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代的紅色戀情:男女比例失調引發一樁情殺案

黃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當時一個人人心裡都明白、人人都不願意直說的問題——男女比例失調。《延安文人》一書中這樣寫道:1938年前後,延安革命隊伍裡的男女比例為30∶1。到1941年前後,男女比例稍有緩解,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為8∶1。男女比例的巨大懸殊,讓那些來自全國的青年女性成為延安街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

延安時代的紅色戀情:男女比例失調引發一樁情殺案

本文摘自《史客1202·兩情》,薩蘇主編,金城出版社出版。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37年10月,中國抗戰正如火如荼,在延安,一起離奇的兇殺案卻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這起兇殺案因逼婚而起,官司打到了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卻遲遲不能做出。

兇殺案主角叫黃克功,男,26歲,江西南康人,少年時就參加紅軍,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犯案時任抗大第六隊隊長;被害人叫劉茜,女,16歲,山西定襄人,曾在太原讀書,抗戰爆發後放棄優越的家庭環境投奔延安,被害時為陝北公學的學員。

據載,劉茜曾在抗大與黃談過朋友。到陝北公學後,她開始疏遠黃克功。黃以為劉另有所愛,遂起了殺人洩憤的動機。

邊區高等法院在刑事判決書中這樣描述了案發的經過:

黃克功於10月5日晚飯後,帶備勃郎寧手槍,……在公學前適與劉茜相遇,黃即招劉茜走向河邊散步,……適天已入黑,……黃即向劉談判,要求公開宣佈結婚;劉予以嚴厲拒抗。……黃克功失卻理智,竟以打敵人的槍彈對準青年革命分子劉茜脅下開槍,劉倒地未死,尚呼救命,黃復對劉頭部再加一槍,劉即斃命。

黃克功逼婚殺人案震動了中共高層。他雖只有26歲,卻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初審時,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等公訴下,邊區高等法院判處黃克功極刑。

舒湮在《戰鬥中的陝北》中這樣記述黃在判決後對法庭的陳詞:

是我殺了劉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樣的罪。但是,請你們念著我10年來在紅軍中奮鬥的戰績,給我一條自新的路罷!我並不畏死,可是我卻情願死在戰場上。……把這顆結束我的生命的子彈,用來射擊我們民族的敵人吧!

黃的陳詞在法庭內外激起強烈反響。法庭辯論時,不少旁聽的老紅軍幹部痛哭流涕,要求免除他死刑,以將功贖過。審判組甚至收到一封署名“特區隊”的信,其中言:現在正是抗戰,劉茜死,革命已受損失,黃克功若被處死刑,革命更受損失。

為求得到將功補過的機會,黃克功在初審判決後上書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毛能親自出面為自己說話。那麼,毛澤東如何回應黃克功的請求呢?

實際上,黃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當時一個人人心裡都明白、人人都不願意直說的問題——男女比例失調。《延安文人》一書中這樣寫道:

1938年前後,延安革命隊伍裡的男女比例為30∶1。到1941年前後,男女比例稍有緩解,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為8∶1。

男女比例的巨大懸殊,讓那些來自全國的青年女性成為延安街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

烈群在《大公報》上這樣描述1938年新年時延安街頭的景象:

各機關都放假了,冷靜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軍人,看來更加出神,她們談著,笑著,一點沒有什麼拘泥;她們穿著那龐大的灰布棉衣,雞婆似地跳著,怪天真的,誰敢說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由於延安火熱的革命氛圍,當年延安的女性不論裝束還是性格,確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時邊區婚姻法雖規定男女婚戀年齡為男20歲,女18歲,但很多青年女性不願因過早婚戀而影響工作和進步。

劉茜就是因此而拒絕了黃克功。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劉茜,是因茜草為紅色染料,表達了她對革命的嚮往。她在生前給黃克功的信中言:

我們還是講講廣義的愛吧!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四萬萬多的同胞正需要我們的愛哩!……你愛我嗎?而你更應愛大眾!

曾是新聞記者的趙超構在《延安一月》中回憶:

女性的氣息,在這裡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燙髮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誇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面寡慾的背後,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窯洞裡悄悄成就了他們的紅色戀情。英國女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一書中這樣描述延安青年的戀愛:

在公開談論中是不贊成搞兩性關係的,但在漫長冬夜溫暖的窯洞裡卻是人們經常談及的話題。

曾在延安評劇院工作的任均與魯藝同學王一達就在延安戀愛、成家。任均這樣回憶她與王一達在延安結婚時的情景:

我們分配到了一個小窯洞,……只有我拿來了從家裡帶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個小柳條箱子,一達卻沒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陝北老羊皮襖和一塊破布單子,連被子都沒有。……雖然家徒四壁,我還是為結婚而認真地做了一個枕套——沒有那麼多布做一對枕套。這是我們結婚時,家裡唯一的新東西。

相比任均、王一達夫婦,很多新婚男女卻因條件限制,依舊分住在集體宿舍,只有週末才能申請到窯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團聚。當年延安公職人員的住宿雖一律免費,夫妻週末在“青年宿舍”團聚卻要繳費。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在回憶錄中寫道:

屋裡只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交5毛錢。每到週六,小兩口揹著被褥來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裝回到各自的戰鬥崗位。

然而,即使這種露水夫妻,也讓延安很多光棍們羨慕不已。特別是那些像黃克功一樣,走過長征兩萬裡,屢立戰功的老紅軍、青壯年幹部,更把目光盯上了那些來自大城市的文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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