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棋才辈出的地方。我查《上海地方志》的有关章节，发现自公元1975年至1985年的11年间的“全运会”上，上海男子围棋队竟然拿下过9次的团体冠军。象棋方面也是大师如云，建有屡屡战功：国际象棋先后有秦侃莹、王蕾等战将，中国象棋则更是拥有过何顺安、朱剑秋、胡荣华这样的一代代棋坛高手。上海人于是也就尊奉棋艺。远的且不说，便是近年，出了个常昊，6岁学棋，8岁进上海队，10岁入选国家少年集训队。
我娘家的邻居中，有一位便是上述众多棋才中的朱剑秋，我向来称他为朱伯伯。幼时只知道他喜欢下棋，捧着个茶杯终日坐在他那张褪色而摇晃的八仙桌上摆弄着车马炮，懂事了后方知他竟也几近棋王，是象棋界的一代宗师。他于1994年去世，至今已有10年，可到“Google”网上去查他，还是有他的数百条项目在列，记载着他的几盘精典棋局以及多部专著。朱伯伯住着我们这个门号里最差的的一间住房。那房间在三楼，夹于前厢房和后厢房之间，靠着三面板壁，在本应是走道的空间里，拦出了十多平方米来。房内只有一个老虎窗透气。那窗，用一根粗绳系在板壁的一枚大钉子上就算是打开了，松了绳就啪地一下自动关上，常常是并不密封，大雨天便会有渗漏。板壁和老虎窗当然也有长处———朱老伯在房内用煤球炉烧水煮饭取暖，是从来也不必担心煤气中毒的。
朱老伯的事业就在这破敝逼仄的老房子内成就。他棋风凌厉、擅长攻杀，在上海市的比赛中拿过冠军，晚年则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棋手，据说胡荣华就曾得到过他的指点。他文笔简约而优美，措辞用字透出相当深厚的古文根底，所以他不光是个棋手，而且还能著书立说以传艺后世。他生活虽简朴，却又不乏情趣，好一口酽茶，好读三国红楼等名著，与相知友人谈棋论艺时会妙语连珠。物质上的贫瘠，从来也没有阻断过他建构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脚步。
地火燃烧在底层，赤金常常隐身于沙砾。我们如今致力于探讨上海人的精神，研究海派文化的本质和特性，但却不免将目光投向表层的一时辉煌和走马灯般转换着的热闹，让锦衣玉食的群体或是光怪陆离的异象支配着我们的眼球。殊不知正是有着像朱剑秋这样的一代又一代渊源流长的、安贫乐道的、不舍追求的普通人，这个城市的文化才得以积累，得以开阔，得以凝聚，得以形成了自身的特质。
第一章
我一写下这个题目，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面前出现了他，《鬼手百局》的作者，有“象棋大师”称号的，即拥有“象棋大师”这个国家级专门职称的，已故专业棋手，朱剑秋。
他坐在他那间十平方米的夹板房中。他正在写着他的那本棋谱--- 《鬼手百局》。我去看望他。我们对坐在他的那张八仙桌两侧。桌上一如既往地摆着一盘棋，还有文稿。他那年大约七十四、五。因为过瘦，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他的脸面虽然白净，但沟壑赫然，横向的在额头，纵向的在两颊，嘴角被这些深深的皱纹牵拉得松松地垂了下来。他的脖子饱绽着几根粗筋，令我想起烂尾工地里耸立着的水泥立柱。
他的蒙着白翳的两颗眼珠，被包裹在糜红潮湿的眼眶里。“鬼手，是我们象棋术上的一个专用名称，”他向我解释道，“诡异，奇谲，攻时出其不意，守则难以预料，一招出手，便通盘弥漫鬼气……”“常常因此而造成千年难解之残局。”我说。 “唉---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红红的眼眶里灰白的瞳仁悲哀地对住了我，同时摇着头，“又来胡说。鬼手是鬼手，残局是残局，鬼手是招数，残局是结果，两者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我早就说你永不会成为真正的棋手。你不动脑筋……” 他一摇头，两颊就凄凉地微微晃动，筋骨突现的脖子显得格外地细弱了。我连忙给他的茶杯续上热水，以此打断他的话头。“这是我刚从杭州龙井村买来的雨前狮峰，泡出第二道来，才香呢！”我说。除了棋，他只有另一宗嗜好，那就是茶，好茶。他啜了一口茶，点点头，只是不再理我，顾自摆开了棋局。
他住在我们全楼结构最差的三层夹板房内。 面积约有十二三平方。左邻是我家，前厢房，面临山东路；右邻是后厢房，窗下是弄堂，叫永乐里，“文革”期间改称过“永斗里”，现在自然又改回来了，一度住过母子俩，姓吴，后来则住进了小夫妻俩，男的外号叫“黄牛”。朱大师住的，夹于两个厢房之间，原先一定只是走道，以后房东为了扩大得房率而开发，用一层薄薄的木板围住，几乎是全封闭式的，所以称之为“夹板房”。只有一个窗，是天窗，即上海人所谓的“老虎窗”。 我为他打开了老虎窗。那窗用一根粗粗的麻绳拴住，往下一拉，开了，系到夹板墙上的一个大钉子上，就算是固定住了。关窗更简单：松开绳扣，啪地一下窗就弹回去了，全自动。开窗是因为房内的空气实在太浑浊了。一只煤饼炉在屋子中央。那是朱老先生最重要的生活用品：烧水，煮饭，取暖。炉上的水开了，我为他灌满了热水瓶。他从棋盘上抬起头来说，把旁边的锅坐上去吧，黄牛今天给我买了两块大排骨，炖一炖，中午吃汤面，晚上他来帮我烧糖醋大排。我看见了地上的淘箩里果真有洗净了的鸡毛菜，还有一把很新鲜的切面，用报纸卷着的。为了炖排骨汤，我往炉上压下了一个新煤饼，刺鼻的一氧化碳立即腾弥开来。
我不能不拉开那天窗了。 “冷，”他却说，“别开窗。”他穿着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因为有点脏而显得很有点旧。煤饼炉透出的热挡不住天窗往下掷下的寒。况且他要在窗下的八仙桌上摆棋，要写他的《鬼手百局》。 我记得那次去探访他，是一九八五年的初春，春寒料峭。他的《鬼手百局》，刚开笔不久。
八年后，《鬼手百局》完稿，收录并点评分析了象棋大师朱剑秋鏖战棋坛数十年收集积累而得的、或是他自己使用过的、或是棋坛曾经出现过的、以“鬼手”之术或反败为胜、或逼平敌方、或造成不解残局的、奇谲瑰丽、耐人寻味、“鬼气冲天”的棋谱凡一百局，全书字数约三十万。
未及一年，公元一九九四年隆冬，朱剑秋谢世。
《新民晚报》“文化版”曾刊有一条消息云：
“我国最年长的象棋大师朱剑秋日前因病抢救无效而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朱剑秋生前曾为黄浦区政协委员、上海市体委象棋队副队长、上海少年宫象棋班指导教师，著有《残局解析百篇》、《棋坛扬州' 三剑客' 传略》等书。”
没有提及《鬼手百局》。因为没有出版。
第二章
朱先生是我娘家的邻居。
娘家所在的弄堂--- 即我适才说过的“永乐里”，地处黄浦区中心地段。往北数十米为南京路，往南不远即延安路，还有豫园。东边不到一站地就是黄浦江的外滩，西部为人民广场，过去叫跑马厅。
吃穿住行样样方便。人口密集度极高，如今的说法是人气很足。很足的人气聚集于一幢幢一排排低矮简陋的小楼和一个个狭窄幽暗的门洞里，基本的结构元素是弄堂。每个门号里都窝着好几户人家，多则七八家，少的也有四五家。比如我家所在的２１４号，那时底层是个印刷车间，上面两层，就住了大大小小五户，三楼便是我家，朱先生，还有先为吴家母子，后为“黄牛”夫妇俩及其儿子。连楼道，统共七十平方米罢，三户，人口过十--- 在那时，还算是很宽敞的了。
永乐里两边的房屋，东侧是被视作“上海典范民居”的石库门建筑，西侧却因为门面对着山东路，属于那种底层经商、上两层住人家的“商住两用房”。两排都是三层楼。“典范民居”石库门有个小天井，虽然搭了披间，堆了杂物，悬垂着尿布被单，但多少还有点光亮和回旋余地，而另一边的“商住两用”，却就更加地阴暗和逼仄了。底层商家在山东路上开了店，而上层住家的门洞，则一溜地开在了弄堂里。进门便如进洞，一片漆黑。若不开了灯，陌生人休想摸着了楼梯，感觉倒是与迟到进入了大光明电影院的影厅无异。
弄堂是老而又老的了。从我十来岁时这两排房就总是修，总是修。小修时一个门洞一个门洞地敲打，弄堂口总有人在搅拌纸筋石灰，黄白色的水一滩一滩地溢出来，沾上我们的鞋，带上我们的楼梯，让我们回家后挨骂；到大修时，弄堂两边都搭起脚手架，碗口粗的毛竹，用青黄色的竹篾绑住，遮天蔽日地令弄堂终日昏昏然，可那时就是我们的节日了。
我们会欢天喜地地玩捉迷藏，在毛竹间鱼一般地窜，决心身为“强盗”而决不让“官兵”捉住。女孩子跳橡皮筋可以不用轮着举起皮筋，两根毛竹间每个人可以尽情地跃个痛快。更多的活动是捡起一根稻草绳，比我们的辫子还粗的，两端系于一根横着的粗竹上，弯弯地垂下的绳，就成了我们最惬意的秋千了。
十三四岁那年，我抱了小我整十岁的小弟阿毛下楼去玩。我捡了绳，做了秋千，把满心欢喜的阿毛放上去，教他两手抓住两边，然后推动了他。他晃悠着，格格地笑，然后突然一下松了手。我扑上去没有抓住，他仰面跌到了地上。
地面是石子，花岗岩。铺就的路叫“弹格路”。阿毛的后脑勺摔在弹格路上。他嚎哭起来，脑后突起了一个包。因为地上有很多的垃圾，草绳篾片灰土之类的，所以没出血。我使劲地揉他脑后的包，力图使它平复下去，同时谆谆教导反复叮咛兼之作出种种允诺道：回家不要告诉妈，姐姐以后再抱你到弄堂里玩，还带你去外滩看大轮船，还买糖给你吃，软糖，奶油糖。
可以告诉哥哥吗？阿毛抽噎着问。不可以。 可以告诉朱伯伯吗？朱伯伯？朱伯伯是可以的。朱剑秋未见得有太好的好脾气，但是对孩子很耐心。 小弟阿毛幼时口齿不清，叫“伯伯”与叫“爸爸”浑如一体，朱先生对此十分满意。阿毛会走路后总是钻进他的夹板房，尤其是用餐时分。朱剑秋每每见到他，总从自己的饭碗里挖出最精华的那部分来，诸如一片肥肉、一夹子蛋黄等等，填进他的嘴里，直到有一次阿毛终于喉咙里卡上了一根鱼刺送进山东路南头的仁济医院为止。
他有两个女儿，但是都随着朱师母住在扬州乡下。他年轻时也在扬州，不过是在城里，当教师，教语文和历史，乡下的妻子女儿不跟随他。日本人来了他就从扬州走了，一人闯上海，从此成为上海人。上海地方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单身汉”，并不是没有家小，只是家小都在老家而已。朱先生每回一次乡下就见女儿们长高一截长大一圈，从小只与亲娘相依为命的女儿们也就不跟他太亲。他更多的时间在我们山东路的永乐里，每天跟我们这批拖了木拖板从一人宽的楼梯上奔上奔下的孩子们相处。他把他对孩子的喜爱给了我们。
曾经住过后厢房的吴家母子，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是一个老板养着的外室。那老板偶而来看看，戴一顶铜盆帽，永不让人看清脸面，贼一样地进出，我们被父母告诉道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吴家伯伯，即吴家小哥哥的爹爹。吴家小哥哥刚搬来时才满月，后来愈长愈可人，到五六岁时，秀秀气气地惹得一条弄堂的阿婆阿妈阿姨都爱他，他的口袋里爆米花就从来都是不断的。朱伯伯一度也格外地疼他，因为他小小年纪居然还可以与他对上几奕，据他后来回忆说，这小子，下棋肯动脑筋，是个棋苗。于是，即便朱先生正在他的八仙桌上自己跟自己下棋--- 我现在明白那是在研究棋谱--- 我们都懂得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去烦他的，可是白白净净的吴小哥，却是可以进入他那夹板房并且站到八仙桌的一边的。
其时朱先生正与红娣阿姨同居着。红娣阿姨是在“大世界”里跳舞的舞女，与同在“大世界”谋生的棋手朱先生相识并一定是相爱了，于是就进入了我们山东路，永乐里，２１４号，三楼，夹板房。我记忆中的红娣阿姨漂亮极了，好像是一张很是饱满的鹅蛋脸，雪白雪白的，人长得很高，腰肢细细地，走路扭扭摆摆，蛇一般。红娣阿姨进驻本楼的时间好像不短。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打电话向已迁居浦东新区高层大楼的我家老母谘询，老母很肯定地答复我道，四年，从解放前一年到解放后三年。关于弄堂生涯的记忆，老母总是很精确。
但吴家小哥哥很快就在弄堂里失宠了。原因盖在于他做了一件在阿婆阿妈阿姨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趴在朱先生家的夹板门下，从离地约有一指宽的缝隙里往里瞧，看到了红娣阿姨的“雪雪白的大屁股”。 看见就看见了罢，吴家哥哥还很激动和执着，一直趴到红娣阿姨开了门出来倒水。红娣阿姨出门见到了狗一样卧着的小子，曾经惊问，吴小哥则坦率地发表了感想：红娣阿姨的屁股雪雪白，介大，好看得不得了！” 听说朱先生倒并不太在意此事。“小孩子嘛，懂什么？不就是说你好看么，算了！”他对勃然大怒的红娣阿姨说过。可是被赞赏过的红娣阿姨当时很冲动，还是找了吴妈告状，还是在楼下弄堂里的水龙头前公布了小哥的劣迹。或许她也没有料到，从此永乐里的每个人看见吴小哥都会忍俊不禁地笑，他口袋里的爆米花从此绝迹。不多久，吴家母子搬走了。据说红娣阿姨后来很后悔。“我该听朱先生的。”她常说，“他总责怪我。”
第三章
十余年后，公元一九六六年，吴小哥回来过一次。
朱剑秋届时刚沦为“牛鬼蛇神”，白天在就职的上海市体委象棋队接受批判，夜间则被里弄里的一个叫什么“炮司”的造反派组织命令“不许乱说乱动”，“随叫随到”，隔三差五地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到附近的几条弄堂里去游街挨斗。永乐里就是这个时候改名为“永斗里”的。我那时正在学校里等候毕业分配，某个星期天回家，在２１４号的门洞口见到了墨汁淋漓的大字报。我很认真地读，方知这位曾经担任过黄浦区的政协委员，因而一度备受全弄人敬重的朱先生，竟然曾经参加过***。在那个时候，光凭这，就够得上个标准了。
晚间，老母从锅里铲起四条煎好的小黄鱼，嘱我给隔壁的朱先生送去。“他家来客人了。”她说，“记得吴家小哥吗？他后来读了哈尔滨的军校，后来在南京军区当了军官了，最近派到上海来做军宣队了。专门来看看老邻居老地方。”“这个时候来……”我想起了门洞上的墨迹未干。 “人家才不在乎呢，”我妈说，“下午就来了，一直坐到现在。给朱先生说了政策了。说朱先生当年在' 大世界' 是集体报名加入***，老板作的主，不算什么大问题的……谢天谢地，还好他来说一说，要不然，我看朱先生是要上吊的了。”“怎么了，朱先生？” “几天都没见他下棋，坐在房里像段呆木头……还好来了客人，还给他讲了政策，”我妈说，“人家当了军宣队了，专门搞运动的，懂政策。”那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懂得政策就是生命。
我在朱先生的夹板房里看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他正在那张八仙桌上与朱先生对奕。“你连走了三步错棋，”朱先生说，“我给你说说。”一如既往地，正如他自从担当了少年宫的象棋指导教师之后，常把一些小棋迷带到他的夹板房内进行个别辅导一样，朱先生将棋子搓乱，有点象当下搓麻将似地，将棋局重新排开，然后回忆出刚才对奕过的那一局，一步一步地为那魁梧的军人讲解起来。
他有这样的特异记忆，可以将无论来去多少回合的棋路一步不差地重摆出来。他都没有理会到我给他端来了什么。一论棋，他会把什么都忘记。那军人也只是抬起头，对我礼节性地笑了笑。他当然也未必想得起我是谁。我发现他依然白净，虽然身高马大。
第四章
在一条那样的弄堂里住久了，无论赵家钱家孙家李家，无论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互相间都会知根知底到一片赤诚，谁都瞒不过谁去。比如我们楼下的亚珍她娘，解放前做过“玻璃杯”，现在叫陪酒女，全弄堂都知道，后来得了子宫癌，大家都说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比如那排石库门房里有个叫荷花的，小时候给卖到四马路“会乐里”的妓院里，因为长得太难看，所以只好做个端洗脚水倒马桶的丫头娘姨，结果到嫁进我们弄堂里来时，经丈夫验证，还是个正宗黄花闺女，正应了她名字里“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比如说２１０号上上下下两层住的是印刷厂老板兄弟两家，老大家的娘子虽然漂亮，但娘家是徐家汇棚户区里的拉老虎塌车的，而老二娶的虽然有点跷脚，娘家却开绸布庄，带进来的嫁妆正好补全了夫家印刷厂多年的亏空，等于是救了全家老少，所以跷脚走进弄堂里眼睛总是望着天而且从来不跟任何邻居打招呼，一派凯旋的功臣模样。
比如朱先生跟红娣阿姨住在一起四年之久而乡下的朱师母并不知晓，但终于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了，两个人只好分开，红娣嫁了一个当干部的，在昆山附近的，接二连三地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等等。弄堂的狭窄空间，藏不下太多的隐私的。也并不是容不下一点点秘密。有些秘密半露半掩。比如朱先生一入冬就穿上棉衣棉裤，很合身，很干净，松蓬蓬地让他好像胖了许多。到次年春末脱下，因为穿了一冬当然脏了显旧了，硬绑绑地如层壳般一直套到五一劳动节后才肯脱下，但自会有人为他拆洗重缝，次年他还是可以穿上松蓬蓬的。做这一切的，是已经另适他人的红娣阿姨。这秘密，老邻居我妈是清楚的。但是这洗过的重缝过的干净衣裤是什么时候送来的，那脏了的板结了的又是什么时候送过去的，秘密联络方式接头地点，那就谁也说不上来了。
大约是八十年代末，我依着常规回娘家去看看，不意间遇到了红娣阿姨。她一见我进门就站起身走。 要不是老母说这就是红娣，我哪里还能认得出她来！她根本就不高，充其量只是个中等身材。是老缩了还是当年从小孩子的眼里看出来的大人都是高个子，我不能确定。她而且不胖，甚至可以说有点黑瘦，让我们牢牢记住的“介大的雪雪白的屁股”不知是昨日黄花呢还是某种幻觉。我相信是前者。时光过去了四十年了，差不多是一世人生了。
老母指着桌上的一个小包裹说，她听说朱先生一直在写书，就是那本什么“鬼”的书，坐得痔疮都发作了，就特意做了几条内裤，细布，大裤档的，送来。事先没约好，朱先生由隔壁“黄牛”陪着，去医院看病了，没遇上，只好放我们家了。
老母接着笑谈道，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哪，她陪了小儿子和毛脚媳妇到上海来买结婚家俱，送东西给朱先生，是偷偷溜了出来的。然后老母说，他们全家人，都不知道她以前的经历。前几年开放了，两个女儿在家里学跳交谊舞，跳得乱七八糟，她看得实在难过，就更正了她们几步，把两个女儿都看呆了，说是姆妈呀，你还有这么个水平呀，我们怎么从来也没有看出来呀……这个红娣啊，刚才跟我说起这些笑得肚皮痛！
红娣阿姨嫁人后，朱先生的夹板房里，再没有进过女人。朱师母当然来过。总是有事才到上海，比如两个女儿要嫁了，来买嫁妆。比如女儿的女儿生了病，到上海来开刀。事办完了就走。
永乐里２１４号三层 夹板房是朱师母的驻沪办事处。 朱师母病卒于“文革”期间，患的是糖尿病。医书教导我们说，那病通常是富贵病，发达社会的都市人吃得太好太多又动得太少就容易得。终生在贫寒和劳作中. 完成抚育两个女儿之天职的朱师母何以会与糖尿病结缘，实在让人费解。朱先生从此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鳏夫。他的生命里，只剩下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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