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祕密

2018-11-19 09:31:22 南風窗NFC

總是把“創新”視為深圳奇蹟的原因，固然政治正確，但它容易淪為口號，並讓我們喪失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深層思考的能力。創新，最終靠人。

“深圳”這兩個字，無疑是改革開放事業最具質感的標籤之一。深圳的崛起，外界習慣用“創新”兩個字來說明原因。

在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的創新是制度創新，小漁村敢為天下先，發揚“蛇口精神”，展現“深圳速度”。

現在，深圳更多是靠科技創新，華為、中集、比亞迪等創新型製造企業崛起，以及騰訊這一互聯網巨無霸依然在擴張，加之大疆等一大批新興企業雨後春筍般成長。總之，這座城市被視為中國實體經濟創新的樣本。

“創新”是一種絕對不會錯的政治正確，可是，它很容易淪為膚淺的口號，讓我們失去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深入的思考。

如果要探尋深圳經濟崛起的力量之源，很容易發現——創新只是一種結果，它並不是原因。

生產要素，特別是人的集聚才是深圳崛起的真正動力。當然，人的集聚也離不開當初制度創新所提供的空間。

但今天，不妨更多地探尋“人”的因素。因為，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經濟轉型需要的早已不是創新的口號，而是將改革深化的決心和勇氣。

1980年代初期的三洋廠工人（圖源：中國改革開放蛇口博物館）

大企業效應

2017年，深圳的GDP是2.24萬億元，超過中西部很多省級行政區。2017，江西和廣西終於突破2萬億大關，江西為2.08萬億，廣西為2.04萬億。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都還沒有進入“萬億GDP俱樂部”。

說深圳“富可敵省”，毫無問題。而且，2017年深圳GDP同比增長8.8%，在全國一線城市中名列第一。此外，全國範圍的同期增速是6.9%。

在產業結構上，深圳也是全國首屈一指。2017年，深圳新興產業實現增加值9183億元，增長13.6%；佔GDP比重達到40.9%，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

小漁村的經濟奇蹟，外界的解釋汗牛充棟，但有一條“深圳經驗”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條經驗必須從一個疑問引出：改革開放40週年之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到底是哪座城市？

可能很多人回答是上海。其實，北京才是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

經濟中心至少應該符合兩個標準，一是管控，二是集聚。北京是中央部委的所在地，指令和審批都從北京發出，自然符合第一個標準。第二個標準，北京同樣勝出。中國的央企群體總部絕大多數位於北京，它們集聚的資源超乎想象，非其他企業能夠比擬。

那麼，除了北京，國內還有什麼城市能夠集聚央企的資源？在北京之外的三座一線城市之中，上海和深圳基本上平分秋色——深圳和上海並列，這幾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卻是事實。

在上海，中央國資（不含金融）的知名大企業主要是兩家，寶武鋼鐵和東方航空。但在深圳，中央國資背景的大企業遠遠超過兩家，有中集集團、華僑城集團，還有中廣核集團。

拿金融業企業來說，上海也並不比深圳領先。上海有交通銀行，深圳有招商銀行，還有大型金融綜合鉅艦平安集團。此外，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力量對比上，上海也不佔絕對優勢。在行業人士看來，深圳的金融業不但體量和縱深不輸給上海，而且更富創新動力，更活。

更重要的是，在另外兩個特殊群體——大型民企和房地產企業方面，深圳完勝上海。

中國房地產市場發軔之初的四大金剛“招保萬金”中，除了保利地產外，招商地產、萬科和金地，都崛起併發跡於深圳。

深圳的大型民企以IT硬件和互聯網企業為代表，華為、中興、比亞迪都是中國頂級的民企。在互聯網行業，騰訊更是長期位居中國市值第一的互聯網巨頭。此外，全球第一製造業巨頭富士康也崛起於深圳。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貨幣化程度的加速和經濟規模化的加深，深圳誕生了一大批新興的金融財團，曾經爭奪萬科股權的寶能集團就是代表。王文銀領導的正威國際公司也在2013年被《財富》評為“世界500強”企業。此外，新興的“世界500強”恆大也將總部搬到了深圳。

某種意義上講，外界對深圳經濟核心力量的理解，長期以來都存在一種偏差。多數人會關注深圳的創業氛圍，以及不斷誕生的創新型中小企業，而容易忽視深圳早已存在的諸多大企業集團，以及它們所發揮的集聚效應。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通過大企業集群的成長或者引入，深圳是北京和上海之後，中國內地對全國資源的集聚能力最強的城市。另外，如果排除地方行政級別差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那麼深圳的集聚能力可能並不輸給上海。

2017年，上海的GDP是3.01萬億，約為深圳的1.5倍，但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418萬，而深圳約為上海的一半。這意味著如果計算人均GDP，深圳早已大幅超越上海。這背後，大企業功不可沒。

大企業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未來，這種趨勢會更加明顯。在所有的成熟經濟體，當經濟增長的高速期結束，進入平穩期，企業一定會越發規模化。大企業會在國內大市場乃至全球，形成強大的虹吸效應。而且，這種效應還會不斷加強。以中國的大企業為例，2017年，中國企業500強的營業收入達到64萬億元，相當於我國GDP的86%。

這種虹吸效應，將繼續改變中國城市經濟的力量對比。

蛇口工業區早期企業的生產線（圖源：中國改革開放蛇口博物館）

強人經濟

大企業是城市發展的加速器。首先，遇到經濟下行，資金為了避險，更加會湧入大企業，從而導致一種“大者恆強”的循環模式。

此外，從本質上講，大項目類似於現代產業經濟的“基礎設施”。一個大企業可以在一定空間範圍內，催生一個巨型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將成長出大量有著無限可能的中小企業。而且，在這種集聚生態之下，還能產生巨大的技術、知識的外溢效應，降低生態圈內中小企業的創業壁壘和成本。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深圳當下的創業潮之中，很多優秀的創業者、投資人都來自華為、騰訊這樣的大企業。這是一種最簡單的“知識外溢”“人才外溢”，對城市發展極其重要。

那麼，深圳為什麼能產生這麼多的大企業？這是問題的關鍵。

深圳的大企業，都起於一張白紙，都是一段勵志故事。比如，在製造業企業中，中集集團就是紮根深圳獲得成長的一個典型案例。

中集集團總裁麥伯良

目前，中集海外銷售佔比超過50%，在中央國資背景的企業之中首屈一指。由於它所處的行業是集裝箱、登機橋、特種車輛、海洋工程等裝備製造，和普通消費者並不打交道，因此這家公司一直相對低調。但它的成長和一位“強人企業家”麥伯良有著密切關係。

中集創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1986年，註冊資本300萬美元幾乎虧光，員工也被迫從330人裁員到59人。

麥伯良臨危受命執掌這家小工廠，中集的命運被扭轉。從瀕臨破產，到成長為銷售額超過700億的企業集團，中集的成長和麥伯良個人的能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麥伯良屬於“帥才”，是中國企業家中為數不多真正懂全球化經營的人。在他的強力領導下，中集在全球開疆擴土，員工超過5萬人，並在製造業的20個細分領域做到世界第一。

銀行曾一度是中國受管制最為嚴格的行業，而深圳卻誕生了股份制銀行中的新軍招商銀行。目前，招行依然是股價最高的銀行之一。招行發展很不容易，如果與另一家地域相近，成立時間差不多的廣發銀行比較，更是如此。

招商銀行1987年成立，廣發銀行1988年成立，成立當時，兩家規模差不多。但2017年，招商銀行營業收入2210億元，總資產超6.29萬億。而同期，廣發銀行營業收入505億，總資產為2.07萬億。

常見的分析是，招行一開始就注重市場化，打出了零售銀行的品牌。那麼，招行的決策為什麼沒有出現過重大失誤呢？和中集一樣，它有著高度專業的職業經理人馬蔚華。

馬蔚華曾擔任前國家領導人李貴鮮的秘書。李貴鮮曾在安徽、遼寧等地任黨政主要領導，還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而馬蔚華本人也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的行長，親歷並參與處理了海南金融領域的兩件大事，一是全島地產泡沫破裂，二是海發行的破產。這樣的從業背景和經歷，在充滿管制的銀行領域，必然能夠帶領招行避免暗礁險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