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先生与夫人郭蕴宜女士合影
文 | 郭蕴宜
师昌绪——大小也算是个名人，但走在大街的人群里也就是个不起眼的小老头，这才是真实的师昌绪（图1）。
图 1 师昌绪与郭蕴宜
有一次师昌绪路过一个大型电子仪器专卖店想进去看看，不料走到门前就被门卫拦住，门卫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干什么？”他回答：“想进去看看。”门卫上下打量着他说道：“你知道吗，这不是一般的购物中心，这是卖高级电子设备的……”，话音未了，从楼里面走出来一位衣冠整洁的年轻人，打着招呼向他走来，招呼道：“师老，您也来光顾电子商城啊……”，此时，那个神气活现的门卫顿时惊呆了！一场闹剧就此告终。
事实上，师昌绪从小就是一个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呆娃。他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农村里，也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院周有着高大的围墙，墙角还有炮楼，家中骡马成群，还雇有长工。但是，家中老幼四十口人的生活却十分艰苦，同吃一个大锅饭，终年也很少见到肉，他小的时候每次见到有肉都追着喊“肉，肉，肉”，傻乎乎的，连他父母也认为他是个“傻子”（图2）。
图2 1956年师昌绪先生与家人合影（后排右 1为师昌绪、右 2为郭蕴宜）
师昌绪初进小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看到他那衣衫破旧的样子，就想方设法地罚他清扫教室，对此，他并没有做任何争议，而是把教室清扫得干干净净，最后一个走出教室回家。一个学期结束后，他成了全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其他人也开始另眼相看。其实，他的智商并不高，但他肯刻苦、爱用功，以惊人的耐力获得了所学内容的精髓，也初步表现出他为人处世的素质和能力。
小学毕业后，升学的选择也是个难题，师昌绪的家庭虽然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可是全家能供读大学生并不多，他也深知父母能力有限，读大学实在无望，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毕业后可以去当一个小学教员也可以有固定的收入，安稳地度过这一生。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保定二师）在当地颇负盛名，是个不收学费、半工半读的名校，是当地贫寒子弟的希望，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最后，师昌绪以高分被录取，当时欣喜若狂的心情是他毕生难忘的。保定二师校内楼台整洁、设备齐全，眼前的一切对他都充满了新鲜感，这让师昌绪也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他也深知可学习的实在太多了，在今后的岁月中一定要加倍努力，毕业后才能当一名合格的教师，过上平稳的日子。
日军侵华的炮火打碎了他的美梦，也打散了他那老少四代共聚一堂的家，各自走上逃难的征程。飞机炮火下的逃难经历没有把他吓倒，而是让他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对人生的认知。走出河北到达河南郑州，郑州是当年的交通枢纽，许多南迁的学校和大批流亡的青年学生都暂时落脚此地，国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给流亡学生发放了临时救济金，每天 0.8元钱，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同时安排各个学校都组织了“大学先修班”帮助流亡青年考大学。当时的他已身无分文，与当地流亡学生为伍，当然又是一个上大学的机遇，看到了新的希望，终于有机会可以读大学了。当时的情况是：学习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生活也没有安全的保证，许多同学都病倒了，这时的他发挥了乐于助人的本性，精心护理这些落难的同胞，从此也结识了一些患难与共的知交。与此同时，他在先修班内刻苦学习，以优良成绩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录取。这当然是大好的喜讯，但当时的他身上没有钱，西南联大路途遥远，南下的旅费实在拿不出来。经身边朋友研究讨论，最后结伴同行去了近处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图 3）。西北联大地处西北偏远地带的古路坝，当时国管区有三大坝：华西坝——教会学校华西大所在地，生活条件好、风景优美，被大家命名“天堂”；沙坪坝——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中学所在地，所以命名为“人间”；古路坝——地处偏远落后，连电灯都没有，只能是“地狱”了。师昌绪就读的西北联大就在古路坝，虽然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对他来说仍是难得的机遇，在暗淡的油灯下，挑灯夜读度过了他的4年大学生活。
图3 师昌绪学士学位照
4年后他以全校得分最高的成绩拿到毕业证，并被推送到资源委员会工作。资源委员会中有学识的人很多，老专家们大多是留学英、美的学者，青年的工作人员也多是全国各大学毕业的优秀人员。在这些优秀青年同事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以他的资历，考取公费出国应无问题，但是因他英文基础太差而落选，只拿到一个自费留学的证书，又是空欢喜一场，只能把那一纸证书收藏起来作为纪念品。命运，人力是无法改变的。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消息传来，当地的老百姓欣喜若狂，长期在日军欺凌下的老百胜总算有了抬头之日。但是事与愿违等到真正的中央大员到来时，连学生都分真伪，老百姓也再度陷入苦海的深处。不平的呼声再起：“想中央、盼中央 ，盼来中央更遭殃……”。那时，他被分配到东北的重工业区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启程北上路过西安，他还旧地重游访问了古路坝，平静、安详、依然如故。到达北京后，情况大不一样了，路上的行人低头走路，车辆也不多，偶尔走到一些大胡同外可听到“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声，面对这些现象，他感到迷惘和不解。抗战结束了，我们是战胜国，但眼前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到达鞍山后，他被安排给钢铁专家杨树棠做专职秘书，杨树棠也是河北人，为人爽快、和善，亲自带着他走遍了厂内的车间和厂房。但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厂内一些新型的设备都被当时的苏联红军搬回去了，但苏军（当时还是友军）就这样可以随便地把朋友家中的新东西搬回去，这样的现象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战胜国）对此将情何以堪。
实际上，内战炮火已经响起。不久，解放军进驻鞍钢，厂长经理都被关押起来，但忽略了对工程师们的管制，这样，一些工程师们就集体步行到沈阳，然后回到北京（当年的北平）。到北平后，师昌绪被安排照顾留在北平的几位协理的家属，从而得到接触一些上层人物的机会。当年的北平已是乱象一片，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不断，政府大量印发纸币使得民穷财尽，面对这些乱象他真的不知何去何从。迷惘中，他突然想起了高阁之上的那一纸出国证书。这时他已不是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备足了一定的安家费用，又帮忙筹足了出国的旅费，使他能扬帆远涉重洋到达了那所谓的“新世界”。
1948年 8月，师昌绪赴美留学，进入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并获“麦格劳·希尔”奖。初到美国的日子过得也是十分艰苦，经济上，他虽然能拿到当时教育部的资助，但他也必须省吃俭用，留下一些钱寄回家。更困难的是，他英语听力太差，课堂的讲解他几乎都听不懂，全靠自学。幸好，当时学校有不少中国的同学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一切的生活走向了正轨。那时，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在紧缩开支的情况下切断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支援。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勤工俭学，寻求每小时 0.8美元的小时工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在假期的时候，他非常勤奋地工作，赚到的钱除了交学费和生活费，还留有一部分寄回家用。在日夜兼程的努力学习与工作下，他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北洋大学发给他的聘书，这对当时的他是个天大的喜讯，回国迫切的心愿难以抑制。整装待发之时，传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消息，回国的愿望瞬间化为泡影。当时美国朝野一片惊讶，无奈之下，只能对中国的留学生下手，收了他们的护照，下令不准他们回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这样他可真的成为流落异国的流浪汉。无可奈何下，只能先找到工作生活下去，然后再想办法寻求回国之路。
他很幸运找到了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著名教授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成为他的博士后。科恩教授为人善良，在他的课题组工作也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的艺术和道理，师昌绪在认真工作的同时，也一直想方设想寻找回国之路（图 4）。MIT 的工作生活环境很不错，校园里也有很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有识之士也团结起来想方设法地寻求回国之路。最后，总算打通一切，终于踏上了回家的邮轮。
图4 1952年师昌绪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邮轮抵达了香港转达广州，他登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在火车上听到的是“共产党的天，是明亮的天……”，看到的是大片的绿色田地，听到的是田地上玩耍的小孩子快乐的歌声。那时正是号召向科学进军的红红火火的时刻，国家领导人对这批新生力量给予厚望。报到后，首先安排他们回家探亲或四处参观，然后再安排工作。全国各地的学校、科研单位也随他们任选，但当时的他不假思索地写下了“服从分配”，这样，我与他一同分配到东北的一个新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简称金属研究所）（图5）。
图 5 1956年师昌绪与妻子郭蕴宜合影
那时的东北，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研究所选择在那里，当然也是为建设新中国需要的钢铁合金研制和生产服务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东北（关外），是另外一个世界，民俗和习惯与关内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冬季的寒冷吓坏了许多外来人。市内交通很不方便，当时师昌绪还是背着行李步行走到的。金属研究所在沈阳的文化区，区内有几个学校竖立在绿油油的农田中，金属研究所的大院也显得格外出众，大院内人不太多，办完所有的手续后才知道所有的年轻学生都下厂去了，这样，他放下了行李就去了鞍钢。鞍山的街道依然如故，他走访了当年的领导杨树棠，由他带领着走入了鞍钢的工厂车间，看到当年被抬走的设备也都回归原处，他十分高兴，但是，杨先生低声告知这都是买回来的。此时他内心的感受难以描述，这就是我们一边倒的国家的所作所为吗？可靠吗？
回到金属研究所后，他无意中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这些无意间说的话又成了右派的言论，如果不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张劲夫和金属所领导高景之对他们这些从国外回来学生的保护，那“右派”的帽子一定会被扣上。这次运动对他来说真的是惊心动魄，从此之后，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此后他只能用业余时间抓生产研究工作，特别是要经常下厂指导，当时国防急需的是高温合金的冶炼和加工成形技术。那时大跃进的宣传工作热火朝天，市面上的各项供应特别是食品却日渐不足，最后他因营养不足和过度劳累病倒了。好在此景不长，政策上有所改变，迎来了一段平稳时期，使他在高温合金的新工艺方面有初步的创新。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风平浪静的时间没有维持太久，姚文元的大作吹响了新的狂风，这次师昌绪可没逃过，被送入牛棚，鞭打得遍体血肉模糊。最后在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政策下达后，他走出了牛棚，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本是农家出身，干农活他并不陌生，老农民的朴实善良，抚平了他肉体上的伤痛，也恢复了元气。他又活跃起来，还是管别人的“闲事”，一个年轻学者望着他的背影说：“看来，这老头没被皮鞭打垮，还照管闲事”。
不久，师昌绪被调到北京工作，接触面广了，管的事管得面也宽了，只要是建设的需要，国富民强的课题，他事事关心，事事过问，真的是成了“不务正业”的万金油。他的专业是金属材料研究与应用，但对军需的材料应用发展非常关心，他知道碳纤维是军用民用非常重要的战略材料，国外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对中国封锁不开放，他对此心急如焚。他身边对此项工作研制过程深知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件研制多年无结果不得不放手的一个课题，重拾这项研究说不定仍然会是个败局，将影响他的声誉。但他认为：“碳纤维是国防事业上非常重要的材料，碳纤维的研制技术不能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这个事情总得有人管，我作为研究应用材料的科研人员我不管谁管，如果思前想后，怕字当头，那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在他的强烈坚持下，感动了他周边所有的同志，由他牵头重新组织了碳纤维科研与生产及有关单位开始研制和试生产，在群策群力的刻苦努力下，初步试制成功的竟是一个民营小厂——光威碳纤维有限公司（简称光威公司），也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此，他经常去光威公司了解他们的研制和生产流程，也结识了光威公司的创始人——陈光威先生，一个读书不多但工作踏实、认真的老实人。陈光威熟悉厂内所有生产流程的每个环节，这些实际操作的知识是书本上和实验室结果中所找不到的。可能就是这些实践常识成为他厂能独领群芳成功试制出碳纤维而突破国际封锁，师昌绪初步意识到，精英与工匠结合是成功的基础。他曾多次去光威公司了解他们的生产实验进程，碳纤维的试制成功他从心底感到高兴（图 6）。但当今，他想管和该管的事情太多了，有时感到无奈，无奈此生的坎坷，使他失去了很多为国家和人民而奋斗的时间。
图 6 威海碳纤维基地师昌绪塑像
生活中，师昌绪过得很节俭，除了喜欢吃红烧肉，别无其他要求。但在日常生活言谈中常常是不拘一格的。偶然的机遇可能会发现他考虑问题有点与众不同，说不定能制造茶余酒后的笑话。
举个例子，市场上买东西无论是食品还是用品总会挑选好的，自己满意的，而他站在一旁会发表他的高论：“你们都挑好的，不好的卖给谁呀！”一语惊人，连过路的小学生都看他像个傻子。这个当年大家庭公认的傻小子经过风风雨雨的锻炼，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名人，仍然傻气未改，这应说是他的本性“无我”，考虑问题不以自我的得失为前提，怪人也！这样的人应该是淡薄名利的，不考虑个人得失的。
师昌绪的一生历尽坎坷，从一个偏僻的农村傻小子到一个略有名气的科研人员，他本性的“无我”，应该说是他成功的基石。生性“无我”的人必然会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坎坷的人生经历也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多么重要，认识到，祖国的水土养育了自己，应该对祖国的兴亡负有责任和义务。但他自己认为艰难困苦也是机遇，可以锻炼人的意志。他曾经想过，如果没有逃难，他根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如果没有在国外沦为流浪汉的经历，也不会强烈地意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没有个人的幸福”。人老了，难免会忆旧，他回想起当时回到祖国的大地时，看到那一片安静祥和的环境，向科学进军时期图书馆和校园的朗朗书声，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政治运动”搅乱了。今天，好不容易日暖风和，他要抓紧时间，抓回他失去的岁月，尽一切可能做他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的有益事情。
人的资质不同，受教育和人生经历也各有不同，只要是抱有一个热爱祖国的赤胆忠心，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都会成为人格完美的人、受人尊敬的人。
最后我用一段诗句结束此文。
郭蕴宜手稿
作者简介：郭蕴宜，师昌绪先生的夫人，曾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从事高温合金、合钢相分析组织结构和性能研究工作。
注：本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18 年第19 期，原标题为：《悠悠往事 碌碌生平——印象中的师昌绪》敬请关注。
（责任编辑 卫夏雯）閱讀更多 科技導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