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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綏鐵路通到包頭後，包頭的汽車運輸業也隨之發展起來。老包頭城內不但出現了私家車，還誕生了專營客貨運輸的車行。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包頭就成為了西北汽車運輸業較為發達的城市。
民國輪胎廣告
最早的汽車司機都是無證駕駛
包頭人楊茂曾是一位木工，會製作安裝舊式汽車使用的輪胎、輪轂（鋼圈、木輻柱），據他回憶，早在民國十四年（1925年），包頭就出現了第一輛私家車，所有者為日盛鹽店（舊址在東河區人民電影院西側）。這是一輛美國產的道奇牌轎車，因載重量是七百五十公斤，俗稱“三角道奇”。當時包頭的城防司令滿泰，也有一輛該品牌轎車。
日盛鹽店在五原設有分店，屬於“包鹽商”（專賣），購買汽車是為運鹽，捎帶從事營運。
民國十六年（1927年），包頭誕生了第一輛汽車行——保商汽車行。但這家汽車行只有一輛三角道奇轎車，由包連成、劉清彥、李三間合夥購買。之後，還先後誕生了仁記車行、利通車行、夜增車行、永達車行等，但這些車行，最多也僅有三輛轎車。這些車行多兼營客運和貨運，當時乘坐汽車從包頭到五原，一位乘客要收四圓大洋，但因為有淡旺季，且無管理部門，所以價格總會波動，最低時一位乘客只收八角銀元。貨物運輸，主要承運郵局的郵包，內裝雜貨、信件袋等。汽車將貨物拉運到五原後，再以馬車、駱駝等往山西、寧夏、甘肅等地分送。從包頭到五原，道路並非像現在這麼暢通，所以乘車當日難以到達。
那時，一位汽車司機的月薪可達八十圓大洋，跟車的學徒沒有工資，只賺些乘客的坐前座（駕駛室）賞錢，或替人捎東西賺些零花錢。
大約在1929年前後，包頭成立了汽車公會，管理一般行車事宜。沒輛汽車都發有牌照，但是司機沒有駕駛證，更不用說參加考試。直到日寇侵佔包頭後，司機才要經過有關部門組織的考試，擁有駕駛證。
1908年開始批量生產的福特T型車
換條輪胎最多要花費七十大洋
在“七七事變”之前，包頭已出現了多家經營汽車用油的商戶，如魅記油行、義利油行，不但銷售汽車所用各種油料，還兼賣煤油。那時，一種叫大華牌的汽油，兩桶為一箱，每桶五加侖，一箱售價為四圓大洋。
但是當時包頭並沒有經銷汽車配件的商戶，一旦需要維修，就得去北京購買配件，價格非常昂貴，一條汽車輪胎就要花六十至七十圓大洋。
民國十四年（1925年），馮玉祥部隊進駐包頭，修建了包頭至河套地區的汽車路，頗受百姓稱讚。此後，國民黨當局在包頭設置了包烏汽車路管理局，管理修公路事宜，並徵收車輛養路費。據《綏遠通志稿》記載：“民國十八年包烏路告成，省建設局設包烏公路管理局，辦理車輛的收捐和稽查。至二十一年底撤銷，招商包辦，組成包烏汽車促進社，由促進社收路捐為該部開支及修補橋路之用，每月繳省建設廳辦公費50元……”
公路的興起不但帶動了私家車、私營車行的發展，也使長途客運得到了發展。到1930年左右，包頭已經有鴻豐、信昌、恆興西等六家長途汽車行，主要營運包烏線客貨往來，盈利頗豐。到抗戰爆發之前，包頭已經成為西北運輸業較為發達的城市，綏遠省商運汽車有80%集中在包頭。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孫殿英被任命為青海省督辦，兼四十一軍軍長，過境包頭時，把太同汽車公司由太原遷到包頭。該公司擁有汽車近三十輛，牌子有雪佛蘭、道奇、飛德樂等，但這些車都歸孫部使用。
抗戰前夕在國內最熱銷的福特V8家用汽車
最慢長途車與馬車同速常拋錨
日寇佔領包頭期間，全市所有汽車統由當時的“包頭汽車公會”會長張振之（恆興西汽車行經理）帶領西去，不料抵達寧夏時，被寧夏主席馬鴻逵扣留充公。這期間，包頭的私家車漸漸增多，新品牌也不斷湧現，包括同和、福特等，但載重噸位都比較小。
1946年，綏遠省公路局在包頭成立汽車運輸站。儘管是官方牽頭成立，但省公路局並未投入一輛汽車，實為私營汽車行聯運。所有汽車按編號排隊，輪班放車，由運輸站派人專門承攬貨物及售票等事宜，完全是自負盈虧。當時，包頭還成立了汽車運輸合作社，跟運輸站分庭抗禮。
當時的汽車班車，客貨湊夠一車時才能放行，一般每車坐35-40人即為滿員。旺季時，一天能發三五個班次，淡季時幾天才發一次。因為是客貨混裝，車上必須裝“底貨”（馬槽內裝貨），上面再坐客人。因為汽油匱乏，當時還出現了一種改裝的“木炭爐子車”，開車前須由一人手搖，時速只有20公里左右，還經常發生故障，有時發動不了，就需要乘客推車。當時包頭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一去兩三里，拋錨四五回，停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將當時汽車運輸業的落後，形容得淋漓盡致。如果乘木炭爐子車去陝壩，最長得四天才能到。
當時能坐前座的都是官紳巨賈，算是一種乘車特權，而且前座的車票比普通車票要貴一倍，這個公開的油水歸司機所有，車主不得抽取。
儘管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利用汽車出行或運貨，是一種昂貴的消費，但工業革命確實改變了當時包頭人出行的窘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經濟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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