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如同我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农村的先辈们）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个家庭也是如此。开枝散叶多了，分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的父亲弟兄四个，在我的大叔把大婶迎娶过来没有几年，我的爷爷就做出了分家的决定。我的两个舅老爷和本家的几个长辈坐在一块儿说了说，然后立下一份协议，对不多的家产和房屋做了分配，对我爷爷奶奶的生养死葬做了分工，一天之间，就把家分了。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事情。
根据分家的协议，我父亲和我大叔要离开老院，造屋另住。
兴建房屋的地方就在村子的北头，也是属于自己家的一块儿旧地，看其形状和地理位置，应该是村里的老寨墙。虽是寨墙，但与周围相比，整个地方却有些低洼，需要用土垫起来。
垫院子的土需要从坑里拉过来。新院子的后头（北边）就是村里的大坑，那时候黄河水还很少有放到村里来的，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村里的农田灌溉才用上了黄河水，顺便呢坑里也存了不少，自然那儿也成了孩子们玩水的乐园。在黄河水未来之前，村子里的人家如果需要把院子垫高，都是从坑里取土。
从坑里取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那时候的生产力底下，拉土用的是架子车。拉土时，在车后面安上一个小铁环，或直接拴上几道钢丝，便于套牲口，等车里装上土，牲口就在前面拉，一个人在旁边牵着牲口，一个人在后面扶着车把，掌控着车的方向兼助力。一条缓坡从坑底一直通到坑的上面。
拉土都安排在农闲时分，春夏秋冬我都干过。这四个季节里，春天最好，天不冷不热的；夏天呢？天太热，需要趁凉快时干活，垫院子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天还未亮，父亲就会把我和母亲喊醒，一块儿去拉土，我都是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瞪瞪到达地方。干上一会儿，脑子就清醒了。天热倒不是最让人烦心的，热，很容易解决，穿个短裤，赤裸着上身就行了，我和父亲都是如此。最烦心的是那些牛虻，它们叮在牲口身上，牲口疼得是不停地扭来扭去，摔脖子、尥蹶子、抽尾巴，我最害怕的是牲口把套弄乱，弄乱的话就需要去挂套，这个时候害怕的是它踢着我。有时候一不小心，牛虻也会叮到人身上，叮一口，那叫一个疼啊，一拍一手都是血。
秋天亦如是。
至于冬天，则是冷。冷倒也没有大碍，干上一会儿，就不冷了。关键是有时候土掘不动，耽误装车的速度。当然，等到地上冻了，也就不能干了。
父亲负责装车，扶把。我多数时候是干牵牲口的活，这是我最不愿意干的，虽然相对来说，这是拉土里最轻的活。其中的原因就是刚才说过的，烦牛虻，怕被牲口踢着。
这块宅基地光垫土就耗了三年之久，当然，除了干干歇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力的低下。仅凭一头牲口，一辆架子车，三两个人，两把铁掀，干活的效率可想而知。
记得拉车的牲口换了好几个。先是一头小毛驴，黑的，白嘴唇，性情温顺，还好牵，可惜后来卖了；驴子卖了以后，再买的是一头骡子，这头骡子体型高大，步履很快，牵的时候看着都怵，生怕走的一慢，就被它踏着，那一段日子拉土时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厌烦干活牵牲口也应该和此有关；再后来，骡子卖了，又买了头牛，牛也好牵，可是后来它添了一个小牛犊，小牛犊调皮，吃饱了会在坑里乱窜，有时跑的远一点，跑出了老牛的视线，看不见牛犊，老牛就不那么听号了，牛脾气一上来，扯着我能跑出老远，直到小牛犊回来，才肯罢休。
日子慢腾腾的，拉土垫院子好像总也没有个头。父亲是个急脾气，可急也没有用，还是得一铁掀一铁掀把土装到架子车上，再一车一车拉过去。日子把急脾气也磨成了慢脾气，慢脾气磨成了没脾气。
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到把院子垫好，院子四周栽的榆树长的也有胳膊粗细了。
院子垫好，万里长城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檩条、椽都好办，豫北平原种植的榆树、槐树生长都很缓慢，木质结实，完全可以胜任。那时侯基本上家家都有闲院子，这两种树种的有很多，捡成材能用的刨出来，晾晒干透就可以了，这个工作在开始垫院子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去做了。
沙土也从地里的沙圪垱拉好了，那个时候，沙圪垱很多，随便拉。如果自己家的地里没有，可以去别人家的地里。去别人家地里拉沙土，不仅不要钱，土地的主人还会表示感谢，提点热水了帮着装车了什么的，因为这样可以多开垦一些地出来，他们就又可以多种一些庄稼多打一些粮食了。根本不像现在，还要拿钱去买。
有些东西不需要买，可有些东西是必须买的。比如屋梁，要买松木的，结实。如果真的买不起，粗一些的槐木或者榆木也可以代替，买松木需要去会上赶会。还有砖呀瓦呀白石灰呀铁钉呀把脚呀，也是需要买的，买，需要不少钱。当时，一座三间的瓦房下来需要二千块钱。
可钱在哪儿呢？现在看起来二千块钱根本不是个事，一个月挣得就绰绰有余。可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一个万元户在村里就是一个大富豪，是寥若晨星的。
正好本家一个爷子辈的，家里也要盖房子。父亲和他说话说得来，两人关系比较好。由于两家都要盖房子，他们有事没事就经常在一块说房子的事，如何盖了，盖多大了，啥时候动工合适了，等等。
两人就在一块儿商议，房子如果两家都盖，两家都盖不起来，不如两家合作，倾两家之力办一家的事，今年他家盖，明年他家盖，这样，用两年的时间房子就都起来了，也不用太作难，两家人的日子也好对付着过下去。
确实，这是个挺不错的主意，两人也达成了协议，今年他家盖，明年我家盖。这样的决定，就定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少了一些压力，我们都心头轻松，感觉那年春天的榆钱分外香，槐花也格外甜。
事情总是变化着的。那个春天还未过完，我们那放松的心情还未收回来，父亲和我那个本家爷就不知从哪儿得到一个信息，说相邻十来里有个村子，那儿有一户人家自己烧制出了机砖。自己烧制机砖，是可以剩下一大笔钱的。
可以省钱，不再需要两家分开盖房了，父亲很动心。第二天就和本家爷去了那个村子，询问有关事宜。等到他们回村，就带来了造机砖的机器和机砖师傅。
场地选择在村子东北的一个荒地里，紧挨东地大坑，坑里是春天流过来的黄河水，满满的，不用发愁制作土坯、烧窑的用水。坯土是就地取材，荒地里都是黄土，土质正好做坯。
天气不错，微风轻拂，暖阳丽日，土坯正好晾晒。正是农闲，两家的人不管妇幼老少全都到场，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帮忙的也有不少，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人们说笑中干的热火朝天。
机器早已安好，机砖师傅有序地忙碌着。干活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动分成了几个小组：拉土的，把土从取土处拉到机器的近旁；和泥的，要把土拌的松软，成颗粒状，握在手里可以成揣，这样便于制做土坯；机砖师傅带着几个人在添土的同时，还要把制好的土坯装到架子车上；架子车有四五辆，两三个人配合，把土坯拉到平整的地方摞成架。一架一架的土坯，排列的整整齐齐。相比人工制砖，机砖少了一道平放在地上晾晒的工序，可以直接架成垛。
垛上坯与坯之间的缝隙很大，是人们有意而为，这样能够有效的通风，可以加快坯干透的速度，从而不影响烧窑的进程。
制坯的日子里，天气很重要，风吹日头晒的最好，下雨天很麻烦，要停工，还要防雨。花钱截来塑料布，把坯架子全都遮盖上，不能淋到雨，淋坏了，那就坏掉了，不能使用，不仅费时费工，还费钱费力。
还算天遂人愿。那年的春夏之交，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土坯顺利入窑。
窑，是地窑。深埋于地下，略高出地面，只留有一道壕沟与外界连通，在那儿有一个观察口，可用于观察里面的烧制情况。
那是一段繁忙而快乐的时光。父亲和我的本家爷日夜守候在那儿，看着场地，添火，洒水，沐着风，沐着雨，沐着日月，有时吃饭也需要我们去送，当然，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会跑到那儿去玩。
希望总是让人喜悦，我们每个人浑身都充溢着无尽的力量。日子在盼望中一天天过去，窑，终于烧好了，灌水，人工降温，又停了好几天，温度下来了，终于等到了出窑的日子。
那真是一个大日子，好日子，一个让人期盼已久的日子。村里很多人都来了，有关的，无关的，都想一睹为快，看看用地窑烧出来的砖和原来的老式砖有啥不同。
把地窑表层的浮土用铁掀清理掉，砖头就露出了，看到砖，父亲忐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砖，烧的还不错。有好事的人掂起两个，互相碰一碰，发出＂铛铛＂的响声，清脆而响亮，听音确实是好砖。
砖真的是好砖，却是红颜色。老师（指导烧砖的师傅）说，地窑的火候不容易把握，烧出来的砖，红色的窑多一些，但是不管什么颜色都是很结实的。
砖虽然结实，但这还是让父亲有点小失望，在我们豫北平原那儿，盖房用的传统上的砖是蓝色的，如果用红砖盖房，总有点怪怪的感觉，感觉与周围不是那么协调。虽然停了没有几年，红砖在我们那儿就开始流行，处处是红砖蓝瓦，在绿树掩映下，鸡鸣狗吠，时不时还传来几声老牛＂哞哞＂的叫声，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不时有白云飘过，那真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但父亲最终还是决定不用红砖，而是留着，拉到庄子（未盖房的院子）的空地上，等盖配房或是头门儿和院墙时再用。
后来还是东借西借才把砖头的问题解决了，蓝砖。
找好盖房班，谈好工价，盖房班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好说一点，约定工钱可以晚些天方便的时候再给。就挑了好日子，工头趁空来放了线，挑了地基，接着就是打夯。
然后，一切按部就班，打地基，垒墙，上梁（上梁这天，主家要放火鞭，管一顿饭），架檩条，钉椽子（正当门的椽子上还要写上房主、领工、木工的的名字，木工是技术工，在盖房班的地位很高），铺席（铺席前要先织席，从芦苇坑里割来芦苇，在我们拉土的坑的西北，有一大片芦苇，如果谁家盖房要用谁家就去割些来，不用的话就自然枯萎卧倒在地，就有勤快的人在冬天收拾回家当柴火烧，可惜后来村里有人承包，再用，就需要拿钱去买了。晾晒干，然后将芦苇用线绳结成席，盖房时将其盖在椽檩上，上面再用泥覆盖。）上泥佤瓦，房屋两头外面靠近屋脊的山墙这个时候还要用细沙白灰粉上一部分，半米左右高，三角形状。等晾干，讲究的房屋主人会请盖房班里的能工巧匠用漆写上一个繁体篆字＂万＂，这个＂万＂字笔画繁琐，看起来就像一朵盛开的花。写这个字很有讲究，要一笔写下来，龙飞凤舞的，很美很好看。实际说起来，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画；与其说是一个字，不如说是一个图腾，它表达着农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一般人是写不好的。然后还要夯实屋内地面，铺上砖，最后再用细沙白灰和泥把墙内粉。
然后就等房子晾干，就可以居住了。
房子晾干了，可我们并没有立即搬过去。我们还住在老院，一是新院子还比较荒凉，周围还没盖房的人家，这儿只有一个院子，没有院墙；一座主屋，还没有偏房，而父亲要经常外出，去贩卖牲口，做些其他的小生意来贴补家用，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住在那儿有点害怕。二是老院子的房屋暂时还够住，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相互之间也有个帮衬。
盖好的新屋子就这样一直空着。期间，母亲的一个城里亲戚由于要躲避计划生育，无处可去，就来到了乡下，住在了我们家，住在了那个院子里。相对来说，那儿人比较少，加上平常又不轻易出来，倒也安全。直到她快生产了，才离开回去。可是生的由于不是心里所想，一年以后，又继续在这儿躲了第二次。
新房子就这样空了好几年，直到我三叔要结婚，需要收拾老院子的房子做婚房，我们眼看不搬不行了，才不得不搬到了新的院子里。
从此，我们就生活在了新的院子里。院子很宽敞，没有配房，没有院墙，自然也没有头门，进出很是方便，喂的鸡鸭鹅是到处乱窜，不过，傍晚和进食的时候它们倒也知道随着母亲的呼唤回来，不用担心它们丢失。
父亲在屋子的后面载了许多豫北特有的树木——槐树和榆树。这两种树生长缓慢，但木质结实，许多人家都种。最美的是春天，榆钱、槐花次第长出，空气中到处都散发着醉人的清香，捋些下来，做成榆钱馍、槐花蒸菜，再炸些辣椒蘸着吃，＂啧，啧＂那味道，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忍不住流口水。院里栽的是梧桐树，长的忒快，几年就可以成才。它在春天里开花，花是喇叭的形状。花开的季节，整个院子里都是花香，芬芳而浓郁。鸟鸣也时不时传来，真是鸟语花香。
夏天的这个地方很安静，可以听到树上马寂寥（蝉）的鸣叫。屋后坑里的黄河水清澈而平静，有顺水而来的无数的鱼儿在那儿悠闲地游来游去，成群结队的，有长条儿，鲫鲫片，鲶鱼，水面上很少能看到泥鳅，它们都生活在水底。坑边可以看到钓鱼人的身影，三三两两的，据说，他们住在新乡，是铁路上的老职工，坐火车不要票，是专门来我们村钓黄河鱼的。他们乘坐的是新兖铁路上的火车，在塔埔、通村或者我们村——蒋村站下车，然后寻一个附近的村庄垂钓，中午坐车来，下午再坐车回去。受他们的影响，我们村里一些人也开始学起了钓鱼。
盖配房父亲还是坚持不用红砖，中间家里头宽裕了，父亲才盖了配房——东屋，依然是蓝砖蓝瓦。盖了配房后，父亲开始垒起了院墙，盖了厨房和头门，红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主屋，配房，厨屋，头门和院墙，这才是一个农家院的标配。我们姊妹几个就在那儿生活，慢慢成长。我们外出，它静静地站在那儿等我们回来。我们回来，它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以温暖和安心。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新院子也变成了老院子，屋子自然也老了，而我们，长大了。
长大了， 姊妹们相继出嫁成家，我也外出工作，在他乡安家落户，老屋子里只剩下了父亲和母亲，我们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去，看看他们，也看看老屋子。
大自然的风不停地吹过，大自然的雨时时淋过，时光的侵袭和风化让老屋的砖瓦慢慢失去了原来的颜色，由蓝而青而黛，渐渐有了岁月的斑驳。老屋看起来更老了，父亲母亲的白发也越来越多。但他们坚持自力更生，从不向我们姊妹几个伸手，有时甚至还会接济一下我们，大到面了，油了，小到一把青菜。他们 种地，还做点小生意。有两年，还学着养起了鸡。养鸡另建鸡棚是不现实的，家里就那么大一点的地方。建在地里，又有点远，不便照应。经过仔细的斟酌考虑，养鸡的地方就选择在了老屋。
相比起配房，主屋盖起来的年头更早一点，看起来自然显得也就更破旧一点，如果回头翻盖的话，肯定是先翻盖主屋。既然选择了在主屋养鸡，父亲和母亲就搬到了东屋居住。
养鸡，需要空气的流通。为了保障能够通风换气，父亲在老屋子的后墙上面掏了几个窟窿。这样，老屋看起来更是有点破败和没落。后来，养鸡停了以后，又在老屋子里种了几年的蘑菇。
养鸡时的种种折腾，种蘑菇时蘑菇料的发酵和蘑菇成长时需要的大量水分的湿润，让老屋显得脏乱而潮湿，它就如同一个佝偻着腰的老者，多处已经有了暮态了。
＂需要翻盖了＂＂需要翻盖了＂父亲看着破旧低矮的老屋，经常如是说。我却有点不同意，＂东屋看着还那么新，住个几十年应该还不成问题。我们又经常不在家，你们有住的就行了，盖那么多的房子干啥？＂父亲就教育我＂到你们老了，总归是要回家来住的，趁我现在还能干的动，还能操上心，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到时候你们不就省事了？＂＂到时候我们回来不回来还不一定呢？就是回来，我们自己盖就可以了。＂我们讨论，我们争执。
可父亲是下了决心要翻盖的，他完全有意忽略了我的意见。下一次见面再和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说盖不盖的问题，而是直接说要盖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了。
老房子还是拆了，在父亲的执意坚持下。他找来了邻村（班村）的一个专门的拆房队，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拆下来的砖头里那些囫囵的，捡出来，把上面的白灰泥泥渣戧下来，码在一旁，等着下新房的地基用。
再见了，老房子。
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新的房子很快就建起来了，这次用了很多的水泥。盖的是楼房，两层，平顶，在当时村里显得很是气派。看着高大明亮的楼房，父亲很是高兴，不止一次对我说＂这房子，撑上个百十来年不成问题，你这辈子是不用再发愁盖房的事了。
我是不发愁了，可父亲却由于操劳过度，患了重病，本该幸福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年，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的虔诚和努力也没能挽留住他匆匆远行的脚步。
父亲走了。
父亲走后没有几年，也是平房的头门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我们说把它拆掉，再简单垒道墙，安上个门算了。母亲却不同意，坚持要盖上个门楼，说有了门楼来遮遮风挡挡雨，大门才能多用上几年，说不定也就省了我以后需要再盖的麻烦。她和父亲当年的想法和理由出奇地一致。
我们没有別过母亲，最后还是依了她。
新的头门和门楼高而大，很是上得了台面。盖的过程中，都是母亲一人在家操劳，出钱又出力。盖好以后，看着那崭新的大门，我忍不住有时候会去想，父亲再来的时候，还能认出我们的家吗？
一个又一个的记忆，扑面而来。生活在老屋的日子，装满了春天的味道，它充盈着幸福的缝隙。不知不觉的泪光中，在时光里消失的老屋，袅袅婷婷地向我走来……
晨曦里，夕阳下，我好像又看到了老屋，看到了父亲那忙碌的身影。
父亲，在那边，你还好么？
（写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定稿于六月十七日父亲节前夕）
作者简介：李东方 新乡市作家协会会员，延津县作家协会理事。有多篇文学作品被各类媒体采用。代表歌曲有《回家过年》、《家在延津》、《美丽的春天》、《我想去远方》、《延津版（成都）》、《上学的日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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