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這是第幾次到無錫了。大巴把我們從常州接到無錫，在市民中心飯後，送到賓館安頓下，就來到了南長街。
比起常州的運河從城外流過，水面寬闊，無錫的運河從市中心緩緩流過，南長街順著運河伸展。兩邊白牆黛瓦的江南名居依水而建。說是老街，有些建築也應該修建的，但總體格局和部分房舍以及標誌性的橋樑是舊物，這在假文物遍地的今日，已屬不容易了。
坐在榮氏家族捐修的大公橋旁邊的石亭子內，我和幾位朋友聊起在近代民族工商業勃興後，無錫等江南城市形成了民間自發的秩序。在那個時期，民間有著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自我發展的動力。
民國初年，南上、下塘兩側計有十三家絲廠，來絲廠工作之女工，需乘船擺渡過運河。1929年，振藝絲廠一名女工在擺渡時不慎落水身亡，廠主許稻蓀為解決擺渡過河的安全隱患，便集資建橋，榮德生知情後，亦襄贊建橋。這座在清名橋與跨塘橋之間的橋樑完工於1930年4月，並定名“大公”。大公橋系三跨鋼筋混凝土橋，已非此前江南常見的石拱橋。
距離大公橋很近的絲業博物館建在永泰絲廠舊址之上。該廠在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無錫籍資本家周舜卿與薛福成長子薛南溟一起在上海創辦，後來薛南溟將廠子遷回故鄉無錫。
“南溟”一名，應當出自《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薛福成是曾國藩的重要幕僚，其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倡導的“洋務運動”助力甚大。特別是他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5月， 以賞二品頂戴、三品京堂候補的身份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遊歷亞歐諸國，大開眼界，也更加認識到中國要自強，必須重視商業而非將商人視為四民之末，中國不但要在器物上還應該在制度上學習西方。
讀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我是有感嘆，這位一百多年前的士大夫見識的清醒與高明。如其對西方議院的認識，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日記記載：
泰西諸大國，自俄羅斯而外，無不有議院。……議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議政事，以協民心為本。大約下議院之權，與上議院相維制，上下議院之權與君權、相權相維制。
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壟斷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謂之‘賤丈夫’，中國數千年來，無愚智皆知賤之，……貶之曰‘銅臭’斥之曰‘守財奴’，中國之習俗然也。泰西各國最重議紳，議紳之被推選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選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實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為彼皆不憂衣食，專顧體面，未有不竭誠謀國者。
薛福成
今天我們熟知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知道人在滿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後，便有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人性是相通的。不能說西方國家沒有貪腐，但貪腐現象比較少，除了權力的制約和媒體、在野黨的監督外，重要的公職競選者往往已經在財富方面實現了自由，轉而投向政界，以求更高的自我價值實現，如特朗普。而中國古代“千里為官只為財”，寒門子弟出仕為官，首要是解決自己和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的衣食問題。這樣的利益驅動下，靠道德自律和朝廷自上而下的監督來維持為政之清明，實在是很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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