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晨云，小编前面发了一篇南宋末年蒲寿庚叛变降元，在泉州城大肆屠杀南宋宗室士族百姓和官兵数万人，自此南宋小朝廷在东南沿海无立足之地，崖山一战后南宋正式灭亡，从此崖山之后无中国，国人从此度过了近百年的四等公民悲惨被奴役的生活。
蒲寿庚降元后，受到元朝政府极重恩赏。1277年，元政府在泉州设立行宣慰司兼领行征南元帅府事，并沿袭宋朝制度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蒲寿庚被授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1278年元政府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使泉州除管辖原来的七县之外,又增加南北二录事司，泉州地位又大大上升。这年三月,蒲寿庚被任命为行中书省事管理整个福建及沿海部分郡。整个元朝，蒲氏家族“显贵冠天下”，权倾泉州级十年。蒲寿庚死后，其子蒲师文继承其位，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蒲师文后，其子蒲崇谟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中进士，仍任平章政事。蒲氏家族三代皆出“平章”，平章就是元代地方行省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最高领导人，地位显赫无比，加之长年垄断海舶，掌控海上贸易，财富势力达到顶峰。不过，到蒲家第三代，如蒲崇谟已经应举入仕，家族管理市舶事务主要是蒲师文的女婿那兀纳，而这位那兀纳便是“亦思巴奚之乱”中的重要人物。
南宋的海外贸易原本就极为繁盛，元朝是中国历史中最为鼓励商业，对于商人最为优厚的朝代。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更是空前繁荣。到元代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达到一百四十多个;元代进口商品品种达二百五十种以上。
元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橄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设市船司管理海外贸易。这些城市中，泉州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港口，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泉州和地中海商业城市亚历山大港进行比较，认为“假如有一艘胡椒船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基督教国家,那就会有一百多艘船开到刺桐港(泉州港)”。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看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
伊本·白图泰居住在泉州的穆斯林聚居区，他发现，“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有这样好的环境，大量的海外客商便在此定居下来。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掌握世界贸易的，是穆斯林商人。跨海来到泉州的蕃商也大多是穆斯林，他们来自阿拉伯、伊拉克、波斯、小亚细亚、中亚各地。在泉州，虽然也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摩尼教徒聚居区，但和穆斯林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蕃商成了规模，需要有管理部门。宋代为了管理蕃人巷，“置蕃长一人”，由蕃商自己选出。蕃长的职责其一是要负责将政府的各项法令下达给商人；其二是负责代替政府对蕃商征税；其三是承办政府采买海外商品的事宜；其四是行使司法权，如果蕃商之间发生争执，由蕃长处理，中国人和蕃商发生争执，小事由蕃长处理，大事则交付中国官府。元朝继续沿用这一制度。
中国称之为“蕃长”，而穆斯林商人则将之称为“沙班达尔”或“亦思巴奚”。这个名称是波斯语，意为“港务长”。源于古代波斯商人在各地经商，形成许多波斯人聚居的社团，“每一个社团都有头领，在当地与当局的全部交涉中，都由头领代表团体成员”。后来成为各国商人团体的通例，早期的亦思巴奚是从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商人中遴选，但到十三世纪，因为穆斯林商人几乎垄断了各地贸易，因此各地的亦思巴奚都是由穆斯林商人担任，泉州也不例外。元代时的泉州外国侨民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势力最大，人口最多。
亦思巴奚兵乱是元朝末年的1357年至1366年间在福建发生的一场长达近十年的以波斯色目人军队“亦思巴奚军”为主的军阀混战，由于“亦思巴奚”是泉州波斯人的武装，因此此事件也被称为“波斯戍兵之乱”。元朝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将民众分为四等，包括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泉州番人作为色目人，等级要高于被列为最低等级（第四等）南人的当地汉族闽南人，因而番人得到了元朝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势力庞大。这些穆斯林商人中有不少是泉州的巨富，比如蒲寿庚家族在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期间主持泉州市舶司，家产不计其数，其仆人就有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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