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水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從數據上看：我國水電裝機從1977年的1576.5萬千瓦、發電量476.5億千瓦時，增長到1987年的裝機3019.3萬千瓦、發電量1002.3億千瓦時；又一個10年之後，到1997年我國水電裝機達到5972.6萬千瓦、發電量1945.6億千瓦時；第三個十年後的2007年底我國水電裝機1.48億千瓦、發電量4714億千瓦時；最後到40年後2017年底我國的水電總裝機達到3.4億千瓦、發電量11898億千瓦時。
我國水電這種連續40年的高速增長，在全世界的範圍內絕無僅有。截至2017年底，全球的水電總裝機也只有12.67億千瓦，其中含抽水蓄能1.53億千瓦，水電發電總量4.185萬億千瓦時。從這些數字可見，我國的水電裝機和發電量均超過了全球的1/4，分別佔到了全球總量的27%和28%。
40年來我國水電取得這樣突出的成果，當然少不了改革開放的功勞。但是，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只是暫時的、相對的、有條件的。縱觀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水電的發展史，屬於生產關係範疇的改革開放的作用，的確是暫時的、相對的、有條件的，最重要的還是生產力。什麼是水電的生產力呢？我們知道生產力的三要素是人、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在這三要素中，人和生產工具都是發展的、可變的，只有勞動對象是相對客觀的。我國水電生產力中的勞動對象，也正是我國水電的資源優勢，客觀決定了我國水電引領世界一定是歷史的必然。
電力體制改革推進了我國水電的跨越式大發展
回顧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水電，多數學者傾向於劃分為這樣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撥亂反正、恢復重建時期（1978～1993年）；第二階段：深化改革，調整鞏固時期（1994～2003年）；第三階段：電力體制市場化改革後的時期（2003年至今）。本文的重點將探討我國電力體制改革後（2003～2017年）的水電發展變化。
2002年啟動、2003年正式開始的國家電力體制改革，極大調動了社會各界電源建設的積極性。改革後每一個新組建的電力公司，都像原來的國家電力公司一樣，開始致力於投資電力的建設。這就使得全國電力建設的規模和能力增加了幾倍。加之電力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引進競爭機制，為此，國家也鼓勵各個新組建的電力公司在加速自身發展的同時開展競爭。因此，我國電源建設的速度自電力體制改革後明顯加快。由於各個電力公司所開發的發電項目，只需要準備20%的資本金，餘下的80%都可以從銀行貸款解決，因此，長期制約我國電力發展的投資難的問題，從電力體制改革實施之後，已經不復存在了。
我國電力發展步入快車道，水電建設自然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曆年水電裝機和發電量的年增速來看，基本上可以看出：前20年大約每10年翻一番（年平均增速約為8.5%）。後20年，每10年的增速在150%左右（年平均增速約為11%）。如果再注意到我國2002年的水電裝機8607萬千瓦、發電量2745億千瓦時這一數值的話，就會發現，我國水電的更高速的增長，基本上是從2003年電力體制改革後開始的。因此，如果說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水電實現了從追趕到引領的完美嬗變，那麼前兩個階段是“追趕世界的水電”，第三個階段就應該是“引領世界的水電”了。
進一步分析來看，電力體制改革之所以能促進我國水電的大發展，主要是由我國當時的特殊國情所決定的。2003年電力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國的電力市場還沒有走出經濟短缺的階段。由於我國的水能資源相對豐富，水電的資源和市場都不成問題，當時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就是投資和建設。而電力體制改革引進競爭機制主要解決的就是投資和建設的問題。這種情況下，特別需要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產生的反作用，與此同時，電力體制改革後我國水電的快速發展也就是順理成章的。
水能資源潛力的絕對優勢奠定了我國水電的國際地位
由於青藏高原的存在，我國的地形坡降陡，河流落差也普遍很大。因此，同樣的河流、同樣的水量，在我國往往比其他國家多獲得數倍的水能資源。新中國成立之後，為了開發利用好我國的水能資源，國家組織過數次資源普查，使得我國的水能資源量不斷上升。
改革開放後的1977年4月至1980年10月，我國水電工作者用了3年多時間，再次對全國水能資源進行了普查，並取得了新的成果：水能理論蘊藏量為6.8億千瓦，比20世紀50年代普查結果超出約1億千瓦，其中可開發利用的裝機容量為3.7億千瓦，年發電量為1.9萬億千瓦時。在此基礎上的2003年我國再次組織了為期3年的水能資源的普查， 2006年所公佈的普查結果是，可開發的水電年發電量提高到了2.47萬億千瓦時。在2003年資源普查的基礎上，最近幾年，通過對我國雅魯藏布江和農村小水電資源的普查，水能資源總量又有較大幅度的上升。根據我國“十三五”水電發展規劃披露，目前我國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量已達到3萬億千瓦時/年。“十三五”規劃還特別強調，這只是截至目前資源普查所得到的數據，今後隨著對江河資源普查的深入，我國的水能資源潛力還會進一步提高。
目前，不少社會輿論認為我國的水能資源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已經沒有太多可開發的資源了，甚至包括一些業內人士，也不乏有這種看法。但實際上，（按照國際社會水電開發程度的平均水平估算）我國的水能開發至少還有一半以上的上升空間。之所以社會上會產生“我國水電資源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的看法，筆者認為是因為我國以前所引用的可裝機容量的概念帶來的誤導。實際上，國際社會在表示水能資源潛力的時候，很少採用可裝機容量這個指標，一般只用年發電量來表述。因為，可裝機容量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是以年發電量為基礎，考慮了一定的運行小時數之後，折算出來的。但是，由於（具有大水庫的）大型水電站往往有很好的可調節性，為了讓它在電網中發揮更好的調峰作用，所以常常都會增大裝機，這樣在電網負荷尖鋒出現的時候，水電站就能增加出力，在電網低谷的時候，水電機組可以部分或者完全關閉，配合電網滿足電力負荷變動的需求。
例如，根據以往水能資源普查公佈的數據，我國三峽水電站的年發電量是847億千瓦時，可裝機容量是1600萬千瓦。但是，為了有利於電網的調峰和更有效地利用水資源，我國三峽開工後的實際裝機達到了2250萬千瓦，比資源普查的數據高出了39%。這也許就是國外普遍不願意以可裝機容量計算水電資源的原因所在。所以，要準確理解我國的水電開發程度，我們一定要習慣用年發電量來考慮問題。只有這樣，才不會產生我國水電資源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已經沒有什麼水電可開發的誤判。我國頒佈的“十三五”水電發展規劃，已經在表述上體現出這一變化。規劃只說明瞭我國可開發的水能資源為3萬億千瓦時/年，沒有再公佈折算後相應的可裝機容量是多少。
我國水電設計、建設、製造水平全面引領世界
近年來，我國水電裝機的持續高速增長，其實也是我國水電的設計、建設、製造水平全面提高的一種體現。由於舊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大幅度落後於發達國家，解放以後雖然略有好轉，但一直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轉變。直到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的水電技術基本上還是以學習、模仿、跟隨國外為主。然而，由於我國的水能資源極為豐富，我國水電開發建設的任務極其艱鉅、繁重，因而，我國水電所面臨的困難也是前所未有的。從我國改革開放大規模的啟動水電建設的時候起，我國的水電就開始了向世界水電制高點的挑戰和攀登。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建造的烏江渡水電站，是全球第一座建在喀斯特熔岩地區的大型水電站。此前，如何保證在喀斯特熔岩地區建造的大型水庫不出現滲漏是世界壩工界公認的難題。正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烏江渡水電站的成功建成、蓄水，突破了喀斯特地區水電建設的禁區，第一次讓全球的壩工界看到來自中國水電建設創新的亮點。也可以說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水電實現了從學習、追趕到創新、超越的第一次嘗試。隨後，我國黃河上的龍頭水電站——龍羊峽水庫建設所遭遇到的庫岸滑坡穩定的問題等，又成為當時國際水電工程界關注的焦點。
上個世紀後期，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壩工界先後推出了面板堆石壩、碾壓混凝土壩等新型的築壩技術。儘管這些技術發明在國外，但是由於我國在建的水電工程項目眾多，所以新壩型的大量實踐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完成的。因此，隨後的很多新、老壩型的世界紀錄，都先後被中國的水電建設所刷新。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拱壩是我國錦屏一級水電站的305米高的雙曲拱壩，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壩是我國233米的水布埡水電站大壩，最高的碾壓混凝土大壩是我國216米高的龍灘大壩。我國正在建設的雙江口堆石壩高度將達到312米，建成後將成為世界第一高的大壩。建設這些世界之最的特高大壩，需要一系列的技術支撐，例如，與高壩工程密切相關的高邊坡穩定技術、地下工程施工技術、長隧洞施工技術、洩洪消能技術，以及高壩抗震技術等。在這些方面，我國的各項技術均已引領世界。
在水力發電機組製造方面，目前，不僅世界上單機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絕大部分都安裝在我國，而且，我國還擁有單機容量達到80萬千瓦和10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的自主知識產權。目前，我國大型水電機組的製造技術成為全球第一。我國水電大機組製造，走的是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道路。
引進再創新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常態
創新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關鍵。無論是在國際合作基礎上的引進再創新，還是完全自力更生的自主創新，都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貢獻。客觀地說，如果沒有國家間對立矛盾的影響，從有利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引進再創新才是正常的創新途徑。從歷史上看，人類文明的任何偉大的進步，從來也都是在博採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眾長、相互交融的基礎上獲得的。當然在歷史上由於地理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國家和民族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技術壁壘，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得不平行地進行自主創新，共同推進某一方面科技進步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
現代社會國家之間不僅應該提倡引進再創新，而且還應該鼓勵協同創新（如目前國際社會共同開展核聚變研究的合作）。在商業領域內，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很多先進的技術，都是在早期引進的基礎上再創新的結果。我國的發展當然也應該首選引進再創新。三峽工程的建設，也為我國水電機組製造，實現引進再創新提供了大好時機。當時，三峽其中一個工程的單機70萬千瓦水電機組，超過了全世界已經運行的同類機組的總數。利用這一市場契機，我們要求參與競標的國外製造廠商必須與國內廠商合作，並且要在生產過程中實施技術（有償）轉讓。國外的廠商之所以願意接受這些條款，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未來的水電大機組市場基本上都在中國。即使不肯轉讓技術，中國也一定會通過自主創新，來解決大機組製造的問題。實施引進、再創新，可能會讓中國少花一些錢、省一些時間，但外商自己在經濟上也能有所收穫，絕對是一種“雙贏”。因此，不止一家國外機組製造廠商參與了三峽大機組的招標和製造，並如期轉讓了技術。轉讓技術後，不僅我國的機組製造水平提高了，這些廠商也都在我國建立起了相應的合資企業，至今他們還活躍在國際水電市場上。
無論是水電還是高鐵，我國都有自主創新的部分。例如，與水電開發配套的特高壓輸電，儘管國外當時已經有實驗線路，但是我國還是通過完全的自主創新解決了科技上的一系列難題。高鐵工程建設中極為重要的橋樑建設，也是我國依靠自主創新逐步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現在，連美國的舊金山大橋都要求中國來建設。
總之，由於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技術創新總是阻擋不住的。我國水電、高鐵的技術進步領先於世界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大量的工程實踐。為滿足市場的巨大需求，不管是通過引進再創新，還是自主創新，都不可能阻擋我國在這些領域走上世界的巔峰。必須強調的是，進行有償的技術轉讓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最重要的內容，大量的實踐已經證明：其結果無論對交易的雙方還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都是十分有利的。例如，今天在“一帶一路”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國先進的水電、高鐵等技術正在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脫貧致富和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這其中當然也有當年技術引進、轉讓各方的一份功勞。
電力體制改革後的水電發展並非一帆風順
電力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水電建設投資難的困境，使得我國的水電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快速發展階段。在我國電力體制改革啟動後的2004年，我國的水電裝機和發電量就先後超過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成為第一。今天，無論是我國水電的裝機、還是發電量，都超過排在世界第二國家的3倍以上。然而，電力體制改革在給水電發展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例如，市場化的開發水電方式，使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影響力大幅下降，水電開發過程中協調各種利益的難度陡增。電力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曾被國內外的反水壩、反水電勢力所利用。以前，一旦出現攻擊誣衊我國水電建設的言論，電力部或者國家電力公司都會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各種謠言很難形成氣候。但在電力體制改革之後，由於各個企業之間的競爭關係，即便誰遭遇到了誤解、甚至是誣衊，每個獨立的企業很難發出有說服力的聲音。以致於改革的標誌性成果——代表國家去開發水電的電力央企，常常被一些環保組織誣衊為“跑馬圈水”的黑心開發商。
總之，相對於國際社會關於水電發展的爭論，我國有一個滯後期。當國際上的反水壩運動最高潮的時候，國內的聲音還很少。那時我國建設水電的態度也非常堅決。特別是三峽工程的上馬和成功建成，讓國際上很多反水壩、反水電的謠言不攻自破。當國際社會的主流已經開始反思並澄清極端環保組織對水電的種種誣衊之詞之後，國內的一些炒作反水壩問題的極端環保組織卻已經在國外勢力的資助下活躍起來了，並且對我國水電的發展構成了實質性的損害。
我國大批的水電項目開發曾因偽環保一度遇阻
2003年，個別環保官員利用職權召集了一批反水壩的學者召開怒江環評論證會，製造了一系列有關怒江的謠言。如，他們把上游早已經建造了水電站的怒江，宣傳成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建水壩的河流。他們完全無視怒江幾十萬人生存，砍伐林木、陡坡耕種，水土流失嚴重、地質災害頻發，河谷地帶生態環境已經遭到極大破壞的現實，欺騙宣傳說怒江是世界上最後一條生態江。某媒體的一篇“為子孫後代保留一條生態江”的不實報道，幾乎欺騙和誤導了整個社會，有人還以這些謊言為依據上書全國人大，甚至寫信給聯合國，要求制止怒江水電開發。
瀑布溝的移民衝突，也是輿論被誤導之後導致群眾情緒失控的典型案例。在眾多的挑撥公眾情緒的謊言中，某中央媒體發表文章說《用十幾年前的標準拆遷，漢源移民鉅額損失》，故意把1992年頒發的移民補償條列，說成是用1992年的標準拆遷。其實文件中清清楚楚地寫著要用拆遷前三年的平均值計算補償。但是，媒體的這種欺騙性的誤導宣傳對移民的情緒挑撥性極大，當時憤怒的移民幾乎是人手一份這張報紙，以致於瀑布溝曾爆發了我國水庫移民歷史上最嚴重的暴力衝突。
尤其可悲的是，一些環保組織不斷通過各種手段拉攏、影響環保官員，使不少環保官員對我國的水電開發形成了嚴重的偏見。例如，“十一五”期間就曾有環保官員公開對媒體表示說“水電的汙染破壞比火電還嚴重”。因為火電的汙染是可以治理的，而水電的生態破壞是不可逆的。本來是最典型的妖魔化水電的謬論，卻居然被我國的環保官員接受且公開宣傳，並用來指導我國的環境評價和汙染治理。其後果的嚴重性我們可想而知。其實，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對煤電的環保要求還只是脫硫，不需考慮脫硝。而這種氮氧化物汙染極其嚴重的煤電，卻被環保部門當作比水電還要清潔的能源大力推崇。結果是，我國煤電超常規的高速發展。
受這種妖魔化水電偏見的影響，在“十一五”的中期，我國幾乎所有的水電項目都不能正常地通過環境評價，很多大型水電項目在拿到開工路條之後，被擱置了數年之久。例如，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小灣拱壩幾乎都要封頂了，但因為環評問題小灣水電站的核準還沒有通過。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電”的環評風暴，讓妖魔化水電的誤導宣傳達到了頂峰。我們知道“未批先建、跑馬圈水、過度開發”是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電的主要理由。然而，“未批先建”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我國2004年投資體制改革後推行的項目管理程序，“無須批准、只需核准”是我們的現行政策。況且，開發金沙江是“十一五”規劃中關於水電建設的首項任務。而且金沙江所有的水電項目又都是在拿到國家的開工路條後，又毫無理由地遲遲得不到有關部門的環評和核準。這根本就不是什麼“未批先建”，而是典型的“先建未批”。“先建”本來是合法的（因為有開工路條），“未批”則是因為環保部門對水電抱有偏見。
再看當時所謂“開發過度”的指責，金沙江所規劃的電站在2009年時還沒有建成。開發程度還是零，怎麼就已經產生過度了呢？總之，這些明顯的違反基本事實、違反邏輯的妖魔化水電的論調，由於被反覆炒作，似乎成了當時的真理，在不同程度上誤導了社會輿論、矇騙了公眾，也一度影響了領導和政府部門的決策，使得我國“十一五”中期的水電建設幾乎停滯。
叫停金沙江後，有關部門通過調查才發現“先建未批”的原因是環保部門對相關企業報上來的環評報告置之不理，一擱幾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能安全度汛，要求企業必須截流施工，保障安全。企業受夾板氣，“先建未批”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發現問題的結症後，為了避免今後發生類似的問題，國家發改委和環保部曾聯合發文，明確要求今後環評報告必須在2個月內予以批覆。然而，不解決對水電的偏見，這種程序性的要求只是治標不治本。以前，水電企業遭遇的是環評審批難，新文件出臺之後，變成了環評申報難。如果不是環保部門通知你來報送環評材料，基本上所報送的環評材料都是被拒收。
“物極必反、撥亂反正”帶來中國水電的黃金髮展期
當時由於我國的水電發展受阻，幾大國有電力企業的競爭都不得不集中在火電上，導致我國的火電比重增速過快，能源結構嚴重惡化。由此也不免讓國家的能源發展陷入嚴重的困境。2008年前後有一段時間，在國內，煤炭供不應求、價格飛漲、礦難頻發、煤電矛盾突出。在國際上，我國由於排放了與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溫室氣體，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遭遇到全球的批評。以前由於受到經濟能力的侷限，我國水電的建設雖然進展緩慢，但是能源消耗的量畢竟還不太大，這種由於整體經濟能力不足，無能力開發利用水電的情況在全世界非常普遍。由於我國的水電在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嚴重受阻，所以我國水電開發利用程度遠遠不能適應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不得不以過量煤炭消耗來填補，造成了過量的碳排放。在全球國家都積極致力於減排的時候，我國卻以每年兩三億噸絕對增量，不斷刷新著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的新紀錄。大量的煤炭開採和燃燒不僅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問題，而且也使得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供應矛盾要比其他發達國家尖銳得多。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讓出席會議的國家領導人深切地感覺到水電缺位的中國能源發展之困境。回國之後，立刻佈置中宣部、國資委和國家能源局加強水電的正面宣傳。同時為適應國際社會的減排需要，緩解國際壓力，我國也向全世界作出承諾，要在2020年把單位GDP能耗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達到15%。此後，在2010年藉著紀念我國水電建設100週年之際，由政府出面組織了一系列的反擊妖魔化水電的正面宣傳。至此，叫停金沙江水電的荒唐和嚴峻的國際社會的減排壓力，終於讓我們認識到：我國水電被妖魔化的傾向不糾正，中國的能源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
此後，我國水電發展迎來寶貴的黃金期，包括小灣和被叫停的金沙江水電站在內的一大批“十一五”期間被擱置的水電項目，在2010年下半年陸續都獲得了核准。我國水電建設者們也不負眾望地作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成績，完美地實現了我國水電從追趕到超越，最後到引領世界水電的嬗變。
今天，我國的水電發展已經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無論從規模、成就，還是從規劃、設計、施工建設、裝備製造水平，都已經是世界領先。一般人可能想不到，中國水電領先世界的程度其實遠超我們經常宣傳的高鐵、核電等行業。我國的高鐵、核電雖然已經很先進，但是在國際市場上還是有競爭對手的。例如，日本的新幹線、德國的磁懸浮；法國、美國以及俄羅斯的核電技術。但是，唯有在水利水電領域的國際招標中，幾乎所有的競爭對手都是中國的企業。
新常態下我國水電的機遇與挑戰
已經處在世界巔峰的中國水電，接下來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由於電力市場的增速急劇放緩，電力產能過剩，一些地方為了保護地方火電，對接受外來的水電普遍不積極。因此，從我國煤價低迷的2014年起，我國一些地區的水電就出現了嚴重棄水，而且逐年加劇。嚴重的棄水損失使得一些水電企業的效益大幅下降，加上對電力市場的擔心，企業投資新水電站的積極性也急速降低。因此，近年來，我國水電投資大幅下降。
嚴重棄水的問題也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重視。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瞭解決水電棄水和煤電去產能的任務。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對此也非常重視，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2017年10月專門出臺瞭解決水電棄水問題的1830號文件。到目前為止，儘管文件執行起來還並不十分順利，但至少表明國家對水電發展的支持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我國水電發展的最大機遇，一方面在於政府的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於能源革命。在工業化之前，人們還沒有能力大規模開採煤炭、石油。因此，人類活動對地球碳循環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但當我們學會了開採利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之後，大量的化石能源被燃燒，不斷排放出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使得原來沉積在地下的碳元素，大量的被釋放到空氣中去。這必然會導致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含量急劇升高，帶來的溫室效應最終可能會產生冰山融化、海水上漲、淹沒大陸、氣候環境變化異常等一系列嚴重後果。過量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成為當前人類社會最大的生態難題。
為應對氣候變化，全球能源革命的大趨勢已經難以改變。2015年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各國代表承諾了自主減排基礎上的《巴黎協定》。根據《巴黎協定》，地球的溫升要爭取控制在1.5攝氏度內，因此，要求各國爭取在本世紀下半葉（2050年後），就達到淨零碳排放。何為碳排放為零？怎麼樣做到碳排放為零呢？其實就是要求碳源等於碳匯，也就是基本不再使用化石能源。不使用化石能源，人類的能源靠什麼？當前，比較現實的選擇只能是依靠可再生能源。
工業化以來，全球水電的開發應用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功臣。目前由於一些發達國家的水電資源幾乎開發殆盡，已經進入大規模發展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階段。國外各種媒體所宣傳的可再生能源，也大都以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為主。但事實上由於受到技術水平和能量密度的侷限，水電仍然是當前最有效率、最起作用的可再生能源。在發電領域內，目前全球可以利用的其他所有形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量的總和，恐怕還與水電的減排作用相差很多。在眾多的可再生能源中，水能不僅是目前唯一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的，而且在改善電網的調節性和經濟回報方面，將會對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應用起到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作用。除此之外，水電家族中的抽水蓄能電站，也是目前最有效的電網調峰、調節手段。同時也是大規模的風、光等間歇性和波動性大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入網的重要保障。
根據國際權威機構的預測，如果要實現《巴黎協定》所提出的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那麼2050年的能源結構中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至少要佔80%以上。相應的在電力構成中，應該達到100%的非化石能源發電。最近，歐洲、美國的一些能源研究機構，根據世界各國現有的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技術水平，明確指出只要我國轉型的方向正確，在2050年全球實現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供電，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是完全可行的。
目前，百分之百實現可再生能源供電，很多國家已經成功進行了嘗試。水電資源非常豐富的挪威，幾乎一直都是由水電滿足99%以上的供電。在非水可再生能源應用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是葡萄牙，2018年3月實現了全月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供電。其中，葡萄牙的水電和風電分別滿足了當月電力消費的55%和42%。可見，水電在實現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供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美國總統特朗普之所以要宣佈退出《巴黎協定》，是因為他想要廢除美國限制煤電發展的《清潔電力法案》。他非常清楚，如果美國2050年還不能徹底告別煤電，《巴黎協定》是不可能履行的。前不久，美國特朗普訪問了挪威之後，由於看到了挪威水電所發揮出的作用，特朗普又透露說美國有可能通過進一步開發水電，考慮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的確，一個國家的水電發展水平，確實是衡量其能否落實《巴黎協定》的最重要標誌。
結語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水電的發展雖然經歷了大量的曲折，但畢竟成績斐然、令人矚目，並且今天已經成功站上了世界的巔峰。放眼未來，我國水電發展的前景依然非常廣闊。一方面，我國水電還有超過60%的開發潛力等待我們去挖掘；另一方面，能否實現我國的能源轉型、可持續發展，以及兌現我國《巴黎協定》的承諾，都要取決於我國水電的發展。目前，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全球的《巴黎協定》能否實現，主要看中國，而中國的承諾能否兌現，主要看我國的水電發展。
總之，未來我國的水電依然是前途光明、任重道遠，機遇與挑戰同在。然而，作為我國的水電工作者，無論是回眸歷史，還是展望未來，我們依然會倍感榮幸、自豪。因為，水電事業的發展興衰，從來都是與國家的前途、人類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
本文刊載於《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18年09期，作者系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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