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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一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陸老師高度讚揚了高考的公平性：
“對個人而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意味著所有參與者得到同一條準繩的檢驗，這種檢驗把基於努力和才能的學業成就作為人才選拔的最高標準，排除了身體外貌、家世背景、鄉土地域、財產收入、社會資源等各種先天不公平因素的直接加載。”
這樣的公平不正是我們所追求和堅持的嗎？
全文如下。
1、什麼是高考精神？
2017年是恢復高考40週年。揹負著應試教育、以分取人、學業負擔大等諸多“罪名”，高考穿過了教育改革的風風雨雨。實際上，我們俗稱的“高考”並沒有一個定型，每個省級行政區的考試招生方案也不盡相同。然而，不論具體方案怎麼改革，這項國家考試製度得以存續至今，是因為人們心目中的那個“高考”有一系列其他制度無法替代的優越性：
對個人而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意味著所有參與者得到同一條準繩的檢驗，這種檢驗把基於努力和才能的學業成就作為人才選拔的最高標準，排除了身體外貌、家世背景、鄉土地域、財產收入、社會資源等各種先天不公平因素的直接加載。
對國家和社會而言，高考低成本、高效率地實現了全國每年近1000萬考生的分層，它對人才粗篩的總體有效性是全社會用人單位有目共睹的。
實際上，我們只有高考這一項制度承擔著全國範圍的全面人才選拔的使命，這種選拔不只為了個人幸福，更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每個人的學力得到公平的對待，同時簡明高效地實現國家級選才，這就是“高考精神”。
2、高考精神的起起落落
近些年來的改革究竟是發揚了還是削弱了“高考精神”？
首先，2016年高考改革的多項舉措確實扭轉了過去與“高考精神”背道而馳的一些趨勢。十多年前開始的分省命題使得不同地域的人才遴選準繩不再一致，此次改革已經開始縮小分省命題範圍。過去自主招生設置在統一高考之前，大學自主的裁量權很可能突破高考底線、架空高考的選拔性，此次已經將“三位一體”等自主招生改為統一高考之後，使得大學自主的精細化選拔能夠在高考分層的大框架之內進行。這兩項改革都實現了筆者先前撰文呼籲的“統一命題”和“先粗篩，後細篩”。
此外，減少和規範考試加分，取消體育、藝術特長生加分項目；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區、人口大省的高考錄取率；完善和規範自主招生，嚴控自主招生規模；通過探索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推動高中素質教育；推進高職院校分類考試；深化高考考試內容改革等。這些設計來自多年的實踐經驗，加強了統一選拔的公正性，符合高考精神，有明確的進步意義。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此次高考改革有一項措施存在方向性失誤：在賦予學生選擇權的名義下，科目選考和多次考試。改革後，學生可以選考不同科目的組合，達數十種之多，嚴重損傷了高考作為統一準繩的本質。統一準繩既保證了公平性，也是選拔有效性的前提。此項改革看似尊重學生興趣、減輕學業負擔、文理不分科、改變“一考定終身”，據稱還附帶培養選擇能力等素質教育意味……這些設想卻在2016至2017年的實踐中被事實戳破，不僅上述目標在現實中全都走偏，還使得高中教育越發應試化，大學教育起點被擾亂。
3、田忌賽馬：科目選考亂象
新高考可以在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政治任選3門科目考試，然而不同科目組合的總分之間根本不可比，於是制度上把分數轉換成了每門科目基於排位的等級，比如在某一科目一次考試的所有考分中最高5%的分數轉換成A等。於是，一個考生的科目等級不取決於他實際上考了幾分，而取決於他的水平和同批參加該科目考試的其他學生的水平之比。該操作理論上使不同科目按等級可比，實際上依舊不可比，因為每個科目的應考群體不同，在不同群體中取得的相對排位根本無法等價。由於這種將折算操作顯而易見的漏洞，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學生就會選擇避開和較高水平考生一起考試的科目。所謂“我們不要去做分母”，造成了物理被普遍放棄的現象。同時地理科目大受追捧，地理教師驟然變得稀缺。從同一個邏輯出發，甚至還有家長被鼓動參加考試，為的是做大分母，抬高自己孩子的此次排位。這些異化亂象不能歸咎於考生或家長，也不是技術上調整算法就能化解的。在選考科目的規則下，最佳策略就是“田忌賽馬”——避開強者去和弱者比。
可是，高考精神並不是精明地選擇和誰比，而是所有人在一起公平地比試。
“對個人而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意味著所有參與者得到同一條準繩的檢驗，這種檢驗把基於努力和才能的學業成就作為人才選拔的最高標準，排除了身體外貌、家世背景、鄉土地域、財產收入、社會資源等各種先天不公平因素的直接加載。”這樣的公平不正是我們所追求和堅持的嗎？
高考改革實施第一年後，“棄考物理”現象的突出爆發引起了社會關注，但說到底，報考數據是容易美化粉飾的，人心向背卻不言自明。如果只是著眼於提升物理選考人數，使各種科目選考看起來均衡，無異於“頭痛醫頭”式的做法，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根本在於科目任意選考動搖了可比性，統一的準繩被拆解，當選材的公平和效率都大打折扣，高考也就名存實亡了。
4、迫使學生屈從於謀算利己主義
高中生真的有能力做出科目選擇嗎？難道高考是一項鼓勵興趣、歡迎試錯的制度設計嗎？在尊重學生的興趣和自主權的名義下，高考幾乎忘記了自身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根本定位。科目選考的放權違背了教育規律，淪為得不償失的縱容。根據人的身心發展，每一個教育階段都有不同的發展目標。
高中階段是全科教育，在全科學習中學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科目傾向，但不至於像大學那樣進入分科學習的專業化軌道。起初，這種能力和心智結構特徵的傾向是模糊的，有待檢驗的，所謂興趣是架空的、稍縱即逝的。如果不充分地開展學習和考試，根本談不上興趣、特長。高中三年的學習以及高考都是學生逐步把握自身才性的必要過程。全科的學習，迎接全面的考試檢驗才最能支持學生為自己的未來做出理性判斷。更重要的是，判斷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理解人類文明建構的知識體系，認識國家社會的近期需求和長遠發展趨勢，從而樹立具體的志向，走出自己的道路，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過程，恰恰需要大學本科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共同作用，根本不是單憑高中教育所能承擔的。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給予選擇並不是教育，學會選擇需要教育。讓高中生在高一高二就投身科目選考的軌道，並且自我承擔後果，這是粗暴而不負責任的。高考顯然不是輕易試錯的場合，大學本科教育才是真正提供選擇教育和較低代價試錯機會的階段。事實上，絕大多數高中生既不是憑興趣，也不是根據志向來選考，他們自己的志向還沒有樹立起來，在高一就已經不得不聽由閱歷豐富的家長和一些所謂生涯規劃營利機構的擺佈。這次改革看似推崇選擇性，其實根本不尊重學生自己去尋找真正的內心所向，沒有給成長留下空間，反而迫使高一高二的學生立即終結不確定的自我生長，聽命於成人的精明世故，把他們過早地推入應試軌道。
科目選考大大加強了投機取巧、規劃謀算在高考中的分量，應驗了“學生考得好，不如家長、老師選得巧”。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哪裡是鍛鍊“選擇能力”，分明助長了謀算的投機心理、精緻的利己主義。5、大學教育質量起點受損
科目任選不僅造成考試失序和失效，也使得大學教育起點混亂。大學教育需要以相當的基礎教育水平為前提，高考本應該成為大學入學學業準備的制度保障。過去由於分省命題的關係，大學教師得設法照顧到不同生源地學生在某些知識上的缺失，這通過課外開小灶、同輩互助、視頻資源等尚可彌補，畢竟雖然考綱有差別，但學生的能力都經過一定的選拔。所謂“高考改革元年”的2017級新生憑藉五花八門的選考科目入學之後，教師不得不面對在存在大片基礎知識缺失，而且在某一科的學習能力上完全沒有經過選拔檢驗的學生，尤其是理工科避開了物理，人文社科避開了歷史的情況。同一個課堂上，學生們的學業準備差異巨大，對教與學都造成很大麻煩，這種本不必要的麻煩將從根基上危害到大學教育的質量和效率。
以筆者所在的復旦大學為例，作為典型的高水平綜合性大學，約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要修讀“大學物理”課，因為它是絕大多數理科和工科專業的必要基礎。最近2017級本科生的“大學物理”第一次統考成績剛出，上海、浙江生源學生不及格率比過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達30%）。老師和學生都承認，2017級沒有選考物理的學生入學時基本只有初中物理水平，哪怕大學老師關心、同學幫助、自己努力也難以彌補巨大的學力差距。這種制度性的不及格對學生的學習自信和興趣造成嚴重打擊，起步就大幅落後，劣勢不斷累積，可能再也打不開通向專業成就的大門。在物理教育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清華大學朱邦芬院士為此親自深入浙江多地中學考察，奔走呼籲，筆者也訪問了許多一流大學的教授，他們均為此次科目選考改革的弊害深深憂慮。從國家綜合實力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宏觀趨勢來講，我們需要紮紮實實地培養大批工業領袖、工程技術人才，高中生逃避物理的大勢說明，如此改革並不符合當前的國家戰略。
另一方面，
為什麼大學在招生錄取時不能嚴格限制選考科目？制度設計者也發現，實際情況違背了初衷，2016年的招考中90%的大學和專業都沒有設置任何科目要求。那是因為任何一所大學都處在某一個層次的生源競爭之中。在考生面前，大學實際上並不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清華和北大要爭取最優秀的學生，普通的大學擔心招不足相應層次的學生，過於嚴格、具體地規定選考科目很可能在招生中自設限制。
6、必考科目需要頂層設計
進一步講，文理分科是正常而自然的，多數人都能意識到自己有或文或理的稟賦傾向，從文理之分到逐步收斂方向進入特定專業的過程也符合高中與大學教育的銜接要求。我們真正反對的是為了應付考試只學文，放棄理，或者只學理，放棄文的嚴重偏科學習，文理分科本身不是問題所在。科目任意選考看似終結了文理分科，其實是把兩種偏科擴散成數十種偏科，因為可以不選考，所以放棄學習的現象更加普遍，又因為選考組合變得複雜、戰線拉長，棄學現象從高一就開始了。可以說，科目選考制度在縱容更加功利化、策略化的偏科學習。
在高考的制度下，考生和大學都處於各自的競爭之中，看似放開了選擇權，考生和大學卻都得不到選擇自由。因為競爭態勢下的趨利避害才是最佳選擇，博弈的本性奪走了真正的選擇自由。公平競爭是高考的本質，只要高考還是高考，放開的選擇權只能助長競爭博弈，不會賦予考生和大學選擇自由。改革前，有人批判高考這根“指揮棒”戕害了教育理想。殊不知，通過放權來削弱高考指揮棒效應，卻把考生和大學都推入了更深的博弈泥潭。如果
認清高考指揮棒效應的必然性，就會意識到，能阻止嚴重偏科學習，能夠使考試迴歸實力比拼的本意，能夠減少博弈因素的政策方向的，不是“選考”，而是“必考”。高考制度承上啟下，扼住了整個教育體系的咽喉，考什麼、不考什麼，應當是重大的頂層設計，政府不能放棄樹立考試標準、不斷優化考試內容的責任。有的改革方案中文科必考歷史，理科必考物理，可能是一項折中辦法，受到了大學教師的廣泛認可。真正值得下大力氣推進改革的是考試內容的優化。高考還是指揮棒，高考考什麼代表著國家樹立的教化目標：我們要培養什麼人？他應當有什麼樣的知識準備、什麼樣的學習能力、什麼樣的心智結構？高考內容的改革決定了這一系列至關重要的導向。確實要避免填鴨式學習、死記硬背、過度刷題，這就需要通過改革優化導向，強化正確導向，而不是削弱、打散學習的方向感。
7、多次考試加重備考應試負擔
同樣本著賦予選擇權的出發點，此次改革另一項創新舉措是多次考試，似乎要把學生從“一考定終身”中解放出來，減輕負擔。可是細細一想就會發現，所謂“一考定終身”是個偽命題，如果“一考”說的是“只有一次考試機會”，那顯然不符合事實，自從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齡限制，每年都有大約六七十萬的往屆復讀生、社會考生參加考試，他們並不會受到錄取歧視。如果“一考”是指“一種考試”，那麼反而可以說，對所有人不分貴賤貧富，僅憑一種考試就能夠切實開啟階層向上流動的道路，並且每年都有這樣的機會——還有其他什麼社會制度具有如此好處？高考早就不存在“一考定終身”的問題，一定要說“一考定終身”的話，中考才是。
一開始問錯了問題，於是無法對症下藥。事實上，高考中一門科目多次考試會加重學業負擔，擾亂高中教學秩序。以某地改革後的英語科目為例，每位應屆生可以在高三階段考兩次，取其中較高分記入高考成績，而其他科目都考一次。表面上，英語考場內外學生表情比以往輕鬆了，家長送考也減少了。實際上，九成以上的學生都去考了兩次——哪怕能再高一分也好。在許多“精明”的高中，高三第一學期末其他科目教學都會暫停，讓位於準備這門記入高考的英語考試。雖然高考英語總分有所降低，但由於兩次考試，反而變成最受重視的科目。道理很簡單，日常教學固然重要，但複習應考總是更緊迫。考試次數越多，備考的投入越大。如果更多科目都變成多次考試，備考戰線會拉得很長，必然大量擠佔正常的教學時間。所以，多次考試減輕的只是考場上的緊張，卻會使平時的高中教育更加應試化。
8、個性化地學習，統一地考試
大道至簡，高考改革不應使選擇高度複雜化。
在下一代的教育和重大的人生經歷中，我們設計的制度要讓每一個上大學的孩子都切身體悟到利己主義的精密謀算才是社會秩序和人生道路選擇的本質嗎？從政策出發點來講，不論是科目任意選考，還是多次考試，不應該把選擇權視作絕對價值。賦予選擇權只能增添虛幻的獲得感，並不能減輕負擔。
培養真正的選擇能力需要設置在一個容錯的情景（顯然不是高考），耐心地尊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斷自我審視：我究竟如何才能學得更好？我在學習中擅長做什麼，不擅長做什麼？什麼才是適合我的學習發展路徑？而不是一進入高中就必須立即決定：我採取什麼選考策略更合算？
我們在提倡素質教育的同時要認識到，學習成長不只是個人自己的事，要成為社會的一員，從小到大，從地方的到國家的，參與公平的考試選拔也是成長中不可逃避的環節。作為勢必要經歷的一次國家遴選，高考越簡明直接，負擔越輕。
真正的獲得感來自更豐富多樣的教育供給。有效的學習是個性化的，讓學生能夠在學習的難度、進度、節奏、學習方式上擁有更多選擇自由度是真正的進步，比如分層走班制、分快慢班等。公辦學校要能夠提供卓越的教育資源，而不只是在所謂“減負”的要求下束手束腳。主管部門應當給學校和老師特別是公辦學校及其一線教師開放更多自由度，激活豐富而有質量的教育供給，也要使學生有機會選擇符合自身稟賦條件的個性化學習方式、適合自己的老師和同伴。現如今的公辦教育卻不允許學生自由選擇學校教育供給、無法選擇個性化的學習路徑，反而要求自由選擇考試。這種顛倒結構繼續下去，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優秀教師和有學業追求的學生離開公辦教育系統。總之，教育改革要增加獲得感和滿意度，選擇權應當落實在學習過程而非考試。
小結
每當教育主管部門承擔起壓力，直面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差異，出面主持教育公義、樹立教化標準的時候，其改革政策就能鞏固高考精神並提高高考效能；每當放鬆選拔性，既提不出卓越教育的標準，又要迎合所謂“素質教育”而非真正素質教育的呼聲，委權推責的時候，高考精神就會失落，高考效能會大幅降低。
當前素質教育的疲弱並不能簡單歸咎於高考指揮棒太硬——必須跳出這種思維定勢。對國家頂層設計而言，真正的素質教育要實現，絕不可能是以消除選拔、做空高考為手段和途徑。統一公平有效的考試選拔與正心樹德美材的素質教育都是中國教育體系應當確立的核心價值追求，是中國現代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兩塊基石。面對兩者在教育過程中所存在的良性內在張力，政府應當擔任起“執中者”的角色，在更高的治理水平上支撐起一種有活力的均衡。如果說中國現代教育體系能建立與我們國家綜合成就相匹配的自信，乃至做出世界級的貢獻，就必須在把握高考精神和素質教育的平衡之中開闢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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