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把“创新”视为深圳奇迹的原因，固然政治正确，但它容易沦为口号，并让我们丧失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深层思考的能力。创新，最终靠人。
“深圳”这两个字，无疑是改革开放事业最具质感的标签之一。深圳的崛起，外界习惯用“创新”两个字来说明原因。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创新是制度创新，小渔村敢为天下先，发扬“蛇口精神”，展现“深圳速度”。
现在，深圳更多是靠科技创新，华为、中集、比亚迪等创新型制造企业崛起，以及腾讯这一互联网巨无霸依然在扩张，加之大疆等一大批新兴企业雨后春笋般成长。总之，这座城市被视为中国实体经济创新的样本。
“创新”是一种绝对不会错的政治正确，可是，它很容易沦为肤浅的口号，让我们失去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的思考。
如果要探寻深圳经济崛起的力量之源，很容易发现——创新只是一种结果，它并不是原因。
生产要素，特别是人的集聚才是深圳崛起的真正动力。当然，人的集聚也离不开当初制度创新所提供的空间。
但今天，不妨更多地探寻“人”的因素。因为，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的早已不是创新的口号，而是将改革深化的决心和勇气。
1980年代初期的三洋厂工人（图源：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
大企业效应
2017年，深圳的GDP是2.24万亿元，超过中西部很多省级行政区。2017，江西和广西终于突破2万亿大关，江西为2.08万亿，广西为2.04万亿。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都还没有进入“万亿GDP俱乐部”。
说深圳“富可敌省”，毫无问题。而且，2017年深圳GDP同比增长8.8%，在全国一线城市中名列第一。此外，全国范围的同期增速是6.9%。
在产业结构上，深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2017年，深圳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9183亿元，增长13.6%；占GDP比重达到40.9%，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小渔村的经济奇迹，外界的解释汗牛充栋，但有一条“深圳经验”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条经验必须从一个疑问引出：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到底是哪座城市？
可能很多人回答是上海。其实，北京才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
经济中心至少应该符合两个标准，一是管控，二是集聚。北京是中央部委的所在地，指令和审批都从北京发出，自然符合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北京同样胜出。中国的央企群体总部绝大多数位于北京，它们集聚的资源超乎想象，非其他企业能够比拟。
那么，除了北京，国内还有什么城市能够集聚央企的资源？在北京之外的三座一线城市之中，上海和深圳基本上平分秋色——深圳和上海并列，这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却是事实。
在上海，中央国资（不含金融）的知名大企业主要是两家，宝武钢铁和东方航空。但在深圳，中央国资背景的大企业远远超过两家，有中集集团、华侨城集团，还有中广核集团。
拿金融业企业来说，上海也并不比深圳领先。上海有交通银行，深圳有招商银行，还有大型金融综合巨舰平安集团。此外，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力量对比上，上海也不占绝对优势。在行业人士看来，深圳的金融业不但体量和纵深不输给上海，而且更富创新动力，更活。
更重要的是，在另外两个特殊群体——大型民企和房地产企业方面，深圳完胜上海。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轫之初的四大金刚“招保万金”中，除了保利地产外，招商地产、万科和金地，都崛起并发迹于深圳。
深圳的大型民企以IT硬件和互联网企业为代表，华为、中兴、比亚迪都是中国顶级的民企。在互联网行业，腾讯更是长期位居中国市值第一的互联网巨头。此外，全球第一制造业巨头富士康也崛起于深圳。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速和经济规模化的加深，深圳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金融财团，曾经争夺万科股权的宝能集团就是代表。王文银领导的正威国际公司也在2013年被《财富》评为“世界500强”企业。此外，新兴的“世界500强”恒大也将总部搬到了深圳。
某种意义上讲，外界对深圳经济核心力量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偏差。多数人会关注深圳的创业氛围，以及不断诞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而容易忽视深圳早已存在的诸多大企业集团，以及它们所发挥的集聚效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大企业集群的成长或者引入，深圳是北京和上海之后，中国内地对全国资源的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另外，如果排除地方行政级别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深圳的集聚能力可能并不输给上海。
2017年，上海的GDP是3.01万亿，约为深圳的1.5倍，但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418万，而深圳约为上海的一半。这意味着如果计算人均GDP，深圳早已大幅超越上海。这背后，大企业功不可没。
大企业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未来，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在所有的成熟经济体，当经济增长的高速期结束，进入平稳期，企业一定会越发规模化。大企业会在国内大市场乃至全球，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而且，这种效应还会不断加强。以中国的大企业为例，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达到64万亿元，相当于我国GDP的86%。
这种虹吸效应，将继续改变中国城市经济的力量对比。
蛇口工业区早期企业的生产线 （图源：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
强人经济
大企业是城市发展的加速器。首先，遇到经济下行，资金为了避险，更加会涌入大企业，从而导致一种“大者恒强”的循环模式。
此外，从本质上讲，大项目类似于现代产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一个大企业可以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催生一个巨型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将成长出大量有着无限可能的中小企业。而且，在这种集聚生态之下，还能产生巨大的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降低生态圈内中小企业的创业壁垒和成本。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深圳当下的创业潮之中，很多优秀的创业者、投资人都来自华为、腾讯这样的大企业。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知识外溢”“人才外溢”，对城市发展极其重要。
那么，深圳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的大企业？这是问题的关键。
深圳的大企业，都起于一张白纸，都是一段励志故事。比如，在制造业企业中，中集集团就是扎根深圳获得成长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
目前，中集海外销售占比超过50%，在中央国资背景的企业之中首屈一指。由于它所处的行业是集装箱、登机桥、特种车辆、海洋工程等装备制造，和普通消费者并不打交道，因此这家公司一直相对低调。但它的成长和一位“强人企业家”麦伯良有着密切关系。
中集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86年，注册资本300万美元几乎亏光，员工也被迫从330人裁员到59人。
麦伯良临危受命执掌这家小工厂，中集的命运被扭转。从濒临破产，到成长为销售额超过700亿的企业集团，中集的成长和麦伯良个人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麦伯良属于“帅才”，是中国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真正懂全球化经营的人。在他的强力领导下，中集在全球开疆扩土，员工超过5万人，并在制造业的20个细分领域做到世界第一。
银行曾一度是中国受管制最为严格的行业，而深圳却诞生了股份制银行中的新军招商银行。目前，招行依然是股价最高的银行之一。招行发展很不容易，如果与另一家地域相近，成立时间差不多的广发银行比较，更是如此。
招商银行1987年成立，广发银行1988年成立，成立当时，两家规模差不多。但2017年，招商银行营业收入2210亿元，总资产超6.29万亿。而同期，广发银行营业收入505亿，总资产为2.07万亿。
常见的分析是，招行一开始就注重市场化，打出了零售银行的品牌。那么，招行的决策为什么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呢？和中集一样，它有着高度专业的职业经理人马蔚华。
马蔚华曾担任前国家领导人李贵鲜的秘书。李贵鲜曾在安徽、辽宁等地任党政主要领导，还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马蔚华本人也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的行长，亲历并参与处理了海南金融领域的两件大事，一是全岛地产泡沫破裂，二是海发行的破产。这样的从业背景和经历，在充满管制的银行领域，必然能够带领招行避免暗礁险滩。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
万科的故事更加广为人知。
王石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企业家，他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做出了示范。但在万科股权争夺战的时刻，他的成功和家庭婚姻背景的关系，却引发了外界议论。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深圳最初的一批创业者，不仅个人能力强，是天生的商业领袖，而且也都有着某些独特的背景和资源优势。尽管这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有了肯定更好。
出生于1950年代，并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业的那一批深圳商界大佬，多半都会对外界自称是职业经理人。麦伯良、王石、马蔚华，甚至马明哲也是如此自称。换个角度看，这刚好是深圳大企业能够突破旧体制，不断崛起的秘密。
曾拿过《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郑贤玲，在她的《中集，可以复制的世界冠军》一书中道出这样一个现象：无论中集，还是招商银行、平安集团，它们成立和发展之初，股东之间等比例设置股权是一个普遍现象。
为什么这样设置？主要是希望破除一家国有股权独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让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放开手脚大干。这种思想和观念，是“蛇口奇迹”缔造者袁庚刻意为之的。
实际上，回顾深圳各大企业的成长，“强人经济”的色彩的确很浓，每一家企业都有一位灵魂式的人物。在发展过程中，这些企业家避免了被地方国资或某一家中央国资的过度干预。即使到今天，中集、招行、平安的股权都是相对均等或者分散的。此外，作为民企的华为、腾讯，则不存在经营不自主的问题。
在那个火红的创业年代，王石曾一度力主万科去“地方国资化”，并引入战略投资者。但现在，经过了一场富有深意的股权之争，万科又回归为了深圳市属的国资房企。
“强人经济”是深圳过去奇迹的隐秘动力，它也关系到深圳的未来，我们有理由保持关注。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email protected]
编辑 | 谢奕秋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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