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人的昆明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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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人在向外地的客人介紹自己的城市時，一般都會很自豪地說:“我們昆明是中國公佈的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與北京、南京、西安、洛陽這樣的世界級古都並列的歷史文化名城……”但當客人追問，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西安、洛陽更是十三朝古都，昆明憑什麼歷史文化資本得以登上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榜單的呢？我們往往就答不上來了。
遙遠的古滇國
歷史是人類對自身成長過程的記憶，是回答如“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為什麼是現在這樣”此類終極追問的方式之一。歷史從環境開始，昆明的歷史文化與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密不可分。
世界上所有的遠古文明都與大江大河相伴而生，以相應的沖積平原為依託，被稱之為大河文明。時至今日，世界上的大城市和城市群、城市帶絕大多數仍是與大河流域相伴。
古滇國青銅器
與大河文明孕育的城市不同，昆明屬於高原湖泊小流域文明。昆明所處的滇中高原不屬大河流域，但卻氣候宜人，雨量充沛，湖泊成群，滇池、撫仙湖、星雲湖、陽宗海等高原湖泊鱗次櫛比，河網縱橫，湖濱土地肥沃，蓄水和灌溉、排澇條件良好，是最宜農耕特別是水稻種植的地區。大約30萬年前在宜良九鄉一帶就有古人類活動，而至遲在3萬年前就有現代智人在滇池周邊生活。很早就形成了一種小流域上的高原湖泊文明——“古滇文明”。
古滇文明發育早，考古發現證明，滇池地區較早進入農耕文明，大量的新石器和青銅器時代的器物、工具，顯示著這裡的先民自古就以稻穀為食，是人類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然而，由於高原湖泊小流域小盆地的限制，盆地內宜耕地少，人口的承載能力有限，加之高原交通不便，守望相助不易，缺乏發展為大文明的條件，所以到漢武帝時，中原大一統的集權王朝已經十分成熟，這裡卻仍是眾多部落散居的狀況。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至公元二世紀時，滇池地區除了楚將莊蹻的後裔“滇”國以及 “靡莫、勞浸”等少數幾個部族有部落聯盟的首領“君長”外，其他數百上千的部落還處在分散的前等級社會狀態。
公元二世紀，漢武帝開滇，把滇池地區設為益州郡，獨特而輝煌的古滇文明似乎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內湮滅了，古滇人哪兒去了？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謎。國內外一些學者根據世界人類遷徙的規律，推測漢武帝設益州郡後，高昂的駐軍和行政的成本只能就地向滇人徵收解決，滇人不堪其負，經多次反抗失敗後就沿滇池和周邊湖泊的下游河谷遷移，東南向長江中下游直到日本列島，西南向中南半島至泰國，西到印度東部，少量進入南太平洋諸島，古滇文明彌散在漫漫遷徙途中。古滇國消失了，中原政權對益州地區的控制卻加強了，滇池地區也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交往通道上的重要樞紐，古滇文明的基因也融入了大漢文化之中。
爨氏稱雄
兩漢是漢民族自我文化認同的形成時期，黃老之道與獨尊儒術成為漢民族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但卻沒能進入雲南地區。
三國時期，蜀漢建國後，益州大姓和各少數族群不服管制，孟獲等蠻族首領開始反叛，諸葛亮以攻心為上的策略征服了孟獲，在昆明附近的嵩明築“盟蠻臺”與孟獲相誓相盟。諸葛以任用當地夷帥大姓為官的地方自治方略，實現了對南中的持久統治。
隨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央政府基本沿用了這一政策，為雲南廣大地區的地方勢力自治留下了很大空間。地方勢力通過長期相互兼併，逐步形成大的區域性自治政權，並沿著羈縻制度的軌跡獲得中央政府的授權，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爨氏集團在持續的部族間鬥爭中不斷壯大，逐步取得了東晉政權的認可，以合法的身份獲得了雲南的統治權。
爨寶子碑拓片
爨氏本是滇東北一帶蠻族先民的部族首領，晉代即封爨氏為寧州刺史，並在曲靖設治，滇池地區則因歸屬寧州而受其轄制。爨的氏族式地方自治維持了400多年，這期間正是中原地區戰亂頻仍、王朝輪番更替、人民流離失所的黑暗時期，而爨氏統治下的雲南卻有幸避開了亂世，安享了長期的太平，出現了“戶口殷眾，金寶富饒，多駿馬、犀象、明珠”的繁榮景象。
爨氏雖統治雲南400多年，但在昆明地區留下的痕跡卻很少，傳說中的西爨王陵也一直未見蹤跡。
公元585年，隋文帝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隋朝的國力日益強大。由於雲南處於特殊的地緣政治區域，歷史上，中原王朝崛起後，都會自覺地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下向西南拓展。
隋開皇十七年，隋軍入滇，擊破了割據統治雲南數百年的爨氏政權，在滇池地區設立了昆州，重建了中央政權對滇池地區的統治。公元617年唐朝建立，任命爨宏達為昆州刺史，以今晉寧為中心統轄滇池地區，是為西爨。隋、唐兩代都曾試圖在滇池西北建立昆州城以實現對滇池地區的直接治理，但由於在邊遠地區築城的成本太高，很快就放棄了，沒留下什麼遺址。
從南詔到大理（唐、宋、元）
南詔的閣羅鳳經過天寶戰爭擺脫了唐朝的統治，公元765年正式進入滇池地區。雄才大略的閣羅鳳認定昆明是其繼續向東拓展的前進基地，派其長子鳳伽異在滇池北岸築城，並命名為“拓東城”，由此開啟了昆明城市在滇池北岸建設和發展的先河。
南詔和大理時期是昆明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昆明歷史文化特徵形成的重要時期。歷代南詔王和大理王都把昆明（拓東、闡鄯）城作為軍事上向東擴張的基地，政治上把拓東城作為統轄滇中和以東廣大地區的行政中心，從而奠定了拓東城後來作為雲南全省行政中心城市的基礎。大理國繼承了南詔對昆明的“東都”定位，強化了昆明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文化設施建設。
大理國時期金器
城市的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特別是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引入，使昆明的佛教建築藝術達到高峰。河湖交錯、山水相映、花團錦簇、稻陌萬頃的自然景色和四季如春的宜人氣候，為城市平添了如詩如畫的秀麗風貌。經濟上文化上的繁榮，加強了昆明城市的聚集和輻射能力，以致元滅大理後賽典赤能迅速地把昆明作為省會，成為統轄全滇、外連川黔、輻射緬越的區域性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
明、清時期大規模城市化建設
明代沐英主滇後，經過30多年持續的移民駐屯，形成了以昆明為中心、以漢人移民為主導的滇中城市群，而昆明這個由地方少數民族開創和發展的城市，演變為由漢族和漢文化主導的城市。
明王朝吸取宋朝大量城池低矮、扛不住蒙古鐵騎衝擊的教訓，在全國各府、州、縣都築了高大的磚牆。永久性高牆的修築有效地保障了城市化的成果，昆明也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明代鳳冠（藏於雲南省博物館）
首先是按風水理論規劃了一個最佳的風水佈局，按這個規劃，修築了磚城和與之相配的城門城樓，開闢了街道市井、署衙書院、寺觀禪院、官邸民居、商鋪作坊等，疏通了與周邊地區的水陸交通和內港碼頭，城市的行政、文化、商業、物流中心功能進一步格局化、宜居化。
其次是通過移民，將內地的各種技術人才和商業人才引入昆明，促進了城市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城市化水平。
明代通過強化昆明區域性行政中心的功能，建立了昆明對周邊地區的統轄和經濟、文化的輻射能力，為昆明城市的擴張提供了制度保障。
清初，吳三桂進駐昆明後基本保留了明代的城市格局。吳三桂想效明代沐氏永鎮滇黔的先例，在昆明大肆修建宮室園林，疏浚河道交通，吳三桂所部的十多萬駐軍在昆明及其周邊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消費群，拉動著城市的商業貿易與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康熙平藩後，設雲貴總督府於昆明，主掌滇黔政務和滇緬、滇越事務，昆明成為大清帝國輻射東南亞和中南半島的中心，昆明的城市功能、結構、佈局進一步優化，城市建設與文化發展也由此得到強化。
滇越鐵路明信片
清末，隨著滇越鐵路的開通，昆明城市發展進入工業化和近代化階段。從辛亥革命到抗戰勝利，昆明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前行。城市人口增加、產業結構升級、火車、輪船、電站、公路等現代基礎設施出現，學校、工廠、醫院、郵政、公交、銀行、保險、運輸、旅遊、酒店等現代城市服務體系發育壯大。電燈、電影、電話、廣播、自來水紛至沓來，民風民智大開，教育救國，實業興邦，一時多少英傑。
戰略大後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昆明東連內地、西接印緬、溝通兩洋的地緣戰略價值更為突現，昆明成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戰略補給基地。滇軍出征，機關、院校、工廠、科研、後勤機構內遷，昆明成為戰時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通道和工業基地、文化中心，昆明人民為抗戰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
昆明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抗戰期間打下的基礎，昆明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更加迅速，昆明的工業特別是裝備製造業和菸草、輕紡工業一度在西南各省會城市中遙遙領先。
工業體系完備，鋼鐵、有色冶金、裝備製造等重化工業穩步發展，輕紡工業的市場更是輻射至滇、川、黔、桂、越、緬、老廣大區域。城市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城市功能優化。“文革”期間，昆明的城市化受到干擾，產業結構失調，重化工業比重過大，城市基礎設施破敗。
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
改革開放後，昆明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加速，工業結構優化，城市經濟實力快速提升，煤氣、電話、電視等現代化基礎設施迅速普及。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發展，國人面向西南、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意識逐漸明晰，昆明特殊的地緣優勢再次顯現出來。
以1992年實行沿海開放政策為標誌，昆明由對外開放的末端，逐步向輻射東南亞南亞的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的方向前行，昆明城市的聚集效應和輻射能力迅速增強，形成了以昆明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和連接全省沿邊開放城市帶，進而輻射東南亞南亞各主要城市的區域性國際城市網絡，昆明也再現出面向東南亞南亞全開放的城市文化特徵。
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她成長的記憶，就是這座城市歷史文化的特質和市民文化心理認同。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昆明城市的歷史，源自遙遠的古滇文明，經過數千年雲南少數民族先民的開創建設，城市內涵得到極大豐富。曾經，它是南詔、大理國的東京和上都，當下，它正成為一座多元民族文化匯聚的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
昆明夜景
2001年謝本書教授曾寫過一本簡略的《昆明史話》，把昆明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文化的線索做了大致的描述。18年過去了，隨著雲南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昆明城市的歷史文研究有了長足發展，根據雲南省社科聯的安排，由我在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寫了這本《昆明史話》。
——龍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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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文字校對//李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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