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大早，我差點被一個重大新聞驚掉了下巴：南方科技大學的賀建奎宣佈世界上第一對基因編輯人出生了。
我想就算不是生命科學專業的人，也能感受到這個新聞的爆炸力。不過為了能更全面地理解這意味著什麼，我還是先要從什麼是基因編輯說起。
自然界當中有一些生物大分子具備修改基因的能力，這些生物大分子經過人工優化以後，就成了所謂的“基因編輯工具”。如果將基因編輯工具導入到細胞內部，就能夠按照人的設計去修改生物的基因，這就是基因編輯技術。而在本次製造基因編輯人的研究中，他們的做法就是將基因編輯工具設計成能夠精確刪除一個叫做CCR5的基因的32個鹼基，然後將這樣的基因編輯工具導入人類的受精卵當中，以圖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人類的這個基因。如果成功，那麼這樣出生的孩子，理論上就能夠擁有較強的抵禦艾滋病的能力。
這本身並不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技術，一些實力比較強悍的實驗室可能在三四年前就能做這樣的工作了。但是全世界那麼多實驗室，全都沒這麼做，為什麼呢？為什麼科學家要給自己的工作劃出這麼一條紅線呢？實際上，在賀建奎宣佈自己製造出基因編輯嬰兒之後，幾乎國內外所有科學家都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時間發聲，宣稱自己堅決反對此舉。包括現代基因編輯技術的創始人張鋒、詹妮弗·杜德娜以及喬治·丘奇等科學家都對此表示了關切，並表示現在直接將基因編輯技術用於健康人是極其嚴重的錯誤。
主要還是兩方面的問題：技術和倫理。實際上，大部分科學家也明白，未來多半會有基因編輯的人類出生，但這是在倫理、法規、觀念、技術各方面都完善以後的事情。
打個比方吧，這件事情就好比我們打算定向爆破拆除市中心的一座摩天大樓，這裡面牽扯到太多技術問題、安全問題。很多專家還在嚴謹論證方案的時候，賀建奎帶著一幫人直接把樓炸了，還振振有詞說反正這座樓必然會炸，倫理必然站在他這一邊云云。
這不是科學家乾的事情，非要說的話，做出這種行為的只能稱之為瘋子。我相信，這決不是什麼科學的進步，倫理也絕不會站在他那一邊。
從技術上說，基因編輯還不是一個成熟到可以用到健康人身上的技術。比如說基因編輯的效率還不夠高，在大多數情況下，以此得到的個體身上，只有一部分細胞能夠得到編輯。而如果想抵禦艾滋病，則所有細胞都必須得到編輯。也就是說，目前的基因編輯技術，理論上極難真正讓人獲得艾滋病的免疫力。
此外，基因編輯技術還存在“脫靶效應”。簡而言之，它有一定可能編輯到設計者不希望修改的基因，而這是有致癌致畸風險的。
所以賀建奎所說的那兩個孩子，極有可能不但沒有得到任何抵禦艾滋病的能力，反而白白承擔了風險。而這又牽涉出了很嚴重的倫理問題。
說這是讓健康人承受不必要的風險，都是避重就輕。本項研究可謂從一開始就疑點重重，它的倫理審批來自於一家莆田系醫院的倫理委員會（後者現在正在極力撇清關係），立項申請中填寫的則是與之八竿子打不著的“艾滋病疫苗研究”。
賀建奎與他的美國合作者在一個視頻中宣稱，嬰兒的家長完全明白這個研究的意義和風險。真的很難想象，會有哪個家長在明知自己的孩子沒有任何收益反而會白受風險的情況下，還能“自願”接受一個有違法嫌疑的人體試驗。
而且研究的“成果”——我真的不太想把它稱為成果——至今尚未完全公佈，我們到現在甚至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幹了這麼一件事都不知道。
目前科學家討論比較集中的，是能不能對身患絕症、面臨死亡或巨大痛苦卻無藥可醫的患者實施基因治療，也就是用基因編輯技術修正他們出問題的基因來治病。而通過基因編輯來賦予免疫力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一方面，像CCR5之類的基因雖然會降低對艾滋病的抵禦能力，但它也會提升對一些其它疾病的抵抗力，屬於有利有弊的基因。考慮到近年來治療艾滋病的技術增長迅速，人類征服艾滋病應該也是勝利在望了。也就是說，這兩個孩子要面對的，是為了抵禦一種早就能治的疾病，卻在幾十年的人生中要承受其它疾病的風險。
另一方面，你根本沒有辦法人道地檢測他們是不是真的獲得了免疫力。難不成等他們長大了，你還要人為地讓他們染上艾滋病嗎？
有人說瘋子是歷史的推動者，話倒也不錯。可是世界上眾多的科學家本來就在有條不紊地推動歷史。賀建奎的行為更像是在一輛開得好好的公交車上，突然衝出來趁著駕駛員不注意狠踩一腳油門，這樣推動的歷史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這次事件其實捅破了一層窗戶紙。隨著技術的進步，一些事情的門檻越來越低，人們擔心發生的事情就一定會發生。倫理法規只能限制正規的科學家，但阻止不了瘋子。可以想見，瘋子決不會只出現這一次。
願那兩個孩子能有正常的一生，願瘋子得到應有的懲罰。不過對學術界、執政者、商業界而言，真正的考驗恐怕才剛剛開始。
（文 / 唐騁，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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