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柏楊考證，中國從黃帝開始到溥儀遜位，4643年間，一共出了559個皇帝或國王。其中，有資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窮兵黷武，導致國庫虧空（如漢武帝劉徹），有的擅權造成國家動亂（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無能以亡國告終（如後主劉禪、梁武帝蕭衍）。宋仁宗趙禎卻穩穩當當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
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54歲的宋仁宗趙禎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仁宗駕崩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裡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在哀悼皇帝的駕崩，整個北宋國內子民無比哀痛！
豈止是國內，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史載遼道宗“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此後，遼國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一個國家的皇帝死了，讓本國黎民百姓哭得涕淚橫流的事，屢見不鮮，但讓鄰國敵國的百姓和皇帝痛哭，並且表達出由衷的尊敬與哀悼。這樣的君主，歷史上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事實上，趙禎既沒有太祖趙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樣多才多藝，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論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論學問，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藝；但論生前死後的名聲，他卻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一位皇帝。
趙禎廟號“仁宗”，“仁”就是對他的蓋棺論定。所謂“為人君，止於仁”，這是對君主的最高評價了。宋仁宗的過人之處，即“仁”。宋仁宗親政後對臣僚、對百姓比較寬容、寬仁，正史及宋人筆記都多有記述。仁宗在位41年，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他在位幾十年裡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大家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繁榮。他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修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科學文化文明發展的頂峰。
應該說，趙禎不是一個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在歷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遊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軟，對後宮女色也有相當的興趣，他之所以被歷史學家稱譽為“守成賢主”，主要體現在他維持“澶淵之盟”的和平協議上，“澶淵之盟”主要歷史意義在於，它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四十餘年的戰爭，此後宋遼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
使得北宋“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髮長者），不識於戈”（兵器），使宋朝節省了鉅額戰爭開支，歲幣（30萬）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3000萬）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
他在位期間雖然發生了和西夏國之戰，但因策略應對大致得當，雙方互有勝負，西夏因連年征戰國力難支，最後兩國和談，夏向宋稱臣，宋每年賜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史稱“慶曆和議”。由此，大宋又取得了近半世紀的和平。儘管有種種外患內政上的問題，但仁宗一朝無論如何還是宋朝的治世，除卻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頗有些盛世氣象。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後，第二個比較開放和寬容的時期。其根源就在於太祖皇帝趙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寬宏大量。趙匡胤統一中國後，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了向文官治國的轉變，未殺有功大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趙匡胤制定了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
宋朝不興文字獄，對讀書人比較寬容。到了宋仁宗趙禎繼位，把這個傳統弘揚到最大。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治世的出現，與仁宗趙禎“恭儉仁恕”的個人秉性與治國方針有關，趙禎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但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意見，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聽了也從不挾憤報復。表現出這位帝王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這在封建帝王時代，確實比較少見。他在位期間，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 士農樂業，文武忠良。史上有“慶曆、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為多。因此他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
如果從宋仁宗執政時制度看，當時的制度運作、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經太祖、太宗兩代的創制及真宗朝的確認，到仁宗在位時，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與政府的權力分際都已經有了法度或慣例可循。這個時候，宋仁宗表現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謙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續資治通鑑長編》說，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所謂“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說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話來說，這叫做“共治”。即君主只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具體的治理權歸於“外廷會議”。宋代的外廷又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機構：一為以“執政”為名的行政機構，一為以“臺諫”為名的監察機構。根據這樣的制度安排，我們很難說宋代的政治屬於皇權專制，因為君主是象徵性的，而治理權又是分立的。而這樣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認，所以他 “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當時有人評價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一個聖明的君主，“百事不會”並沒有關係，因為君主不必親決庶政；要緊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開外廷而獨攬大權呢？在宋代，君主這樣的舉動是將受到外廷的強烈抵制的。宋仁宗能自覺遵守君權的界限並努力踐行，實在難能可貴。
從下面兩件事上可看出這位仁君胸懷確實大度。
在朝廷行政事務上，趙禎尊重主管部門的自主權，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剛愎自用。據宋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一》記載，夏竦死後，趙禎打算給他一個諡號“文正”。不料負責官員考核的劉敞說：“給諡號是我們主管部門的事，我們挺負責的，你怎能侵犯我們的權利？再說，夏竦也不夠格。”司馬光也上書，說：“文正”的稱號太高。於是，趙禎收回成命，同意將諡號改為“文莊”。
皇宮妃嬪雖不少，但趙禎最寵的是聰明伶俐張貴妃，一直想晉升她為皇后。但在“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制度的制約下，趙禎每次提議這事都被駁了回去。張貴妃不僅晉封皇后沒有希望，甚至連其伯父張堯佐晉封宣徽南院使這一虛職的事也因遭到臺諫官的猛烈攻擊而作罷。這天，趙禎正準備上朝，張貴妃送趙禎至殿門，拉著趙禎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
趙禎答道：“放心！放心！”結果在殿上，趙禎正準備下達任命張堯佐的詔書，包拯便站出來上言，陳述不應給予張氏任命的理由，長篇大論，很是激動，唾沫都濺到趙禎臉上。趙禎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張貴妃遣宦官探問，得知包拯犯顏直諫。等趙禎回到宮中，張貴妃迎上前去，又想為其伯父美言。
趙禎用袖子擦著臉不耐煩地說：“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濺到我臉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出了名的刺頭諫官嗎？”包拯更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屢屢犯顏直諫，趙禎不禁接受他的建議，竟然從未怪罪他。包拯病逝後，仁宗親臨弔唁，併為其輟朝一日，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
趙禎性情文弱溫厚，不事奢華，身為九五至尊，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衣食非常簡樸，史書中記錄了他大量嚴於律己的故事。
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為了什麼。仁宗回宮後，著急的對嬪妃說到：“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呢。”仁宗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又有一次，時值初秋，官員獻上蛤蜊。仁宗問從哪裡弄來的，臣下答說從遠道運來。又問要多少錢，答說共28枚，每枚錢一千。仁宗說：“我常常告誡你們要節省，現在吃幾枚蛤蜊就得花費28000錢，我吃不下！”他也就沒有吃。
一日，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又累又餓，很想吃碗羊肉熱湯，但他忍著飢餓沒有說出來，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勸他：“陛下日夜操勞，千萬要保重身體，想吃羊肉湯，隨時吩咐御廚就好了，怎能忍飢使陛下龍體受虧呢？”仁宗對皇后說：“宮中一時隨便索取，會讓外邊看成慣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湯，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要數百隻，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不堪計算，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於心不忍，因此我寧願忍一時之餓。”
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宋代官員待遇比較優厚，退休之後能夠優遊林下，吟詩作文。這種厚祿制度，使得官員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創作，所以文學藝術，成果累累，能夠流傳萬世。
宋代以科舉取士，政府官員都是文學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在中國的四大發明中，能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這樣的事，歷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才有。
宋仁宗趙禎親政時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對士大夫的寬容，他在位期間從未興過文字獄。嘉佑年間，蘇轍參加進士考試，在試卷裡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裡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應給予嚴懲治罪。趙禎卻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此人應予以嚴懲，趙禎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容蘇轍的事，或許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沒幾人能做到。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過了考試。但在趙禎看來，他不適合做官，還是填詞的好，就給劃掉了。趙禎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於是反唇相譏，說自己是“奉旨填詞”。譏諷趙禎的柳永不但沒被殺頭，填詞也沒受影響，且填得更加放肆，這就非同尋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趙禎的氣，還“願歲歲，天仗裡常瞻鳳輦”。
上述事件，倘若是朱明王朝和滿清“康乾盛世”，滅九族是必然的。
在大多數宋人眼裡，“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這樣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於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讚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範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衛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在宋代讚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元人修《宋史》，也讚歎仁宋朝“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並且認為宋朝後來的敗亡，是因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即使是對宋代政治頗不以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認“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仁政”，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諡號或冠以“仁”。宋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執政最長的，生性恭儉仁恕，百司曾奏清擴大苑林，宋仁宗說：“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
嘉祐四年，這時距趙禎駕崩還有四年，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准。但他死後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諡曰：
“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諡於帝……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據柏楊先生考證，中國從黃帝開始到溥儀遜位，4643年間，一共出了559個皇帝或國王。其中，有資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窮兵黷武，導致國庫虧空（如漢武帝劉徹），有的擅權造成國家動亂（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無能以亡國告終（如後主劉禪、梁武帝蕭衍）。趙禎卻穩穩當當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
更令人感嘆的是，當後世金兵佔領中原後，曾大肆盜掘宋陵，但因為懾於宋仁宗的威名，獨獨沒有對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發掘昭陵地宮時，是否能見證仁宗的另一“仁政”？他在遺詔中說：由太子趙曙即位，進曹皇后為太后，喪禮必須從簡。
宋仁宗趙禎，歷史已經用“仁政”，去世“引得遠近皆哭”為其蓋棺定論。從公元1063年到公元2016年，歷史已經流逝950多年，這950多年間，王朝興衰更替週期律一直循環往復，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王朝更迭歷史過程已證明，這塊土地上的億萬萬百姓，有幸趕上仁政、體驗仁政、安享仁政，大多是夢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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