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朋友圈看见谩骂鲁迅的文章，我的朋友圈，应该是些很干净的人。对他们的谩骂鲁迅，我很诧异，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只能谈谈我理解的鲁迅，希望能让游移者对鲁迅更多一些理解。
早晨又重温几篇鲁迅的文章，感觉鲁迅乃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下意识同情那些受苦的人，至于会不会因此赤化，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不是精明的政客，不会计较诸多利害。他只是看见苦难就不平，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当然也有点世故。他恨铁不成钢，却还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我认为鲁迅一生都在为国人的心理痼疾而悲痛，他多么希望国人能治愈这些痼疾，能回返文明和正常的民族之林。他的愤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此不惜嫉恶如仇，得罪人无算。有些流氓也看出了国人心理的痼疾，但并不为之悲痛，反而心中窃喜，因为利用这些心理残疾，很可以为自己捞一把。在一般人，则把红肿说成灿若桃花，让国人沉醉在虚幻的自尊当中，浑浑噩噩，不知生死；在“英雄”，则用之打江山坐江山，奠定自己鱼肉国人的地位。鲁迅就如一个善良的长者，在街上看见一个残疾小孩，悲悯不已，急欲将小孩带到医院医治，却无能为力；因为正有另一种人，在逼迫这小孩去乞讨，甚或加重小孩的残废，以博取更大的同情，为自己获取更大的收益。诚然，鲁迅和后一类人是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目光敏锐，看到了国人的心灵扭曲，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和目的完全不同。有学者叫李劼者，将两者相提并论，可谓皮相之见。
鲁迅和施蛰存之间有一个著名的笔仗，施推荐学生读《庄子》，被鲁迅激烈批评。若断以常理，鲁迅的确略微过激，然而不理解那时的环境，又怎能理解鲁迅的反应？他说：“‘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老新党们知道国家要臻于富强，必须学习西方；新遗老却记吃不记打，又要回归传统，把玩国学，又要在粪水里载沉载浮，教他怎不愤懑。
鲁迅赞扬日本人做事认真，“诋毁”中国人，“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很少看见五毛骂他汉奸，倒是见很多公知骂他颠覆中华传统，却不知那传统吞噬了多少生命，催生了多少血泪。这个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胡适对冯友兰极为厌恶，对鲁迅则极宽容，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可惜很多公知不懂，还把鲁迅和胡适作为对立面，捧胡抑鲁。胡适和鲁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于文化传统的态度，他们都敏锐地看出，中国黑暗的文化传统对人格有何等大的戕害。
有人说鲁迅的问题，就是没留学过欧美。我不这么认为。一个人形成何种见识，恐怕更和性格和悟性有关。冯友兰留学过欧美，却满脑子帝王意识；傅斯年留学过欧美，却满脑子丛林思想。鲁迅的悲天悯人，对弱小者本能的同情爱护，很多留学欧美的人皆未梦见。
鲁迅说，写文章的人总不会去描绘大便和蛆。其实大便和蛆也是值得描绘的，至少可以给后人警醒，远离大便和蛆。他还是仁慈。
崇拜屠夫，大概是原始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在野蛮社会中，最能杀人的那位，肯定被目为英雄。这种思维，日渐文明后，才能逐渐摆脱。鲁迅也曾为此深深痛苦，因为国人的思维恰恰还处在原始时代。
鲁迅还没有想到有些国人的坏，坏得比他所说的“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还要彻底。那么多国人已经移民西方，在文明国家享受文明的好处，却从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歌颂中国的劣根性。这样的生物，他绝没料到。
有个朋友周游全球，曾对我说：“多出去看看，你就明白鲁迅为什么那么着急，中国的人，心智落后一百年不止。”我说：“我不出去，早已知道鲁迅为啥那么着急，因为眼前的荒诞，已经看饱。”在中国，有些右派也大骂鲁迅，不承认中国愚昧，要么是装傻意有所求，要么是真傻无可救药。
鲁迅曾感慨，日本人办事真是认真：“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我从中看出了鲁迅对中国人的悲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凡事只是做做样子；有人却看出了鲁迅汉奸，对中国人被抓说风凉话。人和人的大脑结构，竟如此大相径庭。
看西方的史书，可以看到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没中断思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包括中世纪），任泉问题；看中国的古书（除了少部分纯粹文学性、工具性的书），全是讲“牧民之道”，牧者，治也；牧者，养也。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看得再多，也得不到一点现代政治的知识。所以，鲁迅劝人不看或者少看中国书，是很明白的，因为脑残就是这样逐渐铸成。
古文给人的阅读感很好，这大约是白话文所不及的。我回忆中学语文课本，几乎唯一有阅读感的白话文是鲁迅，“我在年少时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只觉口舌生香，想一气读下去。
早晨迷迷糊糊寻读了几篇鲁迅的文章，感觉自己比鲁迅要直接一点，真诚一点。鲁迅还是有些世故。他的某些观点在嘴边呼之欲出，但绝不出。因为他知道，有些真话，在这个可怕的国家里，愚昧的人群中，还是不能说的。
美的文学作品，以及艺术作品，和美的女人一样，最本质的特征是洁净。所以我不大爱看中国的农民小说，不洁净。鲁迅的文章最好，就好在洁净。好的论文也洁净。一切的美，都因为洁净。
现在仿佛又是鲁迅所处的民国时代，一些伪遗老遗少聚在一起，天天举着儒学传统文化的大旗吆喝，想占山为王，也不过为了点蝇头小利。可笑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估计连古书都没翻过几本。我有几个一向尊敬佩服的学者，他们在古代经典方面功力精湛，但据我的亲身交往，以及道听途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干这种无耻之事。想想鲁迅对《学衡》派诸君的挖苦，时光又在倒转；越是半桶水不到，越喜欢浑水摸鱼。
重读鲁迅的文章。我感觉，那些恨鲁迅的，看不到鲁迅的单纯，看到的只是他们不单纯的心中那个偏狭的自己。
李慈铭写《越缦堂笔记》，鲁迅说其多伪，下笔之初，已经决定出版的，读来很不舒服。胡适却对之推崇备至，且追慕效法之。从此可见胡、鲁性情的不同：胡适多少追求点伪，这符合人情；鲁迅却极意求真，难怪让很多人不舒服。我个人虽觉得胡适不错，但又极爱鲁迅，大概既讨厌虚伪，又对真诚的伪也能容忍。
鲁迅对文章的审美早已经被章太炎固定了，简约而诗意，还有内在的古朴，一辈子也没挣脱（当然也没必要挣脱）。他好可怜，虽然他对晚年的章太炎只有腹诽和怜悯。
鲁迅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也是一种幸福。”说得多么的好啊！这是多么纯净的心灵！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那么讨厌鲁迅。
我认为白话文最好的标准是：简约而又充满诗意。点检白话文兴起以来的作家，只有鲁迅达到了。其他人就算文学史上排行第一流的，也比他差一大截。简约而充满诗意的作品才经得起细读。
1930年9月，胡适致信给一个叫夏蕴兰的人，说：“你不愿学英语，但我劝你学，因为这是一条打开眼界以求知的生路。故纸堆里翻筋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应该走的。”这和鲁迅的劝青年不读或者少读中国书，何其相似乃尔。胡适和鲁迅，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双子星座。
《胡适年谱》一书，眉目清晰地勾勒了胡适一生的活动与思想。我愈发感觉胡适和鲁迅真是同道，他们都认为，中国真正的惟一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不是军阀，而是愚昧。愚昧！！
蒋廷黻曾见鲁迅和一群孩子玩一门青铜玩具炮，鲁迅说它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格很低，因为他不信那是古董。蒋问为何。鲁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他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鲁迅其实是个与世无争的人，谁知阴差阳错，竟成了一个文学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重读鲁迅的《采薇》，倍觉悲凉，伯夷、叔齐两人并非被统治者所杀，而是被那些愚蠢残忍的普通民众所杀。“不食周粟”有什么道理？可牲畜圈里的牲畜就认同这套逻辑，哪个夺了天下，一根草就都该归它。它的眼光本也照顾不到这么远，然而自有牲畜帮它监视。两千年来，牲畜们都自告奋勇戴上街道的红袖章。
刚读到鲁迅的文章：“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写的也是中国人对杀人英雄的崇拜，这几句又极简约，文字摇曳生姿。
总见很多人说，看不起鲁迅，后期只会写杂文。如果把杂文写成时评，那鲁迅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但鲁迅的杂文却不仅是时评，他深挖时事的最深层根源，辅以最精湛的文笔，他的杂文因此不朽。
鲁迅的小说，最喜欢的是《孤独者》，可以看出某些中国人每一滴体液中深藏的卑俗和低贱，以及卑俗和低贱中可笑而愚蠢的得意，浸透着鲁迅的痛苦和绝望，令人窒息的深刻，无人能及。这是真正的思想者小说，单纯的描摹世像百态的小说，写得再生动，也无法与之比肩。
鲁迅扯着喉咙呐喊，唤醒了铁屋子里睡着的人，但结局只能令他大跌眼镜：一小部分人确实四处寻找工具，要砸碎铁屋，但很快被其他人按住捆了起来，当成精神病处理；剩下更多的人打着呵欠修补铁屋，又骂骂咧咧地坠入梦乡。领导环绕铁屋子转了一圈，拖着一小撮精神病，满意离开。
没有鲁迅那样深邃的思想，就无法理解鲁迅的痛苦；没有鲁迅那因深邃的思想带来的绝望，就无法理解鲁迅的睚眦必报和一个都不宽恕；谩骂鲁迅刻薄的人，是思想的可怜虫；开口闭口宽容的人，他和鲁迅有精神隔阂和性格隔阂。宽容很重要，但用在鲁迅的文章语境，是驴唇不对马嘴。
鲁迅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最最伟大的作家，他天才的语感，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触觉，癫狂的神经质，让他成为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的唯一。什么沈从文、张爱玲，都只能瞠乎其后。
看胡适的言论，我总感觉他是一个欲言又止的周作人。特有周之心，无周之胆耳。
1930年七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对胡适提出质问：“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从此可知至少在1930年，梁漱溟属于货真价实的脑残。胡适回答他：“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语气沉痛，可惜举国若聋。
胡适曾在日记中说：“张其昀和钱穆从未出过国门，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跟没出一样，实无所见。这些人的见解都很反动，拥护集权的态度也很明显。”其巨眼灼灼，冯友兰后来奴颜婢膝，钱穆顽固憃愚，皆为其所中。
有人说老舍比鲁迅水平高。老舍确实不错，但和鲁迅，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老舍靠方言取胜，我认为靠方言取胜的作家，都不是一流作家。只有像鲁迅这样采用共同语写作，而又让人百读不厌，才是语言大师。老舍的语言质朴，而鲁迅的语言充满诗意。
鲁迅对冯雪峰说：“你们成功了，首先会杀掉我。”可他为什么还要和对方合作呢？这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了，他大概认为对方成功了，社会总会变好一点，即使自己上了祭坛，也是值得。
我感觉，鲁迅真不是用来启蒙的，若自己悟不到，也就永远读不懂他；哪怕喜欢，也其实有隔膜。
鲁迅刚回国在那什么破学堂教生物的时候，学生们万想不到这个不到一米六的小矮子，会是颗文化巨星吧。我真想穿越过去，上一堂鲁迅的课啊。
我爷爷是稻农，从我少时的观感来看，没有农民会爱上种田这行当，我所见农民，其心态和包法利夫人里法国老农的看法一样：种田是个老天诅咒的行当。所以，我无法理解《白鹿原》之类小说里那些庄稼汉的莫名自豪感：“不抢不偷，正正经经的庄稼汉“，感觉带着宣传叙事的假。鲁迅笔下的农民，奸猾而麻木，才真活灵活现。
日本人回忆，鲁迅有意思，周作人没意思。外人见了鲁迅，鲁迅可以聊天抽个烟，很亲切，倒茶倒水，很人性化；周作人就坐在那读书，不理外事。鲁哥真是太可爱了！外人所说的他圆滑，大概正是由此。
鲁迅的文章，即使是最油滑最幽默的，也蕴藉尔雅，俗中带雅。没有鲁迅的学养，是学不来的（《摩罗诗力说》《淑姿的信序》，古文骈文，随手写来）。硬学，只显得闹腾。
那些把胡适吹上天，把鲁迅踏下脚底的自由派们，难道没想到，胡适们的不成功，正映证了鲁迅的伟大吗：这种吃人的文化传统，没有强大的启蒙，是孕育不出宪正民主的。
鲁迅作为作家，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是因为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没有思想，你只配登小说月报。
好多人都说周作人的散文强过鲁迅，我是万万不能赞同的。周的文字淡乎寡味，一会引一段一会引一段，他那不是文学，是写论文。但又没证明什么，纯属无聊。
通俗小说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经不起回味，哪怕当时看得津津有味。每次我在别人的劝告下试图接受金庸的小说是好小说时，就开始回忆其内容，结果竟然提不起回忆的兴致（虽然我依旧认为他写的是最好的武侠小说），就像想到了儿童游乐场。而鲁迅的小说则会立刻让我悚然，仿佛看到了过去的整个人生。
鲁迅写小说，比较晚，接近四十岁，那时思想已很深沉，所以，他的小说才像冰山，露出海面的是尖尖角，看不见的基座很大，经得起反复读。他以思想驾驭小说，一篇就是一篇，掷地有声。现在大多数小说家没读几本书，只是一个劲瞎写，虽然貌似一篇接一篇发表，却像灰尘漂浮，不过终归泥土。
鲁迅文章的晦涩，毫无疑问，主要因为他怕死。因为怕死而不敢明说，所以只能隐晦。鲁迅怕死吗？那当然，了解他生平的，都知道他很怕死，尤其怕被权力搞死。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缺点，要承认，这世上怕死的是绝大多数，否则世上就不存在什么暴政。但晦涩也给他带来了另外的收获，因为遣词造句的斟酌，意蕴反而更加丰富。
有人对胡适说，我们读书，要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胡适打断他，问：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啊，你解释给我听。那家伙傻了。胡适道：孩子，不要说自己都不理解的话。我特别佩服胡适这点，直率犀利且逻辑精密。其实这类古文和党八股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昏话。还有位老同学说：“吟诵也分了阴柔阳刚和老阴老阳少阴少阳”，说真的，我最怕什么阴阳五行，更怕什么老阴老阳少阴少阳这类玄虚得没边的东西，在我看来，凡是用正常人话讲不清楚的东西，都很可疑。我这是向胡适学的，他一生谆谆告诫，我认为是胡适思想中最伟大的部分。
胡适曾经写了一首六言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似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郭沫若无耻地说：“倒不如把‘拼’字改成‘奉’字，显得老实一点。”在奴才的心目中，所有人都一定是奴才，以己度人，恬然不以为怪。
1933年，胡适写信给孙长元，说孙氏文章有一个毛病，喜欢用些抽象名词，“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此外还有“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说这些词没有经过分析，一不小心，就会让它们代替自己的思想。
1930年11月，胡汉民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谩骂胡适，说胡适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肯定是“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居心险恶，行为卑劣”， “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按，胡汉民身为国民党大佬，见识窳劣如斯，措辞之粗鄙，与当今MF无别，国民党本身之愚昧，可见一斑。
胡适曾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九命奇冤》列入，引起一片哗然。其实《九命奇冤》比十三经更有资格称为国学，里面官吏无法无天，百姓进京上访，偶然碰上明君批复，才能冤案昭雪，至今仍旧是中国社会的写照；明君圣主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非最好的国学课本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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