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2015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造訪以色列時，被以色列的創新和文化所震撼——我們該如何思考我們的未來？

回國後，周其仁教授以“一個經濟學人眼裡的未來”為主題，分享了他在以色列的所見所聞。

以下是發言記錄，經周其仁老師全文修訂，7000字深度好文，絕對值得所有人一讀。

1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確定”

經濟學常常被看做一門憂鬱的學問，看未來不那麼明朗樂觀。亞當·斯密還比較明確，認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經濟自由，看不見之手就能把人類帶向一個更好的經濟增長。他那個時代，英國工業革命蒸蒸日上，實踐也支持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經濟學。《國富論》最了不起的預見，是斷定美國經濟有遠大前途，這點後來得到驗證。

但是亞當·斯密以後，隨著資本主義迅速展開所引發的矛盾，很多經濟學家就不那麼樂觀了。最知名的是馬爾薩斯，相信人口增長會持久快於食物增長，所以未來一定麻煩，要靠饑荒、災難、甚至戰爭等等來重建平衡。由此也給經濟學打上憂鬱的印記。

到了《共產黨宣言》，一方面非常樂觀，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給人類歷史帶來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產力解放，同時又基於社會化生產力的爆發性增長，預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將滅亡。自那時起，這個大判斷一直在經受檢驗，說資本主義要滅亡、卻一直還沒有滅亡的緊張揮之不去。

前蘇聯曾有幾十年的樂觀，不但證明“一國可建立社會主義”，而且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最輝煌是二戰，用計劃體制動員起來的工業能力成為反法西斯的物質基礎。戰後更樂觀，赫魯曉夫放言“一國建成共產主義”、“20年趕超美國”。可惜沒得到驗證，在和平時期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競爭中不但沒勝出，還弄得一個經濟停滯、體制僵化，到前蘇聯解體，不可能留下明確樂觀看未來的遺產。

中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搞建設，先學蘇聯，也樂觀過，趕不上美國也要超英國。不幸大躍進遭挫，靠調整穩住腳跟，卻又轉向階級鬥爭為綱，文革更把國民經濟拉到崩潰邊緣。逼到了無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開放。

當然改革開放也是看好未來，鄧小平認為世界將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讓中國集中精力搞經濟。1980年提出20年翻兩番。中國做到了，進入新世紀頭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

不過回看上世紀80年代的出發點實在很低，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參加農村調查研究的，當時要直面的實際，是“八億人搞飯吃，飯還不夠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決一個問題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改好了。怎樣看未來、樂觀還是悲觀？老實講當下問題數之不盡、糾纏不清，沒功夫好好想將來。

教書要講到預期，闡明人們行為受對未來看法的影響。我知道關於未來最好的理論答案，是“不確定性”，那還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裡提出來的。

何謂“不確定性”？就是經驗概率也推不出來將來一定會是個什麼樣，不妨乾脆譯成“莫測”。按奈特的原意，不確定性比“風險”來得嚴重，本質上不可測，用保險機制也對付不了。這與現代物理學家或有一拼，他們說觀察一個處於糾纏態粒子時，無從預知究竟是什麼，根本就“測不準”——“莫測”是也。

不確定世界怎麼應對？經濟學得出了一些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結論，那就是離不開一套制度——法治、市場、財產權、合約、特別是股權合約。為什麼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理論上追到底，就是未來不確定。

2

“對未來嚴陣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說完美。首先關於未來不確定、莫測，似乎沒什麼更多內容可說，導致對“人們怎樣看未來影響其當下決策與行為”的忽視，降低對行為的理解力和解釋力。其次，莫測無非“天有不測風雲”，容易讓人“預後不良”——似乎不確定總意味災難來臨。其實，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意外驚喜，並不是單邊確定的倒黴。

所以對“不確定”還可以解析。這方面，彼得·蒂爾的《從0到1》，對我有啟發。作者把人們怎麼看未來，構造成一個兩維對兩維的矩陣（明確／不明確，樂觀／悲觀），得出了四個象限：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然後他把“各國看待未來的方式”，裝進了這個認知矩陣。

當然不夠嚴謹，因為“各國”都有一大票人，看未來的方式不盡相同，所以頂多是對各國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觀印象。只是非嚴謹也有啟發，衝擊力還不小。

譬如他認為，“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都領導著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國”，更是有史以來“明確樂觀主義”的當然代表。

言之成理乎？蒸汽輪船、鐵路、電報、大規模機械化、化學廣泛應用、跨海隧道、地鐵、陸地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從蘇伊士到巴拿馬運河開鑿，所有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壯舉，難道真是“被法術召喚”出來的嗎？

作為得天獨厚的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國自然稟賦豐裕，人口又不多，開荒種地吃飽飯、賣賣棉花菸草木材，對那代歐洲移民足夠好了吧？為什麼還要發明工廠流水線、造帝國大廈、建金門大橋、搞曼哈頓計劃、投資洲際高速公路、還要實施阿波羅計劃？更不要提無數民間的奇思怪想、膽大妄為之舉。

總之，沒有哪一樣是“純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總受對未來看法的支配，難怪蒂爾先生把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毫不猶豫劃入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第一方陣。

不過，作者認為後來的美國轉向了“不明確的樂觀”。特徵是“樂觀、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天之驕子，“財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們高估“機遇”，低估“規劃”和持久努力，低儲蓄、低投資、高消費，讓金融、政治、哲學和人生一併蒙上不明確樂觀色調，誰也不問究竟能不能持久。

當然，作者以為“當下歐洲”更糟糕，受“不明確悲觀”的支配，得過且過，眼看油瓶都倒了，議論半天也沒見誰起來當真扶一扶。

讀來最受刺激的，是這本小書居然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表！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給各位讀段引文：

“一個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相信未來是可知的，但卻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也許當今的中國是最典型的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家。.. 其他國家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一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家”（《從0到1》，中譯本，第87頁）。

根據什麼呢？

“老一輩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由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來臨。局外人著迷於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同上書，第88頁）。

不管在座朋友同意還是不同意這位仁兄隨口大發的議論，我讀後還是很受觸動。其實自我劃界，還歸不到上述四個象限中的任何一個。勉強要劃，不過是個另類而已——“埋頭觀察闡釋經驗現象，無暇顧及怎樣看待未來”。任何人問我關於未來，“不確定”一了百了。這樣久已習慣的思維定式，要不要有點反省呢？

3

以色列的啟示：難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觸動來自去年以來兩次訪學之旅。

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島商學院組織的，受邀與一批年輕企業家同行。時間不長，加上最後我自己去看一個沙漠裡的基布茲，前後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

行前找到一些讀物，說以色列是上帝的”應許之地”，是“流淌著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這個法定面積比北京市還小的國家（實際控制面積2萬多平方公里，略大於北京），自然資源極為匱乏，60%的國土為沙漠，可耕地僅60萬畝，大約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區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

但現在的以色列卻是“歐洲菜果廚房”，每個以色列農民可供養的人口，從1955年的15人增長為2014年的400人，高品質、高附加值農產品大量出口，滴灌技術和設施農業稱雄全球，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術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總人口800萬，卻擁有7000多家科技創業公司，是除美國、中國之外，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國家，擁有比美國、歐洲還高的人均創投資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萬美元，高科技部門貢獻了總出口的50%，就業的10%。

憑什麼？就憑人。特別是憑人掌握的知識，憑把知識轉成技術和產品的卓越能力。

哪來這套本事的？源頭還是教育。我們中國人也重教育，但對比之下重點有別。

一是人家教育重信仰，讓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堅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來就可以“與上帝較力”，所以自強不息，絕不懼怕任何艱難困苦。

二是雖信仰虔誠堅定，對拉比（教士）也極為尊崇，但從小受鼓勵大膽發問、審慎懷疑、挑戰權威。猶太母親對放學回家的孩子，不問考試也不問成績，只問“今天是不是問過一個好問題”？

在佩雷斯中心聽了一場阿龍.切哈諾沃的講演。小時侯媽媽教他說，人走進一條河流，可以順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這輩子要永遠逆水走”。

這就預先畫出了他一生的軌跡：在任何領域一旦成功走順，立刻另闢一個領域逆水行舟。學術上打遍國內無敵手，就跑到美國闖天下，評上終身教授後又不甘順境，再回特拉維夫主攻科研難關。2004年他獲諾貝爾化學獎，是以色列國內獲諾獎第一人。他的經驗體現了據說是《塔木德》裡的一條哲理，即“難的事情容易做成”。

另一場精采分享，報告人是以色列國防部武器研發前總管丹尼戈爾德准將，介紹研發“鐵穹”（IronDome）的故事。

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鄰國向以色列北部地區發射了約4000枚火箭彈，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萬人被疏散，100萬人不得不躲進防空設施。

同時，在南部還有近100萬以色列人在射程更遠的“卡桑”（Qassams）火箭彈的威脅之下。

2007年時任國防部長佩雷斯選擇“鐵穹”應對，領導研發的正是這位丹尼戈爾德。六年後，“鐵穹”完成實戰部署，僅2009-2012年三年間，就成功攔截了245枚來襲火箭彈。

在報告中，這位前准將給我們播放了一段視頻：一大家以色列人正舉行婚禮，空襲警報響起，卻沒人慌慌張張跑防空洞，大家反而舉起手機對天空拍照，但見被攔截的火箭彈在空中散開，活像外邦來賀的禮花！退役後的丹尼戈爾德初創科技公司，研發一款微型導彈，用在人體的血管裡打血栓。

難怪以色列成為一個與其資源人口數量完全對不上的“創新國度”。到以色列，我們才知曉那些名滿天下的硅谷超級科技公司，從微軟、Intel、蘋果、Google、到Facebook，無一例外都在特拉維夫設科研中心。

在以色列研發出來的、真正稱得上改變人類生活的關鍵技術，足可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再問一次人家憑什麼？憑人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勁，看來這個民族把對神的信仰轉化為對人的知識和能力的信念，敢於在已知知識的基礎上探索未知。

倘若問以色列創業人群怎樣看未來？“明確樂觀”絕對佔據主流。否則，為什麼老挑別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著後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確定的未來機會無窮。

4

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幹

第二次訪學就在前不久，我們幾位老師、同事和校友，自行組團到美國看創新。

事情緣起2015年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辦過一個論壇，請到一家中國創投公司的創始人王煜全，介紹他們在美國投資科創項目的經驗。他還請來一批美國科創公司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現場說法、演示、答疑，一起討論王煜全概括的“美國積木式創新”，讓參會師生大開眼界。

此後我的一位同事薛兆豐教授躬逢其盛，參與組織了積木式創新的訪學之旅，並發表他與煜全合著的《全球風口——積木式創新與中國機遇》，詳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拜杜法案”，怎樣與其他經濟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聯邦科研基金、非贏利大學、教授與博士、各路創投資本、企業家等等資源有效組合，在極不相同的技術經濟方向上創新，以及對中國製造業和中國創新的意義。

我是全程聽了那個論壇的發言，也全文拜讀過王、薛兩位的新著。多年習慣，凡聽得有意思的，最好能實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們還組織“積木式創新的深度考察之旅”，報名成行，與三十幾位同有此項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遊學兩週，剛回來不久。

所謂積木式創新，要點是打通科學象牙塔裡的“想法（idea）”與產品、市場、產業之間的經脈。所以此次遊學，基本就在舊金山灣區與波士頓走廊，圍著兩家知名大學打轉轉。

過去是來過的，也聽過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以及MIT的校訓“動腦又動手”。原來不知道的，是美國最好大學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來也不設圍牆的校區，與市場和產業精銳部隊，打成一片。

還是舉幾個印象深的實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麼看未來。

先說Xcor，從洛杉磯往北約90英里處，一片半沙漠地帶裡看到豎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門戶”，那就是莫哈韋航天航空港（MojaveAir and Space Port）了。

Xcor是設在此地的一家科創公司，研製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飛船的發動機。毫不起眼的倉庫式廠房裡，40來位科學家和技工已經忙了十幾年，除開預售過一批太空遊機票（每位9.6萬美元，真有美國人來買單），Xcor連一分錢的進項也沒有，就靠投資人燒錢研製著一個型號又一個型號的太空發動機。

我們見到的那些樸樸實實的傢伙們，究竟怎樣想未來？據說在莫哈韋小鎮上聚集著一幫太空迷，基本共識是地球不堪人類負擔，要為太空移民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先向火星移民200萬吧，那不過是一個初級目標，可真要實施，還不得天天向太空發定點班車（船）？於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飛機”，才要過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發動機。

再說HyperLoop One，立志要造超級高速列車，構想把一個大管道里的空氣抽乾淨，讓列車在真空狀態下由磁懸浮技術推進，時速可達每小時7-800公里！

當我們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個滿牆塗鴉的街區找到這家公司時，她的CEO乾脆利落用半個多小時簡報了他們的夢想、進展、成就與希望。聽起來總共融得不過1億多美元的資本，就要幹一票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業。

據說在拉斯維加斯沙漠裡的測試已通過，也有找上門來的客戶下了訂單。前程一片光明，幾十位工程師幹得熱火朝天，很多人不領工資——其實要領也沒有——而是把工時折成公司股票，“萬一成了呢”？

這兩檔事的未來大不確定。問題是乾的人不知道嗎？為什麼還冒得出來那麼“離譜的想法”？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只有“國家”去想才合適。

人家百無禁忌，“國家（nation）觀”與我們也不大一樣，裡面含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國民，絕不單單只是“政府”，更不僅僅只限“官人”。百無禁忌想，還能動員一群人踏踏實實幹，七八年、十來年就撂在那件事情裡了。

這後面沒有薛兆豐在遊學中屢屢強調的“制度”，當然完全不成。不過人們怎麼想未來，似乎更是隱性的根本，要是沒有明確樂觀看未來，那些個錢財、人力物力的，幹什麼不好吶？

我們還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創始人是MIT的物理學家，他的研究支持無線充電，從大學得到專利授權，找來創投資本和管理人就創立了這家企業。

現在他們的實驗室產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見一塊充電軟墊上，放幾部手機、筆記本電腦上去，立馬自動充電，連一根電線也沒有。電動車充電就不再需要建電樁。更妙的是，透過人體可以給體內的心臟起搏器之類充電。公司架構也有意思，教授做學術顧問，企業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權。

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家公司1366，研製太陽能硅片。現行技術是把硅塊切成薄塊，貴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損失一半。新技術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無須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陽能發電接近火電的價格。

我問CEO，你們量產的時候，會不會考慮到中國去製造？他說不會，已在紐約州北部選址建廠，但生產出來的硅片會運到珠三角組裝，再送向市場。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總專程到舊金山給我們作介紹。他們發現，人並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過眼睛把外部圖像信息傳輸到大腦，然後在大腦成像。根據這個原理，盲人只是接受信號的眼睛出了問題，但只要他們的大腦成像功能還在，就可經由別的途徑輸入信息，重見光明。為此他們發明了一種設備，讓盲人含在舌頭低下（“電子棒棒糖”），另闢蹊徑把圖像信號輸入大腦，讓盲人看不了也能見！

路上帶著布賴恩·阿瑟的《技術的本質》，不是易讀的一本書。不過跟著看了十多個科技項目後，覺得明白了一些。

何謂新技術？就是“針對現有目的而採用一個新的或不同的原理來實現的技術”。

那什麼是“原理”？“就是應用某種現象、概念或理念”，而技術不外就是“概念的物化”。

更好懂的是，“新技術是由社會需求形塑而成；它們主要來自標準域外的經驗；它們更容易伴隨展示交換的過程產生；它們經常在網絡中得到促進”（中譯本，第120頁）。這不正是此次遊學我們天天見到的嗎？

探究這些從事創新活動的美國人看未來的態度，他們一律相信科學原理可被發現，可被應用，而人類的種種難題，總有希望解決——“明確樂觀”撲面而來！

5

讓務實的明確樂觀抬頭

回頭再議蒂爾先生認定中國人“明確悲觀”的根據。

我認為他找到最靠譜的理由，不是漫長文明史留下的思維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請看如下議論：

“對中國來說，最容易的發展方式就是不斷學習已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國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電，建更多的工廠和摩天大樓。由於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價格不斷攀升，沒有什麼辦法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趕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中國人也知道這一點”（《從0到1》，第87頁）。

什麼意思呢？就是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麼一說：

要害是照搬、仿製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環境已經發出了警告。倘若把經濟開發的環境成本全部“內化”為價格，那麼現代享受對多數人口註定貴不可及。

誰能勸說人們安於“耕地靠牛、點燈靠油”的傳統生活呢？繼續向前現代化，要承認現存技術再先進也還不夠先進。欲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現代化需求，研發不能停、創新不能止。

要讓中國人——還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確而樂觀，從0到1尚不夠，還要有能耐把不斷冒出來的1，在環境支持限度內擴展成為N——可不是小數目的N，而是10億、13億、30億。

如果我沒誤讀，這也是《富足－未來比你想得還要好》一書的中心觀點。此書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學背景的哈佛醫學博士，又是美國商業太空領域的領軍人物。帶著他這本書在遊學路上邊看邊議，堪稱絕配，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試。

看來我們要面對一個閉環。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當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數人也可以過上富足生活的現實前景時，人們才可能普遍對未來抱有積極態度。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老問題要新解，我們在遊學中感悟到一點，願意拿出來與大家分享：

創新創業的最優主體既不是超大組織裡所有人，也不是單槍匹馬的先知先覺。最優創新組織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氣相求容易達成共識，互相欣賞、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組織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動。群與群交互作用，行動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這像生命一樣，能夠無中生有，是起於“一鍋原生濃湯”，活躍分子湊到一起，悶在一塊，高頻互動，直到長出一個新結構。從這點看，革命、改革、建設，在發生學上是一樣的。

最後，小結幾點分享。

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沿創新值得關注，中國人大可從中淘寶。

二是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

三是敢想敢做極有意義，而相信未來更好，是敢想敢幹的前提。

四是創新創業人群要主動對沖瀰漫周遭的各種焦慮——增長焦慮、轉型焦慮、教育文化焦慮、還有講不明白的焦慮。

都有道理的吧，但僅憑焦慮殺不出重圍。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先從創新創業的人群裡開始吧。

以色列為何能出162位諾獎獲得者

以色列因為自然資源的匱乏以及周邊國家的敵對態度，選擇了一條科技興國的道路，並在重要的高科技領域（如軍用設備、通信和信息系統、生物科技、環境科學等）佔據了全球領先的市場地位。在以吸引科技企業而著稱的納斯達克交易所中，僅有800萬人口的以色列貢獻了147 個上市公司，僅次於美國、加拿大和中國。以色列在20世紀90年代定下的發展方向已得到肯定：智力是以色列最堅厚的資本。以色列為智力的存續所做出的奮鬥造就了該國的經濟與企業。中國企業如何在以色列找尋一種商業上互利可續的模式，提升產業的科技水平、企業的生產效率，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以色列谷”是以色列創新內涵的濃縮。關注“以色列谷”在經濟領域和科技領域的突出成就，關心“以色列谷”繁榮的原因，無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提供啟發與思索。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這個遠在地中海區域，周邊危機四伏的以色列？從幾個數字可以看出其中的理由：

人口僅有全球總人口的0.2%，卻出了16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佔諾貝爾獎總數的20%；科技對GDP的貢獻率高達90%以上；每1萬名僱員中有140位科技人員或工程師；平均每1844個以色列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創業者；以色列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數目，超過歐洲所有公司的總和。以色列吸引了約20億美元的風險基金，人均風險投資額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居全球第一。

一個彈丸之地，何以在復國之後的66年裡創造出如此多的奇蹟？在全球一體化發展的今天，足以值得中國深刻地研究與借鑑。我們從中學習的不僅僅是以色列成功的方法論，更是以色列的創新創業精神和哲學，我想有三個方面：

第一，理性思維。以色列為什麼這麼強，以色列強大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並重，而且平衡。全球的猶太人只有1200多萬，但是佔諾貝爾獎物理學獎的27%、醫學獎的31%，和以色列人口的比例相比絕對是不對稱的。所以說，他們的理性非常了不起。而另一方面，當今世界上最有名的古典音樂家相當部分是猶太人。1948年以色列復國，1967年收復耶路撒冷，當天晚上在耶路撒冷城東的小山演奏了一首協奏曲，作曲的就是猶太人，表演的也是猶太人，都是世界一流的藝術家。猶太人感性和理性並重，並且兩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基本上該有的碰撞，這是以色列人強大基本的原因之一。

與之相比，我們中國人是比較感性的民族，我們的語言和藝術都是比較感性的，這一點是值得我們保留和引以為榮的。然而我們的文化傳統比較忽視理性思維方面的訓練，是我們要向以色列學習的地方。

第二，打破常識。在創新的發展過程中，打破約定俗成的框架是邁向創新的第一步。以色列民族在此方面非常擅長。以色列人充滿著對科技創新的渴望，同時他們對創新創業的失敗又有著高度的寬容。這與他們的文化、宗教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不讀《聖經》不能究其緣由， 以色列的文化中充滿了自信、勇敢、不斷挑戰的精神元素，沒有“不可能”的默認與宿命說。以色列人善於“不拘一格”打破各個領域的常識，並將其融合創造出新型的科技。

這種思維方式在中國卻是罕見的。我們的科學之間往往彼此孤立，各自為營，制約了自身的發展。古往今來，傳統的思想中“面子”讓我們對失敗有一種恐懼，間接地形成了創業者商業開拓的絆腳石，風險投資者也會因此躊躇不定。因此喚起中國企業家創新創業的熱情是我們的又一課題。

第三，預估將來。人類基本上沒有太多遇見未來的能力，但是本書在總結以色列的成功要素時體現了這種能力。我們怎樣才可以比較正確地預估將來？我想最重要的是世界觀。一個人的世界觀包括古、包括今。世界觀由四件事組成：一是要讀歷史，歷史不僅是事實而已，重要的是如何認識、如何解讀；二是掌握現狀，不清楚現狀無法預估未來；三是不能有意識形態上的枷鎖，有意識形態的枷鎖就很容易犯錯；四是對人性的解讀，人性並非全理性，也有非理性的一部分。

以色列的世界觀從根本上可以概括為從無到有、從有到新、居安思危、化危機為機遇的觀念，他們不受意識形態的枷鎖限制。現在，以色列成為了世界上的第二個硅谷，很多高新能源科技、農業科技、水科學、生命科學等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中國在此方面還需要不斷地學習與歷練。

最後，我想說以色列的企業家精神不僅僅是我所提及的以上三點。衷心感謝此書為我們詮釋與解讀以色列成功的秘訣，成為我們在創新創業方面的幫助與參考。（此文為陳啟宗為《以色列谷》所作的推存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經濟走向何方？周其仁：接下來挑難的事做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就，但挑戰也越來越大。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過程中，我們面臨很多難題，有很多難啃的硬骨頭。經濟增長方面，國際形勢的複雜化深深影響著我國的對外貿易，國內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以及老齡化趨勢的顯現讓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不再，再加上環境負擔明顯加重，投資拉動效用減弱，中國會不會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廣泛關注。

如何讓中國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長圍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講座教授周其仁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40年，我們通過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體制運行成本，讓中國經濟跟全球市場接通，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而這一切主要得益於思想解放。未來，在持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過程中，關鍵在於改革突圍和創新突圍，將創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為，經濟發展越向中高收入邁進，越要依靠與眾不同。

今天講講中國的經濟。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臺階”的說法——中國的經濟起點很低，只能一個臺階一個臺階走，有時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反思一下。現在有一個新臺階要邁了。怎麼理解這個新臺階？首先回顧一下已經走過哪些臺階。

1、中國經濟這四十年走過的臺階

1978年我從“上山下鄉”的黑龍江考到北京唸經濟。當時中國正在制訂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定下的發展目標是“保四爭五”——爭取5%，確保4%。

這個目標回頭看還是蠻低的，現在雖說進入新常態了還有6.2%。為什麼定這麼低？這是當時的條件決定的，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第一個就是吃飯問題。1980年前後，中國的基本國情是10億人口中有8億農民。雖然80%的人口在農村，但糧食問題沒有解決。當時既沒有那麼多外匯，也不可能完全靠進口來解決10億人的吃飯問題。糧食問題不解決，工業、商業、科技、教育都談不到。後來解決這個問題是靠中國自己摸索出來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包產到戶，農民跟集體簽約，交了國家和集體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勵機制改變以後，同樣的技術條件和自然情況，溫飽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是剩餘勞動力。改革之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農村勞動力溢出，問題就大了。當時中國企業全是國有制，而國營體制招不了那麼多工人。這個問題也是在改革中解決的。當時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幾個輪子一起轉，除了國家辦、地方辦、鄉鎮辦，非常重要的是允許民辦企業。第二個問題也破解了。

第三個問題，幾億人都來辦公司、搞企業，資本從哪裡來？完全靠自己積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鄧小平的辦法就是開放。首先允許香港、臺灣的資本到內地來，然後是華僑，然後包括日本、歐美資本都可以進來，這就解決了第三個難題。

第四個問題，勞動力釋放出來了，多種資本也啟動了，生產的產品往哪放？國內市場還比較薄。所以上世紀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開放，當時的口號叫“大進大出”，就是我們缺的原料、能源海外進口，生產的產品向國際市場上銷售，讓沿海的2億人率先融入國際市場。效果不錯，再逐步擴大到全國全領域全方位開放。這就帶來中國外向發展驅動，由出口帶動國內的就業稅收增長、GDP高速增長。

過去這幾個臺階就是這麼爬過來的，共同的特點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最重要的其實是觀念的問題。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在原來的體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貴，因為制度是在僵化的觀念下制定的，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縛手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通過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體制運行成本，讓中國經濟跟全球市場接通，這是中國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GDP增速從4%、5%發展到7%、8%、9%、10%，甚至出現超過10%的高速發展。

2、開放經濟、高增長裡的負效應

先給大家簡單講一下開放經濟。G7——七個工業化已經完成的高度發達國家，人口不到12億，人均所得非常高，他們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種互相開放的經濟分工，技術增長、積累都處在高水平上。

“二戰”後還有一批新獨立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這些國家“二戰”以後才獨立，對國家主權看得很重，並且把維護主權和開放對立起來，為了維護主權關閉國門，用高稅收來阻止進口替代，以發展民族工業來支持國家的獨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經濟的這套理論，影響了很多國家的經濟戰略，包括中國。結果國家主權明確了，但經濟增長慢。1980年鄧小平提出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當時中國人均GDP200美元，美國人均1.3萬美元，差60多倍。中國因為落後、窮，儲蓄率很高，很多錢集中在國家手裡搞基礎工作，搞“兩彈一星”，搞國防，所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還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我們和美國差距要擴大到100倍。

兩個經濟體，一個“海平面”很高，一個“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這個結構就開始變化了。我們搞開放，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資本會往低海平面來——這是經濟規律。發展水平低的地方因為窮，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資在利潤裡佔的比例越低，產品就越有價格競爭力、成本競爭力，所以開放以後我們大量的東西可以出口。

原來封閉的時候我們搞什麼都不夠，一打開，由於價格刺激，同樣的東西賣到發達國家，拿國內的標準比很賺錢。這就形成了對流，資本、技術進來，我們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去，這奠定了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基礎。

因為出口有很大比較優勢，我們掙了很多順差。我們先從玩具、自行車、一般的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出口，一些組裝工業、機床工業也逐漸轉移到中國生產。我們賺來很多外匯——這是一個變量進來了。

中國不斷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所以外資真金白銀往中國放。我們出口賺來的是美元，外商投資也是美元，這些錢到了中國首先要和商業銀行換成人民幣。商業銀行因此積累了大量美元頭寸，必須再跟央行換人民幣。央行拿什麼和商業銀行換外匯儲備？基礎貨幣。

央行手裡有兩個“武器”，一是發行貨幣，人民銀行是唯一有權印鈔票的機構；第二是法定準備金，它有法定借錢的權利。央行開會，通過一個決定，商業銀行吸收的100元儲蓄裡，有多少必須放到人民銀行來，這就是法定準備金。央行手裡的武器可以無限供給，所以商業銀行不管吸收進來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礎貨幣把它買成國家外匯儲備。

央行的基礎貨幣給了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就可以放貸，這個放貸還有一個放大過程，1億元的借貸可以週轉好幾次。基礎貨幣如果放得多，商業銀行就有力量往市場多放信貸，廣義貨幣的量就開始增加。這個量如果與國內市場供應的商品和服務匹配，那物價是平穩的；如果國內的很多商品供應量低於貨幣供應量，國內的商品價格就會上漲。

我們是外向驅動型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外匯順差推動經濟不斷增長，很多產品出去了，錢回來了，所以國內形成了不平衡。最高的時候我們一年的GDP裡有11.7%的淨出口，換句話說，我們100元創造的收入，裡面要減掉11.7元，才是國內市場供應的商品，我們的貨幣額會高於商品供應量11.7%。這個力量如果一年又一年地積累，國內就會出現所謂不差錢的宏觀環境。

錢很多，錢往哪流呢？那就是問題了。錢如果平均分配到國民經濟方方面面，也沒有問題。但是市場裡的錢流到哪個部門，流到哪個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響與制約。通常供給沒有瓶頸的，錢流過去就有供應，你再買他再供應，價格漲不起來。但是如果有些領域錢流過去產品供不上來的，物價就開始上漲，連續上漲以後人們就會預期它還會漲。預期起來以後，人的行為就開始變化，因為你猜“這瓶水”還會漲，很多人去買，“這瓶水”就真的漲了。這種自我強化的預期變成國民經濟當中越來越大的力量，資產價格就這麼起來了。

所以國民經濟麻煩在這裡。什麼叫資產價格？只要持續漲，任何東西都可能變成資產，跟它的物理特性沒有關係，它可以是土地，可以是房子，可以是郵票，可以是一盆花，也可以是一頭羊。在自我加強的預期之下，有的必需品價格會漲得厲害，貨幣量大到一定程度，必需品供不上來時，就形成通貨膨脹。

於是，中國經濟形成了這樣的循環：高速增長本來是好事情，完全突破了當年“保四爭五”，但增長是不平衡的，這就是十九大報告裡說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我們在這個架構下高速發展起來，外匯儲備從當年朱鎔基管經濟時只有180億美元，漲到了4萬億。中國手裡從來沒有這麼多外匯，4萬億外匯，約等於28萬億人民幣，如果平均週轉5次，就是100多萬億，這是廣義貨幣。這也構成了我們現在經濟運行的基礎，不斷出險情，不斷要調控。

3、理解“鏽帶”，理解特朗普衝擊

上面說的是國內，再看看全球。由於打通了兩個“海平面”，全球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就是富經濟與窮經濟，一個高海平面，一個低海平面。如果中間有壁壘，不開放，那就各過各的日子。發達國家資本多，生產力高，收入高，就是藍領工人也可以過得好。窮國因為資本很少，生產力很低，收入很低，積累很少。

現在把壁壘打通，開放，引進外資，勞動力雖然不能自由地到發達國家去，但勞動力生產的產品可以通過貿易出口到發達國家市場。這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窮經濟裡的勞動力跟美國工人開始競爭了。然後大家看會發生什麼？這種全球化，這種開放，誰得到好處更多一點？誰的麻煩更多一點？

所以理解特朗普衝擊，基本面就是這個圖。首先富國的資本獲得了極大的好處，因為資本面向全球服務，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在全球化當中高歌猛進。全球的公司都要到華爾街去融資。第二，發達國家的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一打通以後，微軟在中國佈局，蘋果在中國熱銷，每年中國進口幾千億美元的芯片……如果中國不開放哪有這個市場？

但是發達國家也有金字塔的問題，除了金融、科技，還有很多普通勞動者，還有其他傳統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在全球化以後日子沒那麼好過了。為什麼？假設過去300個工人關起門來競爭，現在門打開3300人一起來競爭，一些窮國家裡勞工的工資是你的1%，只要這些發展中國家會做你做的東西，怎麼競爭？

發展中國家還有一條厲害的，他的學習曲線在幫忙。後發展的國家看哪個東西好，就買回來拆，再組裝。所以為什麼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問題越來越寸步不讓？他沒法讓。他開發出來的東西你拆開來看一眼，做出來的東西比他便宜。所以這個問題大了，發達國家失業率奇高，工人實質收入沒有增長，特別是年輕人失業率很高。發達國家國內收入分化，華爾街、硅谷好上加好，而傳統地區的老百姓、普通的傳統工人，他們從事的只要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會幹的事情，過日子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中國總的來說缺資本、缺技術，有勞動力，在開放當中是受益的，但是這個收益也不平均，越靠近資本，越靠近技術，收入越高。中國開放伊始，你只要懂外文收入就高一點，因為可以成為橋樑。改革開放發展出了人數可觀的中產階層，同時也出現了超高收入層。中國也發生了收入分化。當然大部分勞動者——以中國的農民工為代表，在開放當中，自己跟自己比收入增長也是非常快的。這就是全球化以後的複雜格局。

《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紀資本論》裡有一張圖，用基尼係數衡量一個國家收入分配的情況，即頭20%的人口多少收入，後20%人口多少收入。“二戰”結束到1950年的時候，這個基尼係數已經收斂得很低了，也就是收入非常平均了。從1950年開始到1970年都比較好，到1990年，這個基尼係數又開始往戰前的水平靠。

所以發達國家國內面臨分化，出現“佔領華爾街”這樣的行動，輿論對華爾街資本主義的貪婪發起聲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為這本書寫了推薦詞，稱它是21世紀最重要的一本書。這本書證明富人大部分收入並非源於他們的工作，而是來自他們已經擁有的財產。它跟普通勞動者辛苦流汗掙錢的邏輯不一樣。這是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的經濟基礎。

中國人原來埋頭幹自己的事，窮了多少年，開放以後，資本來了，技術來了，可以辦企業了，我們埋頭幹自己的事，不大顧及美國相應發生的變化。

我2006年到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研究土地問題，路過底特律去看福特博物館。講解員是一位退休工人，70歲，從高中畢業就在福特，一輩子在福特工作，受人尊敬，收入也很好，活得很開心。我問他現在年輕人還進福特嗎？他說現在進不了，因為福特都去中國投資了。他的孩子現在在亞洲教英文。

當時我受到很大的觸動。這個退休工人的話讓我開始思考我們國家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呢？美國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地理的詞叫“鏽帶”。在賓夕法尼亞，當年美國第一個航空母艦甲板的鋼板是他們供貨的，現在沒有生產了——這個巨無霸就鏽在那了。為什麼？日本鋼鐵工業、韓國鋼鐵工業、中國鋼鐵工業起來了，那個成本怎麼比？是不是要關門？關門了，工人和工人的後代呢？

美國東北部區域大城市在1954年的工作崗位數量變化，可以形象說明美國工業“鏽帶”的產生

在這張圖裡，顏色越深就鏽得越厲害，全是美國早期工業化的地帶，東北部，加到一起就是政治。美國是選票政治，這個地帶有人的，活生生的人。我們埋頭幹活，出口一船又一船，你不知道對那頭髮生的影響。

4、被高速增長圍住的中國，改革突圍

所以，整體看中國開放帶來高速增長，很成功。成功當中也產生了我們內部的矛盾，發展不平衡，有些階層、有些地區更成功一些。但整體看我們把貿易對手逼到了牆角。當然他還有自己的獨特性。

但蘋果手機的例子告訴了美國人，他發明再新的東西，製造環節也會轉移到中國。智能手機是蘋果對人類的貢獻，但是製造環節是富士康，就業也不在美國。主要的利潤落在了美國公司，可是國家不能完全用資本來支撐，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發達國家對中國的開放態度開始逆轉。起初嫌我們開放不夠，龍永圖參加WTO談判的時候，每次要答應一個發達國家的開放條件就感受到來自國內的壓力：“是不是讓得太多，把市場出賣給洋人了？”後來不知不覺中發達國家認為我們的開放損害他們了。等到他回頭開始咬了，我們還有什麼選項？繼續趕超？對打貿易戰？把我們積累起來的力量轉向“一帶一路”新興市場？國內進一步加快技術升級？或者重回封閉老路？

這就是擺在今天中國面前的問題，這些問題怎麼解決現在還不知道。發生這些問題的背景跟我們前30年成功是有關係的。我們的成功並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努力就獲得了成功，我們確實改變了全球的結構。多年封閉的結果是貧窮，一開放發現窮就是競爭力，窮就是成本低。這個成本低很厲害，發達國家的工廠怎麼跟你競爭？這次打貿易戰，數據公佈出來我們才發現，中國出口有2/3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出口的，裡面很多是組裝，關鍵零部件是人家的，組裝以後出口。

但是從就業層面看發達國家，就要到“鏽帶”去看看，你會知道為什麼美國的政治發生了逆轉，從同情中國人，嫌中國人不夠開放，到現在對你的開放害怕了。中國這麼開放，不會的可以學，可以模仿，中國對知識產權的觀念跟發達國家還有距離。然後，中國的成本還是低。開放40年，我們的人工漲了一些，但相對美國還有很大優勢。事情就麻煩了。

經濟學講成本的曲線，一般先降，然後再升。回到國內經濟的分析，麻煩在哪裡？我們用低成本把發達國家打醒，站起來要對我們進行貿易戰了。此時我們自己的成本曲線正好是降下來以後又上去了。任何一個事情開始階段都是很開心的，為什麼？成本有向下走的機會，提高設計能力、加大生產規模等都可能帶來成本下降。但到了最優點以後，所有成本都會上去，為什麼？上新的生產線，管理要擴大，難度會增加。而成本達到最優點，利潤達到最高點時，競爭對手會來，一賺錢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這是成本的詛咒。

國民經濟運轉過程中體制的成本更值得關心。我們解放思想，包產到戶，發展民營企業，開放市場，全是體制成本下降。但是體制成本降了以後也會升，為什麼會升？經濟發展了，所以政府、市場等所有的相互關係都在變化。從1995年到2012年中國最高速成長階段的基本數據看，不調整通貨膨脹指數的GDP在這期間漲了8.6倍。大家都說人工漲得很快，其實人工工資總額漲了8.8倍，略高一點點。漲得快的是什麼？稅收16.7倍，非稅收入18.8倍，法定的社會保障金28倍，最厲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漲了64倍。

我們在全球靠低成本發展出競爭優勢，這口飯吃了幾十年。但是，現在全球的經濟格局變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發達國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貴，但是人家手裡有獨到性的東西，資本、技術的優勢還在發達國家這邊。另外，印度開放了，越南也開放了，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看到中國的經驗也開始搞改革開放，中國的這套經驗沒有專利。後開放國家比我們更窮，工資更低。所以很多產業往越南、印度轉移。美國很多大商場現在衣服是越南生產的了。中國夾在中間，成本優勢已經不明顯了，獨到性優勢還沒有完全起來。

“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夾在中間”。所以為什麼講突圍呢？被什麼圍住了？中國被自己的成功圍住了，被多少年憑低成本優勢殺進全球的高速增長圍住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們能不能比競爭對手成本管得好一點，降的時候快一點，升的時候慢一點。企業跟企業，地方和地方，國家和國家，成本管理永遠是一個基本戰略。但光靠成本管理，這個詛咒還會追上你，因為成本曲線的規律沒有例外。

所以為什麼講創新？我們必須得移動這條成本線。不能說工資高了，土地貴了，稅收增加了，我還生產原來的東西，還用原來的方式去生產。你得改進它。所以這裡就分化出兩個題目，一個是改革突圍，一個是創新突圍。

什麼叫改革突圍？這是一個決定性的變量。如果再不做進一步的體制深化，我們將眼看著40年的改革成果一點點消融掉，這個社會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方向。我們是發展起來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來是小事，到處講捧場，這裡要點錢，那裡要點錢，加到一起都是國民經濟的負擔，《人民的名義》裡一面牆的錢，最後都落到產業的頭上，都是整體的成本。

這些成本不解決，經濟就會下去，多少發展中國家有點苗頭以後走下坡路都是這麼來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現在難度非常大，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是無路可走了，餓肚子了，你改不改？現在沒有這些情況了。過去叫開放促改革。現在發達國家帶頭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貿易稅，封鎖市場。開放促改革有很大難度。

所以，中國下一步改革越來越要靠我們內生的力量。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討論進一步減稅降費。現在我們法定社保繳得比發達國家還高，企業怎麼受得了？社保不繳那麼多，將來工人退休怎麼辦？這是一個矛盾。可能的解決辦法是把國有企業劃到社保基金去，用國有企業的利潤充社保，把企業繳納社保的費用降下來。中國企業是不管政府規定多少，我不繳，但不繳有風險，一查就是問題。中國企業一上市得補多少年的稅？

還要破壟斷。我們的電費比發達國家還貴，有道理嗎？中國製造業現在有到美國去布廠的，土地比國內便宜，電價非常便宜，算起來1度電不到0.1元人民幣，中國在哪裡也沒這個價。為什麼？這個領域有很大的壟斷。電話費、油價，都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成本。這些領域的問題，很大程度是政府行為。但是中國不進一步在這些領域把體制成本降下來，很難有國民經濟的未來。

5、創新突圍：從市場出發和從原理出發

對在企業工作的人來講，非常重要的是創新突圍。為什麼要創新？因為成本曲線不可逆轉要上升，沒有創新對付不了成本的詛咒。約瑟夫·熊彼特當年講五種創新的途徑，要麼是引入新的產品，或者改變已有產品的質量；要麼用新方法來生產，要麼開闢新市場，要麼奪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來源，還有商業模式的變化。在中國，創新的口號一直是響徹雲霄的，但中國今天由於形勢所迫，我們必須認識到創新重要，而且創新也不一定會發生。下一步我們來討論一下創新所面臨的問題。

這是我2016年來騰訊交流的時候就講過的一張圖。創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應用技術、關鍵技術、輔助技術，再生成產品，這個產品打出一片市場來，這都叫創新。創新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上行的創新路線，從市場出發，看到有消費者潛在要的東西，就去開發產品，產品開發不出來找技術，技術攻不下來最後找科學院，找院士，看通過什麼原理解決它，這是一條路徑，也是我們到目前為止主打的路線。第二條路線，我認為對未來的創新更重要，是從原理出發，從摸索自然規律出發，看看這個原理有沒有新的技術支撐，技術能不能整合成產品，產品能不能跟消費者的需求結合。

吉列刮鬍刀的發明過程非常有意思。歐洲的產品有一個特點，講究品質，但是隻服務於少數人，這是歐洲的傳統。早年的刮鬍刀是一體型的，用很好的鋼做的，非常貴，還不能自己刮，得有一個僕人。

早年的剃鬚刀需要專人剃鬚

美國企業家怎麼做？怎麼通過創新把產品變成美國的主流產品？領軍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來是做食品行業的，他把食品行業裡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鬍刀的設計，把這把刀分離成兩部分，一個刀把，一個刀片。通過分離，刀片變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體性的刮鬍刀一樣需要那麼好的鋼，所以製造成本大幅下降。這對工薪階層很實用。工薪階層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幾分錢買刀片就可以滿足刮臉的需求。這是從美國新興工業化的消費者特點出發產生的創新。

美國這個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創新開發了很大的市場，這裡還有定價裡的商業模式創新。刀把是零利潤，刀片單價很低，但經常更換，細水長流，利潤很高，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後來豐田打進美國也是這樣的策略，整車便宜，零部件很貴，廠家從零部件交易中獲取利潤。這個策略被廣泛應用於商業世界。吉列的創新是從市場特徵出發，然後對歐洲的產品進行某種改變，結果大規模擴大了市場。福特也是如此。讓工人都買得起車，這是福特的願景，福特參觀屠宰場受到啟發，發明了流水線，從此整車可以拆解為零部件組裝。把工業消費品從歐洲少數人的享受變成大批量生產，從市場出發，從需求出發，讓產品去滿足需求，這是福特的貢獻。

下一個創新我們也很熟悉，蘋果，這是對現代工業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創新。東西越來越多，最後多就成了負擔，人怎麼需要這麼多東西呢？把很多功能結合到一起，簡化。據說這是喬布斯在印度得到的美學的衝擊。對中國企業家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因為中國的房價越來越貴了，空間成本非常高，放哪去？這都是從市場角度出發想問題。

麥當勞是商業模式革命，發明了統一的製作方式。這些例子都是從市場出發，節約製造成本，節約交易費用，擴大市場前景，擴大市場應用，把歐洲少數人享用的東西變成大眾消費品，無論汽車還是手機，都是美國企業家對人類的貢獻。

但是美國在工業化過程當中同時嘗試從原理出發創新。比如原子彈不是從市場裡來的，完全是科學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結論。問題是這個能量怎麼開發出來？最早是科學家的猜測，論文寫出來後，才有人說能不能做實驗去檢驗。第一個原子反應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應堆。逃亡美國的猶太科學家，以愛因斯坦為首，遊說羅斯福做原子彈。因為愛因斯坦名聲大，羅斯福就撥了一點錢，珍珠港事件之後才正式立項“曼哈頓計劃”。

從原理出發，變成產品，最後改變人類歷史，這是另一條創新的路線，直到今天中國仍然缺少這樣的創新。而這條創新路線不光讓美國國力強大，科學能力也就此整體超越德國。

美國的創新能力是圍繞大學發展的，不是工業區，不是那些鏽帶的工廠，美國今天最厲害的生產力是圍著頭腦，圍著研究原理的單位、實驗室、科學家、大學。它的形態非常有意思，無論是硅谷、MIT，還有美國二十八九個地區級的研發中心，大學周圍圍著很多新興公司、投資機構、律師事務所、軍隊的訂單單位、軍隊的研發機構，打成一片，濃縮在一個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從市場去研究將來需要開發什麼，不是從問卷裡問你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被滿足。而是科學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讓原理能落地，最後變成產品，產品再打進市場。

我們現在還是在跟隨。3D打印熱，我們每個縣都有3D打印，實際解決什麼問題不大清楚。AI現在全中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各種公司都搞AI。AI其實最早是1950年美國科學家之間的討論，圖靈邀請了六個跨學科的人討論問題，機器人會不會思考。這個問題根本看不到有什麼前景。但是根據原理的猜測做實驗，動腦又動手。這是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這個口號聽起來很簡單，“動腦又動手”，現在越理解越深，動手動到一定程度會動不下去，不動手光動腦子也動不下去。從原理裡面去找到未來創新的方向，對於我們，這是一個新課題。

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歷史上少見的通才，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里士多德

再來看德國工業。真正的衝擊不在所謂的工業4.0，而是德國曾經在科學上站在人類最頂峰。從德國人對萊布尼茨的尊重你才知道什麼叫國家重視科學、尊重人才。這個天才活到70歲，從早到晚就是各種各樣的想法。300多年前，萊布尼茨研發了計算器，可以用機械的辦法做加減乘除。為什麼萊布尼茨花兩年時間研究這個問題？他說人類不應該從事這些簡單、重複、乏味的工作，應該讓機器去做。這是科學活動本源性的人文基礎。人從事創造性的活動，這些活動永遠不會有邊界。德國對生產的貢獻不是工匠精神，是科學原理性的發現怎麼對創新、對降低成本曲線有幫助。

以色列，這個在聖經裡流淌著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們在沙漠裡開發出非常好的農業，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國土都是沙漠，面積比北京還小，其中1/3的面積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適合人類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識，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中國有五千年農業文明，但現在購買以色列的農業技術，從滴灌、土壤改造技術、種子技術、大棚技術都是從以色列買的。原理是最高生產力。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這麼狹長的地方，創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創業企業。

以色列解決了很多關鍵的技術難題，比如手機裡沒有風扇如何散熱？芯片的存儲量翻倍，熱量也在翻倍。這個問題是英特爾以色列研發中心攻關解決的。我們做大數據檢索，一個詞沒打出來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麼，這個技術是谷歌的特拉維夫研發中心解決的。以色列1948年建國，800萬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萬美元；我們1949年建國，現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當然我們歷史長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不是靠資源，是靠想法，然後從原理出發找到關鍵技術，開發出全新的產品。

以色列學生設計新一代自動駕駛汽車

為什麼以色列這麼厲害？答案是重視教育。以色列人的重視跟我們不一樣。首先學習方式不一樣，從5歲開始就兩三個人一組討論式地學習、吵、提問題、應對挑戰。老師、家長、拉比、聖經、上帝，都可以問，這是以色列人最厲害的地方，我們對探索未知沒有那麼重視。一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龍·切哈諾沃）演講時談到媽媽教給了他一輩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學問的態度。媽媽說，走進一條河流，你可以順著走，也可以逆著走，你要永遠逆水走，挑難走的路走。

中國曾經討論全國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這是我們國內很大的問題。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難做成；相反，難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許容易做成。

成本優勢逐步喪失以後，下一步怎麼發展？《被誤讀的創新》的作者凱文·阿什頓說，不要認為神才可以做創新工作，所有人動腦子都有機會。為什麼把公司放在大學周圍？學者們有無數想法，可能最後會變成新產品，對沖那條最後總要升上來的成本曲線。

所以從市場往上打，從原理往下打，哪條路線都可以。中國總體來看是從市場、從應用打的佔絕大多數。但是發展到這一步，逐步開始有一些地方，要從原理往下打，因為那樣才能有原創。

6、未來要邁的四個臺階

“李約瑟之謎”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再往前走，有一個很重的歷史包袱要解決：“李約瑟之謎”。中國很多領域都曾經領先，為什麼到了科學革命的門口最後一腳不踢？進去了就是科學革命，就是文藝復興。他最後有一個猜測，中國搞科舉，所有聰明頭腦都在猜皇帝會出什麼題目，標準答案是什麼，寫一篇討巧的文章去做官，對自然界有意思的東西就沒有傾注這麼大的注意。這是我們的歷史包袱。

第二個包袱，趕超思維。歐洲文藝復興、科學革命，最厲害的是解放頭腦，解放對整個自然界的認知能力。我們在這裡落後了，落後就捱打，然後就趕超。趕超思維帶來的後果是要盯住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兩彈一星”大家都引以為豪，了不起，但這不是原創，是“曼哈頓計劃”的結果，已經在廣島炸了。到今天為止我們所有的創新很大程度都有這個特徵。國人以高鐵為自豪，高鐵原創的想法是誰的？我們叫組合式創新，這裡拿一點，那裡拿一點，捏到一起，也比沒有強，但是不夠。

我們是很重視教育，但我們的教育為什麼叫應試教育？應試教育就是有標準答案，看誰離答案近。這樣能發現新東西嗎？掌握已知，我們沒有問題，探索未知，興趣不足，能力更不足。這要有一個氛圍。這是為什麼美國的灣區要有這麼多厲害的人湊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動。你要麼成本領先，要麼與眾不同。中國的成本已經不領先了。我們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經濟發展，人均所得總要提高，成本就貴。經濟發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與眾不同。

美國有一個通向天空的小鎮，在沙漠邊上。有一批工程師、管理人員在那裡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個可以發往火星的發動機。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這股勁讓人佩服，什麼氛圍可以讓一批人在這個半沙漠地帶很多年就幹一個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種程度這是美國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中國下一步發展，心思要放在創新突圍上，要把創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來。

再說什麼叫新臺階。第一個臺階是品質臺階，中國今天的速度增長沒有問題，總量沒問題，我們有幾百種產品佔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質是問題，第一步還不是新，是怎麼把東西做好。因為我們出口導向，國內起步很窮，國內買不起，要求也不高，好東西先出口。日本企業的好東西是先給國內，我們多少年來出口，留下尾貨賣給國人，叫外貿尾單。這樣就導致國內的產品品質總的來說很差。

小米做的市場分析說，現在國內不是沒有好東西，是非常貴，比歐美還貴；便宜的東西非常差，是“非貴即差”。雷軍為什麼要把性價比放在一起？“非貴即差”對應的就是要做性價比。你做的東西要對得起買家。我很認可他整個團隊的這股勁。小米有一款產品是電插板，沒什麼科技含量，但是市場極其龐大。過去中國的電插板質量很差，有人因為電插板漏電被電死。日本、德國的電插板裡面都是一塊整銅，有工藝美術設計，很合理。小米帶頭一攪，現在主流的電插板企業全開始反應。

小米電插板

什麼因素妨礙了把品質做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難題。我們主流市場是認價格便宜的，價格怎麼便宜？殺價殺到最後就是偷工減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個東西，一用就出問題。對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這種市場結構下，以低價取勝，很多消費者、經銷商也是對價格敏感，這種情況下你要做好產品，品質競爭怎麼跟價格競爭打？這是我們最近研究的一個問題，現在還沒有結論。

第二個臺階是人們的時間越來越貴了，時間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了。人們現在有點工夫就要去購物，便利便利再便利。這個領域是製造和服務結合的大題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業，生產煤氣灶、鍋、油煙機，都是過剩產能。有一家東方麥田工業設計公司對這個產品下了功夫，連續五年橫跨10個省30個城市，發了1萬份問卷，2000戶入戶訪談，200戶每戶拍半小時的視頻，拍家庭主婦炒菜，研究痛點在哪裡。調查完研究改進對策，一個藍牙技術的改進增加了十幾億的銷售。

第三個臺階，中國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消費升級是真的，因為收入增加，所有參數都在變化。

漢堡王人造肉漢堡

第四個臺階是供給變革。中山大學的一個教授研發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裡就沒了。南海一家生產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夥組織公司。當然還有劉自鴻的柔性顯示材料，先有論文，再有關鍵技術，再有產品，再打開市場。深圳好幾家公司都有這個特徵，這是中國下一步創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帶來一個新的趨勢——結盟。美國怎麼解決鏽帶？它把鏽帶變成腦帶，就是跟賓夕法尼亞所在地的大學、實驗室、研究機構結盟，開發出新的產業，新的產品，形態與硅谷、MIT類似。美國各地都開始冒出這樣的產業帶。圍繞著奧斯汀校區有幾千家公司，他們管自己叫硅山。

7、抉擇和行為決定未來

關於創新突圍，我有幾點感悟。創新不是喊口號喊出來的，創新的分佈極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數。人口多不一定點子多，它到底落在哪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多元素湊齊的過程。形形色色的想法、點子、猜測，然後到發現原理、發明技術、製造成產品，形成產業，要一連串條件湊齊才能成事。原創的想法、支撐的技術、知識產權保護、融資、科學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各類投資人、商人等，一個都不能少。

最優的創新載體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單個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發性、凝聚性極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頻互動。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當中冒出來的，從希臘開始就是厲害的頭腦互相對話出來的，所以關鍵一個是密度，一個是濃度，離開這兩個條件很難。

我們研究了上述所謂創新的集聚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萬向節”，為什麼斯坦福在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麼是節點呢？當年斯坦福大學工程院的院長弗裡德利克·特曼能同時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時讓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語言，能跟軍方對話。

舊金山當年是太平洋艦隊的基地，太平洋艦隊對通訊有非常高的需求，這是硅谷興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跟很多有藝術感的創新人員能夠溝通，跟銀行溝通，跟投資人溝通，跟律師溝通，這些是形成創新的集合，湊成創新基地最重要的條件。要經歷一場組織創新，然後才可以把原理、人類對自然界好奇驅動的認知變成經濟活動源源不斷的源泉。

在已有的裡面組合永遠有機會，問題是追兵總是多，從原理出發才有原創性的東西產生。我們要對運用新原理產生的創新引起高度的重視。中國有幾千家大學，有很多國家研究所，發表的論文，培養的博士、工程人員，數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問題是下一步的發力。

大灣區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創新指數發佈，這個指數顯示，全球創新密度最高的是東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這個統計裡沒有計算專利的級別，僅從專利數量上看，深圳、香港這一帶，就是現在講的大灣區很有希望。問題是我們要從創新上突圍，把突圍的水平再提高，從底下往上打還要繼續，但應該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領域從原理出發、從上往下打。

中國的經濟走勢脈絡總體是很清楚的，我們從貧窮的現狀出發，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開放，引進資本、引進技術，結合我們又能幹、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場中國經濟的革命。現在新的問題是成本曲線調頭向上了，國內有國內的問題，體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場成本急劇上升。特朗普這麼一鬧，中國將來的進出口成本也會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兩件事：改革突圍、創新突圍。

具體要邁的臺階有四個，首先是品質。我們的品質路線要不反省，不光對不起消費者，關鍵對不起環境，我們工業垃圾太多了，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的高速增長是成就，但是裡面隱含問題，東西壞得快。品質好一點我們的增速就不需要那麼高，實際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會低。第二個時間變貴了，要讓事情變得更便利，蘋果征服人類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個是消費升級，審時度勢跟著走。最後整個供給系統面臨變革。

至於大家關心的將來會怎麼樣，將來的走勢不確定，將來不取決於經濟學家講了什麼，取決於你樂觀還是悲觀。將來不是觀出來的，將來是做出來的，抉擇和行為決定未來。

本文來源：中國財富幫、騰雲整理並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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