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四孩，保德县义门人，1925年出生，1944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场上受伤致残。复员回到家乡后，长期担任村级领导干部，经历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改变义门村的面貌出过力流过汗，也受到过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风风雨雨几十年，既有追求、有奋斗、有喜悦，也有痛苦、有委屈、有遗憾。
我经常坐下来思谋，我们这些上大了两岁的人，有必要依老据实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讲出来，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承，更是一种托付。
拿起刀枪 救亡图存
义门位于保德县北面，地势东高西低，从远处看，形状和庄户人家使用的簸箕差不多，村子东头挨的是崔家棱、南头挨的是庙峁，北头挨的是暖泉，靠西面是一道几十丈深的齐剐石崖，石崖下头就是人所共知的黄河。历史上，村里人因重义明礼出了大名，有皇帝一高兴就给赐了个村名，好像是在宋朝！
王姓是村里头的大姓。其他的还有姓郭的、姓赵的、姓白的等。过去，村民主要住在白家湾的南北两侧，习惯将南面的叫前村、北面的叫后村。1960年时，我们家从后村搬到前村。
我的曾祖父叫王喜元，考取过清朝的武秀才，后因怀才不遇，心情苦闷，过早身亡。祖父王照德，因家境贫寒，16岁起到西口外掏甘草、打工，死熬死受了几年，攒下钱回家娶了媳妇，还先后置买下土地27亩。父亲王保大、母亲杨蜂女，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善人，自家的日子过得不宽裕，还时常节衣缩食周济邻里。父母生男丁四人，我排行最小，所以取名四孩。8岁那年冬天，家里出了五升米，送我到私塾念书，几个月后，因家里缺少劳力，休学回家放羊。
1937年，日本人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我12岁。开始时，人们都觉得保德地处偏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战事发生，没想到，几个月后就传来忻口战役的消息，年底前省会太原竟然也全面失守，村里的大人们变得慌张起来。很快，共产党派人到村里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我的三个哥哥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我大哥等4人还被秘密吸收入党。腊月里，邻村刘家畔开来抗日自卫队，听大哥背地里讲，部队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武装，但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三四个月后，自卫队朝交城山上开走了。
战火很快燃烧至保德，1938年2月底，日本人占领保德县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几天后，又渡过黄河占领了陕西的府谷县城，当天撤回到保德。当时，府谷驻扎着国民党22军86师的一个团，平时经常过河来欺行霸市、搜刮民财，老百姓背地里骂他们是“吃鬼”，日本人进攻府谷时，这帮“吃鬼”没放一枪，早早儿地就跑得没影咧。
3月4号，日军大部队撤离保德，19名伤病员留在城内养伤，消息传到河对岸，86师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过河围攻，经过一番激战，日军有18人被击毙、1人逃跑。驻扎在五寨的日军咽不下这口气，3月17号，兵分数路奔袭保德，沿桥头方向一直杀到县城。两天后，日军又疯狂地在县城内燃放大火，把往每常家远近闻名的水旱码头烧得要甚没甚。日本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保德人，我三哥等人就是在那时主动参加抗战队伍的。
1939年冬，暖泉一带成立了牺盟会，下面分了三个组，一个在石盘儿、一个在阳深沟，还有一个在暖泉。其中石盘儿这个组，所有成员部是共产党员，其他两个组成员比较复杂。牺盟会的活动主要包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张贴抗日宣传标语，筹建抗日武装——牺盟游击队。
1940年1月，共产党在袁家庄建立了新政权，我大哥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党员大会，并随后加入游击大队，据他后来回忆，游击队员人人身穿白茬子羊皮皮袄，头箍白手巾子，背上别着一把鬼头大刀。游击队成立后，一方面要同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作战，另一方面还要对付河对岸国民党部队的骚扰。那时，义门村民坐在村头吃饭时，86师的人就经常打枪过来，老百姓把这说成是“放野子儿”。
为消灭晋西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驻扎在岢岚、五寨的日军，1940年冬天起多次进入保德大扫荡。有一回，听说日本人从暖泉方向扑过来，全义门人日慌打忙藏到附近的炭窑里，然后用沙蒿在洞口做了伪装。结果，等了半天也不见些子动静，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朝别的方向走了。
为了狠狠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八路军120师独2旅开进晋西北，旅部就设在保德县的康家滩，旅长许光达同时担任晋绥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我曾经常跟随大人们到康家滩给部队送给养，亲眼所见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一日三餐几乎都是煮黑豆和荞麦，但部队官兵平等、军纪严整、士气高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1942年起，我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先后担任过小队长、分队长等职。那时候，我们主要负责村里的治安工作，大家起鸡叫睡半夜，轮流站岗放哨、查路条，村子附近的古烽火台，因为地势较高，我们在上面设立了瞭望哨，白天黑夜有人值守。同时，以刘家畔村为中心，联合赵家寨、刘家峁、赵家沟的民兵，开展河防斗争。遇到日本鬼子扫荡过来，我们会提前带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利用各种机会袭击鬼子。为了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我们还发动群众扫硝、熬硝、造炸药，然后利用敌占区买回的火柴、米丝等，制做成石头地雷，埋在来犯日军可能经过的地方。
为了给抗日部队提供充足的粮食，村里成立了变工组，组内农民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方式展开互助协作。在担任变工组组长的几年间，我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熟练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的耕作技术，成为远近闻名的种地能手。
1944年10月，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赵存有，赵存有也是义门人，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内蒙古梁城县法院的院长。从那时起，我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第二年7月，响应党的号召我光荣入伍，成为独二旅36团的一名战士。当时的团长是高永祥，政委是严尚林。高团长是甘肃人，严政委是四川人，两人都是老红军，也都是抗大毕业生。7月23号，驻神池义井据点的日本人向五寨县城方向撤退，36团埋伏在敌人途径的横山一带实施伏击。
在
战斗过程中，高永祥团长头部中弹，不幸牺牲，年仅33岁。在随后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许光达司令员致了悼词。高永祥牺牲后，36团团长一职由张开基担任。张开基，四川人，老红军，全国解放后担任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为永远纪念高永祥团长，横山村后改名为永祥山村。
晋北战役 身负重伤
8月15号，日本人宣布投降，但拒绝把武器上缴给八路军，阎锡山乘机强行接管了大同至忻县的12座县城，国共两党很快由盟友转变为敌人。10月，部队从五寨出发，到达内蒙古沙县（土右旗撒拉齐镇）时，正好赶上打包头，担任包头城防总指挥的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我方攻城的部队由聂荣臻、贺龙指挥，我们连主要负责掩护伤兵撤退。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包头城久攻不下，12月初我军被迫撤出战斗。那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大，看到那种红汤黑水的阵势，有的老乡吓得开小差跑了，我则觉得贪生怕死是一种十分可耻的行为。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各革命根据地军民奋力发起反击。期间，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组织1万5千余兵力发起“晋北战役”，我先后参加了解放朔县城和轩岗的战斗。朔县城是连接太原与大同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指挥解放朔县城战斗的是晋绥五分区司令员王赤军。为最大限度减少伤亡，部队提前五六天开展了攻城训练。6月16号黄昏，在团长张开基、政委戴金川率领下，我部由刘家口隐蔽运动到朔县城附近埋伏起来。6月17号凌晨，冲锋号响起，我军发起突然袭击，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部分人通过四架云梯攻上城头，爆破班扛着炸药包把城门炸开，仅用了1个小时战斗就宣告结束，这次战斗共歼灭阎军1千多人。由于作战勇敢不怕死，我被任命为一营三连二排六班副班长。
打下朔县城后，部队急行军参加解放崞县、宁武的战斗。轩岗是崞县境内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北同蒲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阎锡山共派一个团的兵力严加把守。在攻打轩岗重要屏障段家堡时，我部遇到敌人构造坚固的碉堡，手榴弹扔上去只能划下个白字字，由于缺乏有效的攻击武器，14人在战斗中牺牲。紧急情况下，部队首长从友军那里借到一门山炮，炮手们骑着骡子赶到前线，迅速在东山顶上支架好设备，一声巨响过后，碉堡上面的半个盖子被掀掉，30多名守敌乖乖做了俘虏。押解途中，大家实在气不过，又将这批人集体驱赶到山沟下面，以其逃跑为名全部击毙。战斗过程中，我缴获了电话匣子和洋算盘子各一个，全部上缴连部。
石滩车站是轩岗外围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其周围设置了六座大型碉堡。6月21号，也就是农历五月二十二，攻坚战斗打响，我所在三连担负主攻任务，攻打第一个碉堡时三名战友牺牲、两名战友挂彩。攻打第二个碉堡时，又有两名战友牺牲，另有两人挂彩，牺牲的战友分别来自保德的科局和羊路河，挂彩的一位是班长，保德涧虎焉人，另一位就是我。我的头部、腿部、脚上被敌人的手榴弹弹片击中，遍体鳞伤衣裳染成个血片，人当时就昏迷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五寨牛化六分区医院的病床上。经过十几天的救治后，我又被转移到条件较好的芦芽山二分区医院。8月，我伤愈出院，随即赶往36团的神池虎壁留守处，根据留守处提供的信息，很快找到了大部队。仅仅过去两个多月，连里的干部战士就大都不认识了，以前的人马大都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都是刚刚补充进来的。
晋北战役后，大同成为一座孤城。大同是平绥、同蒲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又是国内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7月底，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集中大批兵力逼近大同，指挥部首长有聂荣臻、贺龙、萧克、张宗逊、杨成武、罗瑞卿等人。大同城内虽然守敌并不是很多，但由于城池坚固且物资准备充足，加之大批援军陆续赶到，9月中旬我军被迫撤出战斗。期间，我们36团在大同南郊孤山一带打过仗。
三起三落 一谱真心 （一）
由于身体多处受伤，很难再适应高强度的行军打仗，1947年3月，拿着上级发放的《革命军人残废证》，我复员回到家乡。7月，党中央下发《中国土地法大纲》，我随即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运动中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解放军手中，从而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
全国解放前后，我先后担任过暖泉乡团委书记、义门村互助组组长等职，因办事公道正派，勇于担责，赢得上上下下的认可。195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保德县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我被大家推举担任了村合作社社长。开始时社员全部按入社时的土地分红，分红占到土地总收成的30%，1956年开始土地分红制度逐步取消。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按照上面的统一部署，生活方面，义门村实行了食堂制，全村人集中在一起吃大锅饭。生产方面，虚报浮夸成风越刮越猛，夏上估产，以山药的亩产为例，最好的年成最多也就能产2千斤，可刘家峁敢吹自己能产15万斤，暖泉更是放出25万斤的卫星。纯粹是狼吃浑小子——没影儿！
接到上级观摩验收的通知后，暖泉村紧急动员社员每人必须在第二天早上交回三丈长的草葽子（用蒿草拧在一起的绳状物，专作绑扎用）。那时候儿的人特别听说，第二天早上全部按时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公社发动周围几个村子，将各自正在生长着的山药蛋连同蔓子，起出来集中到暖泉的指定地里，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草葽子把所有蔓子围拢来。上面的检查倒是顺利通过了，但移来的山药没几天死得一干二净。
期间，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也瞒报过村里的产量，咬着牙将山药的亩产量估到2万斤。结果，被上面树为反面典型，插上黑旗，训得狗血淋头。立秋时分，我到公社参加冬麦播种专题会议。按说，冬麦只有过了秋分才可以下种，可别的村子为了抢先进，硬说是已经完成了播种任务。我性子倔，实事求是说没有下种，结果遭到在场县社两级领导的严厉批评，直到深夜两三点还不依不饶，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一头从炕台栽到地上，众人这才放过我一马。
过了几天，批评过我的两位县领导来义门视察，村干部集中到一起听他们训话。当时正准备收割黑豆，一位县领导不客气地问：你们义门家一共种了多少亩黑豆？一亩地有多少苗黑豆？一苗黑豆上头能结多少个夹子？还没等我吱声，下面一位队长粗声楞气地回答道：种了多少亩黑豆我们知道咧，一亩地有多少苗黑豆我们没数过，一苗黑豆有大的有小的，上头能结几个夹子，我们可是搞球不清。两位县领导被呛得脸红脖子粗，扭头就走。事先为他们准备好的呵山药、玉茭子、窝瓜，正好给几位村干部做了好事。
真金不怕火炼。秋收结束，义门村农作物实际产量，在全公社名列前茅，很多县社干部改变了对我的偏见。1959年正月，我还作为县里的代表，参加了省上召开的农林牧大发展誓师大会。
常言说得好：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因国家是按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进行统购的，虚报产量越多的地方国家统购得越多，1960年青黄不接时分，很多地方的群众因此揭不开锅，义门村的情况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群众的生活也过得十分艰难，苜蓿、榆叶、粉渣、红薯干等，逮住甚吃甚。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乎着吃了顿清汤白面疙瘩。最困难时，我不得不将三岁的三小子送人，一家人哭得恓趴咧。
不过，困难面前我也没有忘记听党的话，还是团结大家一起开展生产自救，终于使群众的生活慢慢缓过劲来。然而，在1963年开展的清财运动和1964年的开展的的“四清”运动中，本人却因得罪了上面的个别领导被停职两年，甚至险些被抓进监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2年为增加集体收入，村里办了个粮食加工厂，有负责人背着我经常扛上厂里的白面往上级领导家送。知道这件事情后，我感到非常生气，对这种行为进行了狠狠的批评，结果捎带着把上级那位领导也给得罪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粮食加工厂最终停办。清产核资开始后，上级来人红不说黑不道，宣布本人停职接受调查。
三起三落 一谱真心 （二）
期间，上级先后来了两批人，翻箱倒柜查了几个月，也没查出我一分票子的问题。然而，上级那位领导还是死咬住不放，背地里鼓动对我有意见的人罗茬子。
那是困难时期刚过，为尽快恢复村里的生产，我派人花7千块从外地买回几头牛和驴，这件事情的经过人所共知，但就有人昧着良心说瞎话，说是我倒贩牲灵赔了7千块。听到这种说法我很生气，几次找上级领导申辩，但人家根本听不进去。
没几天，上面召集15个生产队的支书开会，专门讨论如何处理我的“经济犯罪问题”，还是那位上级领导，来不来就宣布我的问题够上坐禁闭咧。刘家峁支书毛蛋仗义执言：四孩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几十年咧，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即便有些子错也不能让坐禁闭呀！他坐了禁闭，家里头那大大小小六七口人活呀不咧？实在不行，再不用他当干部敢就行咧吧！其他村的干部随后发言，一致同意毛蛋的意见，那位领导见众怒难犯，这才把要我坐禁闭的事捏塌。
群众心里有杆秤。1964年底，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我重回村级领导班子，先后担任生产队队长、村党支部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大形势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我尽最大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带领村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义门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实事求是讲，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脱离实际的做法，比如村里种什么、种多少，都必须听从上级的统一安排。1971年，义门村在规定种高梁、玉米的地里，偷偷种了5亩糜子。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这5亩糜子起初长得可袭人咧，但遭遇一场大风后全部倒伏。不巧的是，县委领导贾家峁开完会路过义门，恰好看到这一情况，他们当即要求公社在义门村召开现场会，严厉批判了我自作主张更改种植计划的做法，并当场宣布撤销我的职务。
没想到的是，接替我的职务的人，虽然工作大胆泼辣，但对指挥农业生产缺乏经验，而且处理事情个性太强，村里工作经常陷入僵局。1976年秋，省里和县里的蹲点干部进驻义门后，通过大量走访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感觉到我在村民中间有着很高的威信。
时间不长，县里召开三干会，蹲点的几位领导乍猛子找到我，要我代表村里到大会上表态发言。我当时没好气地说，我个庶民百姓，到三干会上发言算甚咧？蹲点领导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回答：“是！”“是的话，服从安排！”我这才答应下来。发言稿是蹲点干部帮忙写好的，由于识字不多字，大会发言时念得非常吃力，引得台上台下笑声不断。
三干会后，公社调整了义门村的领导班子，村支书一职由天桥的白振清接替，村革委主任由刘家峁的长生子接替，我被任命为前队队长。说起来也日怪，我当支书那么多年，村里人劳动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伤亡事故，可新班子刚一成立就遭下一条人命，后队一名群众在修梯田时从高处跌下身亡，这件事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担任前队队长期间，我非常讲究科学种田，比如锄地，会根据庄稼的不同生长期，采取或者深锄或者浅锄的办法。后队领导听说后直摇头：只要水肥不误事，深锄也好浅锄也罢，与收成好与不好关系不大。结果呢？庄稼长着长着就差下一大截。秋后，一样样的生产条件，前队比后队多打了6万斤粮食。按往每常家的经验，两队产量相差1万斤才属于正常。我因此作为先进典型的代表，参加了省水利厅在保德召开的现场会并发言。
从此，我在村民们中的威信更高了,说出话来听得人更多了。1979年春天，我再次被任命为村支书，当年村里打了54万斤粮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还有，那段时间，国家安排多台铲土机帮助村里平整土地，原因是修建天桥水电站义门贡献了100多亩耕地。我带头远离给铲土机司机开的小灶，从不参与他们的吃吃喝喝，赢得铲土机司机和村民的一致好评。
1980年5月，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我主动辞去村支书一职，让位于村里的年轻人。当时，村里的家底非常雄厚，光驴骡牛就有近40来头、羊还有几百只。然而，第二年开始，全县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被分得要甚没甚。我个人觉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毛病，但将集体财产三皮不值二麻处理掉，实在让人心疼。另外，五十年代建社时村民每人投资过3块钱的入股基金，生产队拆散了这3块钱总应该给大家退还吧？为此，我几次向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根本没有人搭茬子，更有人笑话我是：咸吃捞饭淡操心。
掐指算来，我在义门村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有30多年，可以说是大干部没当、小干部没断。30多年间，我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宗旨，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享受过国家发放的1斤救济粮、1分救济款，上面来了招工指标，我总是先安排村里的其他人，自己的子女一个也没有关照过。我觉得，我当村干部30多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党。令人感动的是，从村干部位置上退下来后，党和政府并没有把我给忘记，经常有领导干部上门进行慰问，其中包括担任过忻州市委副书记的吕茂田。
安度晚年 奉献余热
1947年我因受伤致残复员时，人民政府优待我400斤粮食，领取方式是每年100斤，分四年领完。然而，我只在第一年领过100斤，第二年起因家里打下的粮食基本够吃，考虑到人民政府用粮的地方太多，余下的300斤粮食，我就再也没有领过。
时间到了1981年3月，义门镇领导大会上宣布，全镇百姓年人均收入已超过6千元，从此进入了小康社会。听到领导的讲话，联想到自己家的经济状况，我突然感到非常失落：我是当过兵打过仗受过伤的人，又长期从事过农村基层管理工作，可收入水平还不达周围群众的平均水平。当时，我手头的进项只有国家每年给的那几百块钱的残废军人抚恤金，老两口每月吃喝就得花费200元，一年天气难免有些人情交往，但凡支应一下没个百百八八拿不出手。眼下自己岁数也大了，也动弹（劳动）不行咧，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尽管儿女们非常孝顺，但总不能三天两头跟孩儿们要钱吧？
正在发愁这件事，听到有人说，残废军人的抚恤金上调了很多，我立马到县上去了解情况。县民政局的领导听了我的陈述后表示，国家对革命残废军人的抚恤金是有很大提高，但根据民政部的最新规定，必须对原来的残废证进行重新认定。
“你也在36团当过兵？”局领导翻看过我的残废证后，突然发问。
“是啊。”
“那我这个36团的干部为甚认不得你？”
“一个团三千多人，你是干部我是战士，人都是从下往上认咧，哪有个从上往下认咧？”
“那你给我说说，哪些人当过36团的团长和政委？36团甚时候打得朔县城？”
这些问题哪能难住个我！我不打咯噔对答如流。
“既然是残废军人，生活又有实际困难，为什么建国这么多年不到民政局来反映？”局领导眯缝着眼问道。
“我自己但有半步奈何，也不会来麻烦国家。”
“看把你思想境界高的，好像保德县就你一个残废军人！”局领导边说边撩起衣服露出枪伤——原来他也是一位残废军人。
局领导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惹得我有些发毛：“当年每位残废军人复员时，凭残废证能领取政府给的400斤粮食，可我王四孩只领过100斤，考虑到人民政府处在困难时期，剩下的300斤再连一两也没领过。”话既然说开了，一下就收留不住咧。“看这样子，你也是残废军人，行咧，如果政府给的粮食你一斤也没领，你思想觉悟比我高，如果你也只领了100斤，那咱俩的思想觉悟一样高，假如你把国家给的粮食全领得吃咧，你好好儿说咱俩谁的思想觉悟高？”
局领导听了我的一番话，不仅没有嗔怪反倒笑呵呵地说，咱当过兵的人啊，都是这神不收脾气！然后，交代下面的工作人员抓紧办理相关手续。第二年8月，经过重新体检和审批认定，我领到新换发的残废证，抚恤金大幅增加，晚年生活有了可靠保障。
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从1982年至1984年，我带领村里的四五十号人到附近的电站做营生，有效解决了村里人的劳动就业问题。期间，我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原则，从不偷工减料，从不敷衍了事，得到电站领导的夸奖。
1985年后，我彻底歇了下来，但仍然保持共产党员的形象和本色不变。比如，发挥自己嫁接树木的特长，经常主动上门为有需要的村民无偿提供服务；义务清扫维护村里至电站长达2公里的道路；坚持每天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向周围的人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自觉教育大家特别是年轻人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做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积极参与邻里之间矛盾和分歧的调解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尽一份力；为了方便附近的老年人外出歇坐，我还专门找来施工队弃用的边角料，加工成很多小板凳。
我今年虽然已经93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也还好使唤，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讲出来，就是希望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踏踏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好好儿地为咱们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图片依次为：王四孩生活照，义门村，日军扫荡，日军暴行，八路军伏击日军，许光达将军一家，民兵埋设地雷，36团团长高永祥，宁武，轩岗，大同，土地改革，大跃进1，大跃进2，农村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梯田，王四孩三干会发言，天桥水电厂，吕茂田看望王四孩，革命军人残废证，王四孩全家福，王四孩与妻子，王四孩与本文整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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