。松花江地區也是大案多發區，但那裡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孫匡男的貢獻，這也是他不斷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與傳統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將，也更喜歡手下人具有儒將風度。可謂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
傳統上，多認為作刑警的應該膀闊腰圓。武藝高強，八面威風，方能鎮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孫匡男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專政。現代犯罪活動也日趨向設計型、智能型方向發展，看一個刑警的素質不能只看“一腳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數。
巴安縣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說明孫匡男破案的路數。那是一起新婚小兩口被殺的案件。小兩口開著一家雜貨店，夜裡遭了難。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剝光衣服，紮了20多刀，店裡的現款都被拿走，還丟了些整條的香菸。地上灑有醬油、胡椒粉，看來意在破壞警犬的嗅覺。警方先是懷疑姦殺，經過法醫檢查未發現行奸的痕跡，只剩下仇殺和搶劫的可能。孫匡男較善於推理。他認為兇手與這家人應該相識，否則夜裡很難叫開門。又注意到貨架上的奶粉被動過了，就命令調查附近誰家有缺奶的孩子。 調查的結果，真的抓獲了一個叫同軍的鰥夫，家裡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家裡窮得一貧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菸，都是店裡丟的。罪犯供認，因為窮，妻子鬧離婚走掉了，把孩子丟給他。孩子沒奶吃，終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軍敲開雜貨店的門，想賒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絕，同軍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兇器前來搶劫，殺了新婚夫婦兩人。
尚志縣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萬山地區一處路卡前開來一輛汽車，遠遠地看見車燈在離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滅，下來一個人，又不見了。這情況引起哨卡的懷疑，提著電筒前去視看，見路邊停著一輛212吉普車，車上有血跡，人已失蹤。於是把車拖回來，次日晨警察開始調查。 很快查清這是輛出租車，從山裡開來，偵察員們逆向搜尋，在距停車處2公里的地方發現司機屍體。後來得到線索，有一個去山裡收黑木耳的人曾把這輛車租走。作案動機是搶劫還是殺人則分辨不清。租車者可能搶到了一筆錢，那麼這筆錢的來源也需要廣泛調查。孫匡男的思路與眾不同，他認為這裡面有些邏輯關係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謀財，那麼在山裡動手更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應該出山後才行動。在卡點殺人，又在卡點前拋車逃跑，說明他事先對設卡一無所知，現場的位置說明他實施犯罪是臨時起意。 於是，孫匡男的判斷是：罪犯的目的是搶車，產生的動機的時間就在搶車前不久。根據這個判斷，他指揮部下全體進山查訪，後來果然查出，罪犯為遼寧鐵嶺人，犯有前科。這人進山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搞木耳，沒有搞到，十分懊喪，出山後中途想到搶車，遇到哨卡匆匆逃走。
久而久之，同事們都意識到這位公安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確有自己的一套。有點福爾摩斯的品味，孫匡男則很欣賞福爾摩斯說過的一句話：“當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時，那麼發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時，你就一定會破獲。”
9時10分，徐衍東廳長親自將張副廳長送至大門口，又一一與孫匡男、崔道植、車則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廳派出的第二工作組便分乘三輛汽車啟程，此時距“1.28”案發案已整整15天。孫匡男坐進了張廳長的小車。一路上，他們還有機會交換些看法，孫匡男順帶彙報了處裡近期的工作。他總的感覺是，人手不夠，疲於應付，如果此時省內別的地方又發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曉得派什麼人去了。
張昕楓當然能理解，笑笑說：“形勢變化的確太快，公安戰線上總的看來還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形勢，還比較被動。最近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種新的防範體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現在人、財、物流動太大，客觀上造成許多犯罪的機會，防不勝防。這裡的關鍵是人口的流動性大，許多人口不在公安視線裡，與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孫匡男點頭：“您讀過《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嗎？這本書聽說被批了，書裡有一種觀點，說中國的農民本來是被牢牢地釘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都進城了，流動起來，社會也就不容易穩定了。我不同意這種觀點，農民為什麼就該一輩子釘在土地上呢？但從某一個角度上看這種情況也能說明一種變化，就像您說的，開放了，搞活了，人財物也活動起來，如果公安還是死的，像過去那樣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應的對策不可，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加強管理。”有人曾經生動地概括當前形勢的變化：大街遠處不經商，旅店成了小銀行。工廠好比萬寶囊，居民樓院變空房、流動人口似水淌，都市裡面有村莊。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閃爍夜更長。
張昕楓思忖著說：“我的想法是應該加強公安基礎業務工作，重點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這個環節，才能有效地預防、發現和控制犯罪。不然我們就會變成瞎子和聾子，總是處於被動局面。”
他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1996年，張昕楓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兼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的副廳長，到任後很快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哈爾濱市、區兩級公安機關得到大刀闊斧的精簡，精簡下來的幹部大都充實到基層派出所。同時，又向社會上廣泛招募大學生，將數百名大學生直接派往基層派出所充任民警，這個大膽的舉措震動了警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魅力用在了點子上。並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長都有眼光從長遠考慮從事這種基礎建設的。旅途上，張昕楓與孫匡男交談了不少看法，無不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張昕楓親自指揮過若干起大案的偵破，在他看來，“1.28”大案屬於必破之列，他關心的不僅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發生的環境，他認為這一環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對的現實。
在鶴崗方面，公安幹警們則由於張副廳長的即將到來而歡欣鼓舞。張昕楓也屬於“老三屆”，1968年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泰來縣勞改支隊工作，這個偶然的安排竟決定了他一生的職業。1979年回城後，因為過去這段經歷進了當時的人民保衛部即公安廳。後任五處副處長，一年後升為處長，即孫匡男現在的位置。張昕楓不屬於憑資歷，而屬於憑能力升遷的一茬幹部，平素以思維敏捷，判斷準確著稱。有一年，齊齊哈哈市一名叫張振剛的犯罪分子殺傷民警，搶奪到一支“五四式”手槍，又連續殺死幾個仇人後潛逃。一個雨天，張犯被人發現在一處居民區。那裡全是平房，張犯被堵在一所四合院內，持槍頑抗，拒絕投降。公安幹警已經重重包圍了院落，房頂上也架了槍，前來觀點的群眾竟有數萬人，驅散不開。宣傳攻勢不奏效，人越聚越多，好像都不怕子彈，一旦打響後果難以預料。
當時張昕楓在省廳任處長，趕到現場後，所有當地民警都歸他指揮。他思索一陣後，命令立刻調來消防隊的救火車，院裡的人全部撤出，然後指示用高壓水槍對準房子的頂棚噴射水龍，一下子將棚頂掀翻，隨即命令四處房頂上的火力齊發，將房內的犯罪分子擊斃。用了5分鐘時間解決了戰鬥。周圍圍觀的幾萬名群眾沒人離開，都看得目瞪口呆。總之，張昕楓的指揮才幹被人們逐慚承認，他升任副廳長，是省長親自點名的。13日下午16時40分，張昕楓一行7人抵達鶴崗。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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