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雖然戰亂不斷，流血漂櫓，可卻也形成了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漢唐之際，更是給了國人以挺立千秋的脊樑和光耀四方的榮耀。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宋朝可謂是一道分水嶺，宋前國富民強，文化鼎盛，宋後，國家淪喪，兩度被異族侵佔，認真觀察這兩個時間段，你會發現一個現象，漢唐的漢奸較之宋明實在小巫見大巫，而宋明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於漢奸對異族的投誠。
漢唐是我國曆史上最為輝煌的年代，那個時期主要是世家大族和皇室共天下的格局，隋朝之前，科舉出現前的官場選拔人才用的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曹丕使用九品中正制度之前，普遍適用於察舉制，因此，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還是門閥制度，皇帝雖然坐鎮金鑾殿，可未必就能為所欲為，中央集權有著很大程度的掣踵，這段歷史就是朝臣大族和皇帝之間的政治博弈。
在宋朝之前，中原戰亂也是時有發生，可最終在面對異族之時，幾乎都是碾壓或者寧死不屈的態勢，南北朝時期，前秦南征東晉，此時是世家大族鼎立支持才有了淝水之戰的勝利，由此有一種言論是：門閥士族是阻礙國家發展的障礙，可卻因為和國家利益高度一致，所以在面對外敵之際，漢奸出現的並不多，反而是科舉盛行之後，寒門子弟登上歷史舞臺，他們成為了後世漢奸的主力。
這種結論是基於一些歷史的事實，可是卻很是有些片面，不足以令人信服。
儒家思想，作為統治工具是在漢武帝時期實行的，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朝代更替之際，文武並濟的儒家學說被篡改的有些面目全非，從宋朝開始，孔孟思想的地位是越來越高，大儒們不斷把私貨強塞於儒家學說之中，以此來迎合統治者，如此本來是強調“民貴君輕”思想的聖人之學，變成了一種偽學說。程朱理學講的是“存天理，滅人慾”，誇誇其談，打著報效國家而行卑劣行徑的朝臣實在是不少，以聖人的標準來規範每一個讀書人，久而久之下，孔孟儒學教出來的很多都成為了表裡不一的偽君子，人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中樞朝堂一旦糜爛，我們可想天下的局面將會變成如何的不堪！
這是閹割之後的儒學，使得國民麻木不仁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而宋明之際國破家亡也就不再顯得驚訝，而難以理解了，再說說第二個原因。
凡事都能見證文化屬性的。所謂強勢文化下誕生的定然是強者，至少幾率是大很多，而弱勢文化演變出的是弱者，這是自然人文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漢唐強悍，是因為崇文尚武，文武之風盛行，統治者有著開疆拓土的野心，朝臣有著不服輸的血性和氣節，在強勢的文化之中，國富民強，自然是百戰而不怠。一句話“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不服就打，打到你服你止，我漢唐華夏有著包容萬邦的胸襟和氣概，但同樣也是有著“以直報怨”的狠辣和手段。
從五代十國開始，邊疆地區的異族逐漸強大，而中原淪喪也變得頻繁了，契丹佔據燕雲十六州開始，國民頻頻缺乏安全感，到金國入主中原，滅亡北宋，再到蒙古崛起，一統天下，覆滅華夏正朔，由此開始華夏進入到了一個被奴役的時代，幾百年的戰亂和弱勢，讓民眾感到的是一種習慣，習慣了弱勢，習慣了被欺負。漢奸的土壤是盛行在這種弱勢文化之中的，南宋，明朝出現了秦檜，蔡京，洪承疇、吳三桂之流，而且漢奸的趨勢是逐漸出現不少高官，國家的文化沒有再現秦漢隋唐的自信，就是因為幾百年的捱打而造就的習慣。
所以筆者認為除了儒家閹割的文化之外，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弱勢文化而導致的漢奸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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