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國家公祭日。
從2014年起，中國政府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以國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殺中死亡的30萬生靈。
國家公祭日的設立使得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上升為國家層面，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81年前的今天，侵華日軍佔領南京，近30萬同胞慘遭殺戮，留下了人類文明史上最骯髒的一頁。
本期的年講，讓我們暫時拋開歐洲歷史的是是非非，沉痛追憶81年前這段讓所有中國人痛徹心扉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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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大屠殺發生那年，南京正處在新舊交替的變革時期，老南京、清朝的南京與民國政府的新南京共處同一時空——舊時代的痕跡在南京的街道上隨處可見：小販挑著扁擔、露天工廠的紡織工辛勤勞作；隨之而來的新氣象是柏油馬路、電燈和載著外交官的小轎車。幾乎無人料到，幾個月之後戰爭會降臨在這裡，血流成河。
8月初，中日軍隊在上海開戰後，南京政府被迫做好應戰準備。官員們要求居民對房屋進行偽裝，整個南京城內，人們將紅色屋頂和白色外牆漆成黑色，彷彿在籌備一場“盛大的葬禮”。
11月底，恐怖的消息終於傳到南京——上海陷落。隨著上海的淪陷，日軍正向南京進發。攻城在即，任何有些許能力、財力或機會的南京市民都選擇了出逃。當時，南京人口在100萬以上，到了12月，這個數字銳減為50萬
。留在南京的是那些走不了的人：老人、婦女、兒童，經濟赤貧或體質孱弱的人，他們幾乎毫無防禦能力。
在日軍的猛烈炮火下，中華門失守，日軍大舉湧入南京城，一場浩劫由此展開。
2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千年古都變成人間煉獄。
南京淪陷後，日軍在這裡大肆進行了一場世所罕見的殘暴屠殺。保守估計，從1937年底到1938年初，南京有超過26萬名
非戰鬥人員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無論是使用最保守的數字26萬人，還是最大數字35萬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都遠超過美國轟炸東京的死亡人數，甚至超過1945年底，廣島、長崎兩座城市在遭受原子彈轟炸後的死亡人數之和。
社科院歷史學家孫宅巍通過長期調研對大屠殺死亡人數做出預估：南京的慈善機構至少掩埋了185000具屍體，群眾個人至少掩埋了35000具，由日軍控制的民國政府掩埋了7400多具……孫教授推算南京大屠殺的罹難者數高達令人震驚的37.7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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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時代，大部分人變得麻木不仁，隨波逐流，但卻有極少數的人挺身而出，置所有警告於不顧，做出一些常人無法想象的壯舉。一些歐美人士，他們甘冒生命危險而反抗日本對中國人的侵略。
在南京的一批歐美人士決定模仿上海建立中立區，在20幾位外國人的保護下，中立區成了南京的安全島， 隔離著5萬日軍對南京城的蹂躪。安全島總共安置了二三十萬中國難民：留在南京的中國人幾乎一半人口都在安全島，那麼另一半很可能都死在了日軍手裡。
南京城中的安全島
讓我們記住這兩個名字：約翰·拉貝和威廉明妮·魏特琳。
約翰·拉貝。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副部長。沒錯，一名納粹黨員。在拉貝家的院子裡，有一面很大的納粹旗幟，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單做的。當初放這面旗幟是為了讓日本飛機看到不要投下炸彈，後來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後能夠“繞道而行”。旗幟下面藏著的，是拉貝在自家院子裡收留保護的600多名難民。
而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竭盡全力地維護安全區的秩序和糧食供給。在恐怖的氛圍中，努力讓難民保持對未來的希望。拉貝將自己在這場東方浩劫中的所聞所感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來，《拉貝日記》成為控訴日本人在南京暴行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拉貝故居紀念館位於南京市廣州路小粉橋1號
威廉明妮·魏特琳。當時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和院長，是南京大屠殺開始後的幾周裡留在南京城內屈指可數的西方女性之一。南京陷落前，她拒絕和其他美國人一起撤離南京，而選擇留守保護女學生。
多年以後人們仍然懷念她，不僅因為她曾奮勇保護數千名中國婦女免遭日軍蹂躪，還因為她保存的日記非常珍貴。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日記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描繪了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位目擊者的精神世界，因而會像《安妮日記》一樣為世人認可。
威廉明妮·魏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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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日本影響輿論的方法是使用其慣用伎倆——
掩蓋真相：首先，日本媒體宣傳南京城內一切安好；接下來，日本政府批准了為日本遊客精心安排的南京之旅：“他們被小心翼翼地引領著，穿過幾條少數剛剛被清理過屍體的街道，優雅地將糖果分給中國兒童，甚至拍拍這些驚魂未定的孩子的頭。”
照片上的翻譯是“日本人給中國小孩吃奶糖”，除了孩子惶恐的眼神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另一方面，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竭盡所能地對日本密集的虛假宣傳攻勢進行反擊。
來自歐美國家的傳教士無一例外的都是能言善辯的作家和演說家。對日軍暴行的生動描述不僅出現在他們的日記中，還出現在信件和報告裡。這些信件離開南京，刊登在《時代週刊》《曼徹斯特日報》等海外媒體上，揭開了日本虛偽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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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給南京這座城市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按照1939年的美元市值計算，遭日軍摧毀的公共財物價值總額約8.36億美元，私人財產損失至少1.36億美元，這還不包括被日軍掠走的珍稀文物的價值。大部分的破壞是由縱火造成的，從南京陷落之日起，城內的火災一直持續了6個多星期。幾周以後，日軍就已將全城三分之一的地區和四分之三的商場燒成灰燼。
南京的苦難終於在1945年的夏天畫上句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一位南京居民回憶，日本投降後她躲在家中，等她出來時，日本人已經走了，撤離得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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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稱東京審判，於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首都東京開庭。東京審判的規模之大令人震撼——共吸引了20多萬名旁聽眾和419位證人。庭審紀要多達49000頁、1000萬字，包括779份書面陳述和口供以及4336件法庭物證。這場被稱為“世紀審判”的東京審判持續時間長達兩年半，這也是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罪行審訊。
東京審判資料圖
法庭認定，在對待戰俘的殘忍程度方面，日軍甚至超過了納粹。囚禁在納粹集中營的美國戰俘死亡率為
1:25，相比之下，遭日軍囚禁的美國戰俘死亡率則高達1：3。7
同樣發人深省還有守護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的命運。儘管他們為保住在南京的中國人付出了精力、犧牲了健康，但生活和後人並未給予他們應得的回報。
關於這些被遺忘的二戰英雄，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出色的專著，當然更沒有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引起舉世關注的電影。他們的精神主要寄託在少數檔案館和藏書樓中，活在中國倖存者的心中。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南京大屠殺給威廉明妮·魏特琳帶來的心理創傷遠超預期。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在成為神話傳奇的背後，是一個脆弱而精疲力竭的女子。
1941年5月14日，在她離開南京一年之後，魏特琳在家中用膠帶封住門窗的縫隙，打開煤氣自殺。
約翰·拉貝離開南京後的命運也非常坎坷。1945年，德國戰敗，因為是納粹黨員的身份，拉貝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甚至投入了監獄。1946年，同盟國法庭宣佈他無罪釋放，64歲的拉貝開始衣食無著，生活拮据。
在他最艱難的時刻，曾收到了一張2000美金的越洋匯票，匯款人寫著：南京人民。中國人沒有忘記拉貝。但沒多久，1950年1月的一個晚上，因為中風，拉貝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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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南京大屠殺這一恐怖暴行和日軍在戰爭期間的其他暴行是一種名為“壓迫轉移”的現象導致的，現代日本軍隊自誕生之日起就潛藏著極大的施暴隱患。
第二個因素是宗教。日本軍隊為暴力賦予某種神聖的意義，將其視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產生的力量同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驅策歐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樣強大。
後記
無論戰後的事態如何發展，南京大屠殺永遠是人類歷史上的汙點。然而，這一汙點之所以如此令人生厭，是因為歷史從來沒有為南京大屠殺寫下恰當的結局。甚至到了現在，日本的修正主義勢力依然試圖將受害者埋葬在被遺忘的角落。
無論是歷史的美好，還是歷史的災難，都需要真實。
今天是國家公祭日。
擦清歷史的鏡子，走好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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